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4日上午，来自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的余成普老师为我们带了题为《地方道德世界中的器官移植：田野视角的价值与意义》的讲座。

余老师首先就今年暑假他带领学生在湖南侗族聚居区做的田野调查研究经历作为开场。他提到他的几个女学生为了拉近与当地老乡的距离而拿起了香烟。孰知，这点令反而令当地老乡感到讶异，认为女大学生不应该吸烟。当余老师把缘由与他们解释后，他们才明白原委，但仍然觉得女大学生不应抽烟。因此，余老师提出了田野研究方法并不能一概而论，而是应该因地制宜，才能有的放矢。

然后，余老师结合自己的经历，向我们阐述了他选择器官移植作为其博士后的研究课题的原因：由于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血液捐赠的，受到器官移植新闻的启发以及身处广州这一器官移植比较发达地区等综合因素的影响，最终他选择了器官移植作为他博士后研究课题的研究方向。

但是当研究课题选定后，随之而来困扰他的则是如何进入田野调查的现场。由于这一话题比较敏感与隐私，无疑给田野调查带了许多困难。他通过网络找到了二十五身处广州的从事器官移植相关工作的医生的电子信箱，并给他们发送了邮件，阐明了自己准备做一个关于“器官移植病人手术后的生活质量”相关内容的课题研究。此后，有五位医生给了他回复，其中一位还留了联系方式，并约其见面。

见面后，余老师发现整个科室都是他的老乡，因此他也得以顺利地进入田野调查现场，与三十多位病人进行访谈。而整个调查过程也是比较顺利的，许多病人愿意与其倾诉其生命历程以及患病与器官移植后的种种事情。余老师特别指出，在整个田野调查过程中，空间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他的学生选在在医生办公室与病人进行访谈，囿于环境因素的影响，病人不大肯告诉别人其生命历程。而选择在病房里进行访谈后，病人则愿意与别人倾诉自己的故事。

通过与三十多位病人的访谈与调查，余老师完成了《器官移植病人的后移植生活：一项身体研究》的博士后论文。并获得了好评。此后，广州军区总医院的某位医生找到了他，想让他参与器官捐赠的一个国家重大课题的研究。通过此次研究，余老师对器官捐赠有了更深的理解与认识。

最后，余老师谈及了器官移植与器官捐赠的理论回顾与文献研究。他认为：与其他不同，无论是话题的敏感性，以及田野调查与文献的受限，应当从不同角度来看待这一话题；其理论基础是“机械论”，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前提和认识论基础，并镶嵌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中。这些不仅是技术，而且还是一套完整的文化理念。针对器官移植病人的后移植生活，余老师则提出了“抗拒的身体”、“被管理的身体”、“隐喻的身体”与“全球化下的身体”的见解。余老师认为“身体是作为生物和文化的双重存在”；“器官移植技术治疗的仅仅是生物性身体，移植只是治疗，而非治愈”。我们应当关注“器官移植”背后的社会与文化问题，思考背后的成因。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詹梅老师、社政学院的潘天舒老师以及社政学院的陈虹霖老师以及社政学院的朱伟老师也参加了讲座，并与余老师一起与同学们展开互动和交流。

               复旦大学2013级人类学研究生 沈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