“白裙红衣的姑娘桥上婀娜
这一方风土名曰摩梭
日出而作，岁月如梭
那传说本不属于我”
——歌曲《泸沽寻梦》
第一次听说泸沽湖旁的摩梭族，是通过一首名叫泸沽寻梦的歌曲。歌中的曲调、飘逸的歌词和清澈的人声使我对那个梦幻般的地方心驰神往。生活在泸沽湖附近的摩梭人以盛行母系家庭和两性异居走访制(也称“走婚制”)的婚姻家庭制度而为人所瞩目。拍摄于 2001 年的民族志纪录片《三个摩梭女子的故事》 就以摩梭族的女性为关注对象，透过她们的生活经历，展开了一幅母系家庭的生活图景，虽然没有明晰的情节而只是零散经历的拼贴，但真实的记录已足以给人启示。达史拉措来自一个典型的摩梭大家庭，她在摩梭的风俗中成长，又在成年之后嫁给了一个汉人，民族习惯的不同导致二人之间发生了许多冲突。阮苦达度是 一个典型的老摩梭人，已经年逾 80 岁，只会说摩梭语。她经历了摩梭社会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传统形态到文革推行一夫一妻，再到改革开放的全过程。车拉措是泸沽湖边的一个民族导游，亲历了旅游开发与现代生活对摩梭社会的侵蚀。她们三个都是摩梭人社会变迁的见证者，从他们的经历中，我们不难发现摩梭人母系家庭与集体生活的特点以及他们正面临的挑战。摩梭人的社会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他们的“大家庭”和“集体生活”。人类学者一般将家庭分为核心家庭与扩展家庭两类(费孝通，1982)，摩梭人的 家庭组织可以被归为母系扩展家庭(和钟华，1998)。对于摩梭族而言，家庭这个词与共同生活的十几口人构建起了密切而不可切割的联系，他们的概念中没有 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只有共同居住和生活的大家庭，并且他们对此十分看重，而 一个人是不可以离开家庭单独存在的:达史拉措的第一个男朋友是汉族人，在他的眼里，将要结婚的女方带回家是 十分正常的事，但达史拉措坚持说，如果要带她走，就必须把一大家人十几口人都带走，她自己不可以一个人离开，于是他们因此分手了。走婚制则是家庭生活的另一面，没有一对一的小家庭，也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双方凭借个人感性构筑浪漫之爱，男女双方不娶不嫁，夜合晨分，白 天各自生活于自己的母系大家庭中(和钟华，1998)，一家人共同养育子女，有 时孩子甚至不知道谁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大家庭与走婚制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摩 梭人的婚姻家庭制度。达史拉措的父亲直言，在大家庭里，姐妹们和男人共同劳 作，有难同当，没有任何精神负担。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在当代，父权制同资本主义一道构成了压迫当代女性的制度基础(上野千鹤子，2020)，通过核心家庭这一途径，女性的家庭内劳动近乎被视为是无偿的，而父权制又给予这种分工和压迫以文化和价值上的合法性。然而传统摩梭人的家庭生活，既没有父权制，也远离资本主义，更没有二者的合谋。这首先体现在话语的建构方面，摩梭人的语境中，女性从来不是被物化的对象。一位摩梭人说到:“看女人不要看脸，摩梭人没有处女这个概念，看人不能这样看，不尊重妇女就等于不尊重自己的母亲。”他们没有对女性的苛刻要求， 反观当代社会，“美丽恋人”、“贤惠妻子”、“要彩礼要豪宅”等话语无不希望将女性角色构建成男权社会所希望的样子。这种话语还反应在婚姻关系中，达史拉 措并不喜欢“老婆”和“丈夫”的称呼，“如果我听见别人说我是谁的老婆，我 会特别不舒服，我不是他的，他也不是我的，我是我，他是他。最多我会告诉别 人，他是孩子的爸爸”。就像“我是我，他是他”一样，摩梭人拒绝成为某段两性关系中的附属品， 他们的走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任何一个现代人口中的“自由恋爱”还要自由。他们重视的是二者之间的情感，没有彩礼与嫁妆、没有对“结婚”成本的精妙计 算，有的只是爱与被爱。在走婚制里，不用组成核心家庭，“白天可以和你最亲的人生活在一起，晚上又可以找到自己最心爱的人”，亲密关系的双方各位独立的个体、各自生活而又相互眷念——而自由恋爱的另一面是有不恋爱的自由，这在摩梭人眼里不过是十分正常的小事，长辈并不对晚辈的走婚有任何要求，“走婚”并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不想走婚就不走”被视如平常，但“不想结婚就不结”恐怕并不是中国家长们的普遍思维。
阮苦达度讲述走婚
话语上的建构深刻反映了他们的性别思想。在生育的选择上，摩梭人并不刻意追求某种性别的孩子，达史拉措在生孩子的时候，一个汉族朋友问他孩子的性别，但她和她的母亲不仅都没有注意到孩子的性别，还对这个问题感到些许诧异。在摩梭人看来，性别也许根本就不重要，虽然女子常是当家者，但女子和男子都是家庭劳动的主力，都能够为家庭和族群做贡献。即便上看上去没有地位的男性， 也能在母系家中成为舅舅之后取得很高的地位。摩梭人也并不在乎“男人/女人 就要有男人/女人的样子”，车拉措故意打扮成男子在乡亲面前表演，收到的不是鄙夷与质疑，而是好奇与赞美，而现代社会，我们不难看见类似“娘炮”之词对 跨越性别边界者的嘲弄。这样的传统生活中，对待人际关系的态度也是去金钱、去物质化的。不会认为女性是男性家庭的从属，也不会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也不会为此索要彩礼利益。达史拉措的父亲直言: “我不是卖女儿，你们高兴的话，你们就 成一家，但我的女儿还是我的女儿”。诚如韦伯所说，随着理性化进程的加快， 现代社会将对可计算、可预测、可控行的要求越来越高(韦伯，2010)，对比之 下，当代结婚时苛刻要求的彩礼、豪车、住房似乎成为了这个理性化社会中物化情感的一个缩影，用金钱交易的爱情令人唏嘘。
