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th Dike, M. (2021).“The Machine Does It!”: Using Convenience Technologies to Analyze Care, Reproductive Labor, Gender and Class in Urban Morocco. Economic Anthropology 8(2): 311-325.
本文的作者M. Ruth Dike于2021年在美国的肯塔基大学取得了文化人类学的博士学位，目前为路易斯维尔大学人类学专业的教授助理。她的研究聚焦于应用人类学、饮食人类学与性别研究等方面。在本篇学术研究之中，作者深入研究了在性别与社会阶级的两个视角下，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技术是如何影响摩洛哥城市家庭的再生产劳动（reproductive labor）的。在我看来，本文有效加深了读者对家庭进行再生产劳动的分配逻辑与原因的理解。从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出，再生产劳动是一种有长久历史基础的女性化劳动，并且支撑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作者在文中所提到的再生产劳动，在广义上被定义为与照顾家庭角色（包括但不限于洗衣、烹饪、育儿等方面）相关的无偿或有偿劳动。再生产劳动的主体性，是指身处不平衡的权力关系之中的各方主体的观点、期待等主观感受。再生产劳动帮助工人阶级维持家庭的稳定，因此这样的再生产劳动对资本主义的维系至关重要。然而，世界各地的女性所从事的家庭再生产劳动经常被有意无意地贬低，并且存在被排除于政府对劳动时长的统计数据之外的现象（Kan et al.，2011）。此外，作者发现，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大多数关于再生产劳动的研究，会使用定量的方法进行，并预设多种预期的研究对象的反应与感受，但一方面，预设的答案与选项可能不足以覆盖真实情况，另一方面，这样的研究大多属于横截面研究，缺少时间维度下对于不同变量变化趋势的研究。为了进一步研究上述的诸多问题，并在研究方法上查缺补漏，本文采用了一种较为精细的民族志的方法来探索家庭中的再生产劳动，以期尽可能充分地覆盖研究对象多样化的观点与态度，并揭示他们产生这些观点的原因所在。作为本文研究的另一大重心——便利技术，是指使日常的再生产劳动更方便容易、能够减少劳动强度、节约时间的现代科技技术。本文对便利技术的主要关注点在于洗衣机，因为洗衣机已成为一种具有民族志意义的便利技术——过往的研究表示洗衣机对人们的日常再生产劳动产生了有进步意义的影响，并被广泛接受（Ghannam，2013）。在研究方法上，作者使用了民族志的调查方法，在摩洛哥实地居住了约17个月。在这17个月中，作者使用目标式抽样的方法选择了53名已婚成年的摩洛哥男女进行了深度的访谈，并在访谈过程中都使用当地语言。除此之外，作者与4个不同的家庭分别居住了一周以上，以了解从工作日一直到周末的每一天家中到底是谁在进行再生产劳动。此外，作者要求这4个家庭都将其当作家庭成员，而非客人。这意味着作者会在调查过程中参与照顾孩子、做饭、清理桌子和打扫卫生等工作。同时，作者也使用了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的研究方法，分析并编码了其访谈中出现的笔记和录音转录。扎根理论通常在质性研究之中使用，其一般逻辑是在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使用该方法的研究者在研究开始之前一般没有理论假设，相反，是直接从实际观察中入手，从原始的一手资料中归纳出理论。因为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所以叫做“扎根的”理论。综上，我认为该研究方法在其分析逻辑上与该研究是十分贴合的。本文的部分研究对象如表1所示，其中记录了作者在访谈过程中接触的主要访谈对象及其家庭情况，其中夫妻的名字部分采用假名处理，有一些个体未进行姓名的记录。年龄的记录与名字记录的顺序相对应。表中也记录了是否拥有房产，是否拥有洗衣机，家庭经济状况等对本研究来说较为重要的变量。
其一，本文指出便利技术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再生产劳动价值的贬值。当作者采访中上阶层的夫妇Boushra和她的丈夫Ilyas时，作者先向作为妻子的Boushra提问：“家里谁最常洗衣服？”Boushra下意识的回答到：“这是洗衣机的工作”，在停顿了一下之后，又补充道：“我也会帮忙”，然后哈哈大笑。根据她后续的回答，作者了解到她不仅是为自己，也会帮助她的丈夫和他们17岁的女儿使用洗衣机洗衣服。在这次访谈的一个月之后，作者采访了Boushra的丈夫Ilyas，并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而Ilyas的回答全程只有简洁的三个字：“洗衣机”。他完全没有承认他妻子在洗衣工作中的贡献，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他妻子的再生产劳动。经过访谈，作者发现类似的认知差异普遍存在。由此可以发现，基于洗衣机的普及，现在的摩洛哥人会将洗衣服所涉及的劳动视为“轻松的”，并倾向于将实施劳动的主体从人迁移到洗衣机。在这样的过程中，便利技术导致了再生产劳动的贬值，并进一步导致对摩洛哥妇女的伤害与价值忽视。
