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18:00，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詹梅教授的“理论性别”系列讲座在文科楼1004拉开帷幕。第一场讲座主题为“实践主义，立场主义，后结构主义”（Theorizing Gender：empiricism，standpoint，poststructuralism）。
讲座开场，詹老师先介绍了科学技术研究（STS，Science andTechnology Study）产生的社会背景。美国科学家、“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对于二战中使用原子弹的反对引发了对于科学性质的讨论：科学是不是中立的？科学体现的是哪一种价值观？冷战时期，军事工业快速发展，大工业企业的发展也带来环境污染的加剧。20世纪60年代，一场声势浩大、争取少数族裔和女性权利的平权运动在美国展开，反越战、反文化运动、反生物医学体制等运动也随之出现，许多人开始转向研究东方医学，寻找资本主义生物医学体制之外的另一种生活方式。STS，科学和技术研究，就诞生于这个时期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讲座所讨论的四篇女权主义文章写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之间，代表了女权主义的科学技术研究（Feminist STS）的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立场和观点，不同文章之间的区别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学界慢慢演化的过程。
詹梅老师指出，女权主义的科学技术研究深受马克思主义各学派的影响。女权主义加入STS研究是在20世纪60、70年代，而人类学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90年代初加入。不是所有的女权主义理论都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马克思的理论是女权主义中的主流，女权主义也是STS研究中的主流。马克思提出生产分工（division of labor）和劳动异化（alienation of labor）的概念，生产分工指的是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分工，他认为性别分工发生在这之前，但并不认为其具有理论意义。女权主义学者借助马克思的方法来重新认识马克思的理论，认为应该让女性参与到科学研究中来。1980年代立场主义的女权主义则认为，不仅需要有实践，还需要有相应的女权主义的视角和思想体系（ideology），否则即使更多的女性参与科学研究，也无法改变科学研究的现状。1990年代，以Donna Haraway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学者对女权主义STS进行了进一步的创新，提出所有的理论都是情境化的。女权主义的科学技术研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观点，反映的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女权主义者对现实不同的关注的思考，和对于理论和实践、抽象与具体之间关系的重新探索。
那么，为什么科学研究需要性别视角？詹梅老师认为，首先，女性的经验和视角，包括实践、意识形态和理论，对于科学研究大有助益，然而历史上，科学是男性的科学，女科学家在男性主宰的科学实验室中几乎得不到尊重。Evelyn Fox Keller为“跳跃基因”的发现者、女科学家麦克林托克所写的传记中清楚地记述了她在几乎全是男性科学家同事的科研环境中“孤军奋战”的过程。麦克林托克在20世纪50年代就向科学界介绍了自己杰出的研究成果，但因为她的性别一直遭受主流男性科学家的排挤和偏见，一直到1983年，她才被颁发了早在30年前就该授予她的诺贝尔奖。基于种种此类现象，实践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在自己的文章中呼吁，女性应该积极地参与科学研究。
Hilary Rose在她的文章“Hand, Brain, and Heart: AFeminist Epistemology for the Natural Sciences”中就指出，第一次劳动分工是男性和女性的分工，而不是脑力和体力的分工。她的文章持实践主义（empirism）观点，认为科学研究对于女性的排斥导致了科学知识生产的片面，女性必须参与到更多的社会活动中来。20世纪60、70年代的女权主义有重实践、轻理论的趋势，Rose认为女性的特殊需求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女性的加入能够还原人性、治愈劳动的异化，并使抽象的批判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理论变得有关怀。在她看来，抽象化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实践一旦变成理论，就会抽离实际经验。
而20世纪80年代，立场主义（Standpoint）理论的女权主义学者，如NancyHartsock和Sandra Harding，则主张女性的经验必须上升到理论层次。Hartsock在她的文章“The Feminist Standpoint: Developing the Groundfor a Specifically Femin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中借用了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研究视角，来审视男性和女性的关系。立场主义认为社会立场影响特定阶级对于社会关系的见解，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更具有认知论上的优势。因而Hartsock借鉴了这种立场论，提出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其实能够认识到自己受压迫的本质，并且认为如果能够采用女性的视角，就能够真正地得到意识的解放。立场主义女权主义理论的特点是重理论而轻实践，和实践主义交叉的地方在于：都认为女性的生产和劳动与男性不同；把女性和母亲对等起来；认为女性的劳动是具体的、主观的；女性群体内部的关系是和谐的。
Donna Haraway于1991年发表的“Situated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Perspective”一文，则是后结构主义女权理论的代表。她对实践主义、立场主义理论的不满在于它们的主张只不过是把“主观”加入到“客观”中去，而并没有反思客观主义本身的问题。实践主义和立场主义对于女性从事感性劳动的假定，并没有从本质上对男权进行批判。Haraway认为立场主义试图达到的理论普遍化是不可能的，不是因为经验太过具体无法上升到理论层次，而是因为理论永远都是特殊的。她认为科学并非价值无涉，西方科学和宗教紧密相关，科学中的许多前设常常就有宗教色彩，并认为文化相对论的结果就是不负责任。科学家处于社会之中，但不是静止地停留在某个立场，而是永远在发展和流动。女权主义的STS研究所关注的不应该是position，而应该是positioning。“Feminist objectivity simply means situated knowledge”，Haraway所提出的女权主义的知识论不仅局限在女性的具体知识和经验上，更旨在通过对劳动分工、权力、二元论的反思，从根本上生产完全不同的知识和现实。她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是情境化的，其颠覆性和批判性比早期的女权主义理论更强，詹老师指出，Haraway所阐述的这种女权主义的客观主义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
詹老师通过梳理和点评实践主义、立场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理论的观点和相互的联系，为在场学生展现了女权主义的科学技术研究的理论和历史发展脉络，詹老师也表示，期待学生在第二场讲座中对于本场讲座内容进行提问，作进一步的探讨和互动。
复旦人类学 陈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