达史拉措的父亲
就像一个摩梭男人所说的，摩梭人重女不轻男。从性别人类学研究的三个角度(性别角色、性别刻板印象、性别分层)来说，摩梭人在性别角色上由女性从事维持生存的种植、养殖、制衣等分工，男性从事赶马运输和淘金(李晓斌、陈 斌，2004)，但这种分工并不是绝对的，也没有形成某种性别更强大的刻板印象， 而母系社会中即使存在一些社会分层，但这种分层既不是牢不可破的，也没有使分层中的某些群体受损。如果说前面的集体生活似乎与当代社会所倡导的独立性和个体性有所违背 ——毕竟也许集体的方向会忽视个人的要求——那么摩梭人的性别观念足以让 我们发现并非如此。这个纪录片让我不禁思考，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什么是真正的先进与落后，什么又是真正的性别平等?现代化进程中，被视为先进的性别平 等、自由的观念与被视为落后的农村、草房在摩梭族人处集合在一起。当代人苦 苦追求的价值，似乎被一个不起眼的山区角落里的人们坦然地看破、并习以为常的接受了。随着近些年的旅游业发展，摩梭族的传统田园生活也遭受到了外来力量的冲 击，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摩梭人要面对外来者的族裔中心主义。一个人常常会从自己的角度出 发，以自己文化所创造的价值和思想为正确者，慕名而来的游客带来的是非摩梭 族的思维方式，以“核心家庭”、“一夫一妻”的经验去理解摩梭社会。达史拉措讲述了他在旅游业中遇到的事情:“总是有游客问我:哎，你们摩梭人还走婚吗? 当时把我气死了，我就告诉他:你们还结婚吗?!”就像对于汉族人而言小家庭 是默认的选项，对于摩梭人来说，走婚而非结合成小家庭是无需多言的，两种观 念的交锋也造成了一些矛盾。第二，外在社会的父权暴力也对母系社会造成了冲击。一方面，许多游客指责摩梭男子在家庭生活汇中没有地位，另一方面，一些男性游客将父权制中“性的购买”的一套逻辑带到泸沽湖，以为花费价钱就能与摩梭女子“走婚”。这类思想不仅是以族裔中心主义的思维面对摩梭社会，还站在父权社会的基础上对摩 梭人造成了语言和思想的暴力。第三，经济的越趋理性化也正在对摩梭人母系文化的经济基础和思维造成冲击。摩梭人母系大家庭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要求土地和劳动力高度集中的产物，但随着婚姻改革和计划生育，母系家庭正在小型化，妇女的地位也受到冲击 (徐斌，2006)。前面提及，摩梭人不希望情感与交往被金钱左右，但游客们花 钱购买服务的做法在他们看来也是天经地义的，由是在二者之间产生了张力。车 拉措的弟弟表示:“我接待游客是心甘情愿的唱歌，你不能说给我钱来要求我唱 歌。”便足以一窥他们所面临的挑战。这部影片摄于 21 年前，而最近几年，这个纪录片重掀热度，并且在豆瓣上获得了9.2 分的高分，这无疑与近年中文互联网上大量有关女权的讨论有所关 联，当许多接受了现代性的洗礼、被社会结构压制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之下的当代人被性别歧视、利益算计、结婚生子的话语萦绕时，《三个摩梭女子的故事》 让我们看到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们另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这个淳朴的村庄，人与景色相濡以沫，在现代性喧嚣着的裹挟中，成为了当 代人的又一个精神寄托。不论是母系社会、集体生活还是前现代遗留下的淳朴自 然，都是如今难得一见的风貌，不妨说，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现代人的精神乌托邦。
参考文献
费孝通，1982，《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天津社会科学》第 3 期。费孝通，2010，《乡土中国》，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和钟华，1998，《固定专偶走婚———永宁摩梭人婚姻的当代变迁》，《浙江学刊》
第5期。李晓斌、陈斌，2004，《摩梭人母系婚姻家庭的现状及未来趋向分析——以永宁乡八珠村为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 1 期。马克斯·韦伯，2010，《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简惠美、康乐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野千鹤子，2020，《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邹韵、薛梅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
作者 柏晓重 编辑 胡潇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