其二，便利技术虽然能通过向男性和儿童开放相对简单的再生产劳动，比如洗衣服，来帮助摩洛哥女性，但是，由于男性经常拒绝从事其他相对复杂的再生产劳动，这一对简单劳动的开放行为，反而强化了复杂的再生产劳动主要是女性责任的观念。在访谈30岁的摩洛哥女性Fatiha一家时，作者发现尽管她的丈夫自愿每周洗衣服，但他却拒绝做除洗衣以外的任何其他家务活，从而强化了再生产劳动是法蒂哈的责任的观念。同时，在采访65岁的摩洛哥女性Karima一家时，她的丈夫即使每周不止一次洗衣服，但他也不会每周挂一次以上的衣服。作者认为，这是她的丈夫在为自己目前所做的再生产劳动划定界限，向大家宣布他不会再做更多了。在这一点上，除了男性在划定界限，其实女性亦然。Karima在访谈中承认自己对和她丈夫在厨房里共事感到不舒服，并将其归咎于厨房的大小。但实际上，Karima可以接受和她的两个女儿一起在厨房工作。可以发现，再生产劳动的划分也对家庭内部空间产生了直接的性别影响：厨房是女性的空间，男性在其中不受欢迎。
获得便利技术被视为一种阶级的象征，是因为这些技术需要花钱，并具有布迪厄所说的象征资本。随着摩洛哥的经济进步，时至今日，便利技术已不再是稀缺资源。但放在过去，拥有大家都没有的洗衣机，搅拌机等物确实是身份的象征。在对39岁的摩洛哥女性Aziza的儿子Ashraf（19岁）与丈夫Hassan（60岁）进行访谈时，作者发现Ashraf与Hassan对便利技术的珍贵程度具有不同的理解：年轻的Ashraf认为这是随处可见的，而年长的Hassan仍旧对过去手作果汁而非使用搅拌机制作果汁的日志印象深刻，并对现在能随意使用搅拌机的日子感到一丝庆幸。这种时代维度上的变化，是量化的横截面研究所难以观察到的。另一个有趣的发现，在于便利技术的出现，可以通过影响“手”的生理形态，来形成一种区别社会阶层的指标。研究发现，摩洛哥最贫穷的一群人无法承担购买洗衣机的费用，他们必须手洗衣物，因此他们的手是最粗糙的；对于下层中产阶级来说，虽然有能力购买半自动洗衣机，但他们仍然必须用手亲自完成添加洗衣水，晾晒等流程。中上阶层和最富有的阶层很少用手从事体力劳动，他们有能力购买一台冷热水直接流入机器的自动洗衣机，或是花钱请别人为他们洗衣服。因此，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摩洛哥人，他们的手更显得“白皙美丽”。
本文分析了便利技术是如何影响摩洛哥人的性别角色和社会经济阶层的。作者从家务劳动的角度看待再生产劳动，通过探究再生产劳动何时构成家务劳动，以及在特定背景下如何评价这种转变，赋予了再生产劳动以时代背景下的现实性。从结果来看，便利技术有时可以节省时间和劳动力。然而，“便利”的体验是高度主观的，不同的人通常因为性别和阶级差异而收获不同的体验。便利技术通过使男性和儿童能够完成“轻松”的洗衣工作分摊女性的重担。然而，便利技术也通过造成女性再生产劳动的持续贬值而伤害女性。此外，便利技术也加强了社会经济阶层，因为它们需要经济资本来购买，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护家庭的声誉。引发我联想的是，在19世纪，“分离领域”（separate-spheres）的概念随着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兴起，并逐渐制度化为一种社会文化霸权（吴心越，2019）。它强调男性应该外出工作，并成为领取固定薪资的雇佣劳动力。而女性，则应该留在家庭中承担家务劳动以及养育子女、照顾老弱的责任。也正如摩洛哥面临的状况一般，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再生产劳动的性别区分其实得到了一定的强化。而在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却依然有实证研究证实，在当前的家庭养老中，女性的投入程度更高（吴帆，2017）。在学龄前儿童的照顾中，母亲的照顾负担过重，父亲的照顾普遍缺位（吴帆、王琳，2017）。这或许可以说明，国家体制的区别不是造成再生产劳动中男女性别差异的根本性原因，仍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值得我们探究。吴帆.(2017).中国家庭老年人照料者的主要特征及照料投入差异--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分析.妇女研究论丛(02),5-13.吴帆 & 王琳.(2017).中国学龄前儿童家庭照料安排与政策需求——基于多源数据的分析.人口研究(06),71-83.吴心越.(2019).市场化的照顾工作:性别、阶层与亲密关系劳动.社会学评论(01),75-86.Ruth Dike, M. (2021).“The Machine Does It!”: Using Convenience Technologies to Analyze Care, Reproductive Labor, Gender and Class in Urban Morocco. Economic Anthropology 8(2): 311-325.Yee, M., Sullivan, O., & Gershuny, J. (2011). Gender Convergence in Domestic Work: Discerning the Effects of Interac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Barriers from Large-scale Data. Sociology,45(2), 234–2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