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的讲座的前半部分，Michael Herzfeld教授与我们一同探讨了文化遗产概念以及为什么我们要批判地看待它。我们对于文化遗产都非常熟知，因为大家都在谈论它。外界确实存在对文化遗产话语的批判，但大部分人在谈起它的时候都不会去思考它背后的意涵，而是非常随意的使用它：“噢，那就是文化遗产！”很显然，对于这种现象的回应就是应该去关注：是谁拥有宣告文化遗产的权力，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文化遗产象征着什么，这其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又是什么？同时我们也要关注，评判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系（value system）又是什么？有时候一些老建筑老街道被宣传造势得尤其重要，接着我们也就这么认为了，但我们需要想想为什么会是这样。

Michael Herzfeld教授主要从两条路径来讨论这个问题：一是当我们谈论“文化遗产”时，我们指的是什么；在这之前，我们先回过头来看看“文化遗产”概念的来源。他认为至此，我们已经有充分的证据去说，英语世界的文化遗产与继承概念拥有相同的起源。而这又是与这样一个事实相连结的：即我们当下所理解的民族国家其实是个人扩张的结果，换而言之，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而民族国家就像一个更大的个体，它拥有财产，而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文化。在我们理解文化这个概念时，我们不应该说这个文化或者那个文化，文化不是一个东西，它是一个过程。我们不可以说汉文化、苗文化、英国文化、西藏文化，因为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因为文化的变迁存在一个过程，我们都认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什么，但要是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写下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会发现与国家官方给出的描述有很大不同。所以国家是一个可以集结的定义，但文化不行。尤其在中国，更难从一种普遍的文化观念中提取一个特定的文化类型。

接下来，Michael Herzfeld教授对全球价值等级（global hierarchy of value）问题进行了探讨。此是由Michael Herzfeld 教授首创，并定义它为：由一系列理念组成，包括什么是好的、坏的、正确的、合适的、体面的、道德的等等。我们在世界各地都能够找到文化遗产，从十九世纪开始的西方殖民主义主导的价值评价体系至今还以各种方式延续着作用。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地方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极少数欧洲国家的控制。这些个极少数的欧洲国家向世界各地强行灌输他们的意识形态、道德观念等等。比如，在印度，我们认为种姓制度是完全不同于印度的宗教体系的，但其实这并不正确。大量的证据表明，种姓制度部分的出自于印度宗教体系，并且深受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期道德观的影响。更有趣的是，在英国也有类似的等级制度，但区分等级的关键要素不是金钱，而是文化资本。光是从一个英国人的口语发音，就能够区分出他的等级来。但是谁在决定什么是低等的，什么是高等的呢？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问题，是谁觉得了什么是东方的，什么是西方的呢？Michael教授认为这个世界上存在这一个地理象征（symbolic geography），它由大量的价值等级体系构成。有些人会说，全球价值等级并不存在，因为当我们四处周游时会发现各地是具有鲜明差异的。但是，Michael教授认为这些差异都是非常细节性的，而我们所说的全球价值等级体系并不是精确的，这种模糊性让它无处不在，我们在观察时必须格外的留心。

批判性的文化遗产研究（critical heritage study）已存在了一段时间。两年前，一个亚洲研究组织试图将欧洲与亚洲文化相结合，回答由欧洲和亚洲政府提出的一些问题，比如政府应该怎么看待文化遗产，而他认为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思考文化遗产意味着什么，以及为什么它对政府很重要。当我们这么去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文化遗产与全球价值等级是如此息息相关。比如说，无处不在的黄段子（dirty joke），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那里却不被看作是一种无形的文化遗产。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你可能会说，因为黄段子不太好，但是当你父母不在场的时候，你可能也有讲过几个黄段子。你们中有谁能说自己其实并不享受这些笑话呢？

紧接着，Michael Herzfeld 教授又进一步扩展了全球价值等级体系的意义。它根源于十九世纪的西方殖民主义，至今我们并不认为它已经消失。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例，它本应该是一个全球性的组织，但如果你仔细看一下由他们选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你就会发现百分之七十的文化遗产来自欧洲国家。这些选择是如何形成的？艺术和手工艺品的区别又是什么？Michael教授认为文化阶层和等级的影响至关重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聘请了来自各地的专家学者，一同制定这份世界文化遗产名单。有趣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依据日本和韩国无形文化遗产的在列，向外界说明自己的评判并非西方中心主义。但其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判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理念的指导，不过因为有一部分确实是已经是全球性的理念，这就使得问题变得十分的复杂。

当我们说起维多利亚时期的价值起源时，Michael Herzfeld教授认为它包括三个方面：伦理（ethics）、美学（aesthetics）和语法（grammar）。为什么会有语法呢？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去思考事物的形成，当我们犯错时，人们会说这是不对的，关于对错的评判牵涉到的是一种语言学道德（linguistic morality）。我们确实需要有对道德的理解，这是我们称其为人的关键。但是对于所谓真正的道德体系，你必须要保持批判的态度。有时候人们会故意违反道德，违反规范的语法体系来表明自己的立场，比如说作诗，我们称其为诗性事实（poetic fact）。我们知道偷窃是不好的，但在特定的文化情景当中我们还是会违背道德去做这件事情，这就是社会诗性（social poetics）。比如说，假如有一份文件能够拯救你最好的朋友免于死刑，你会怎么做？你会去偷这份文件。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当你打破规则时，规则变了，道德变了，美学变了当然语法也改变了。而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原来所设置的规则道德美学，都必须因为一些具体的事件而发生改变。因此，当我们知觉这些由西方建构的规则体系应该要被替代时，这是很合乎情理的。但我们应该时刻保持清醒我们在做什么以及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因此，当人类学家们在分析全球价值等级时，我们不是要做道德评判，而是要看到有些规则得到我们的承认、执行，但有时却会被情景性的打破（occasional break），特别是当我们陷入困境时。

而我们所谈到的特定的全球结构意味着在殖民主义的笼罩下，来自西方的任何事物都被看作优于其他地区，这些都可以被理解为象征的地理。在讨论阶级结构时，我们发现上层阶级被看作好的，反之亦然。这种对上下阶层的价值判断，影响到了物理世界对于高低的价值理解。我们倾向于认为好的东西总是更高，这个可以观自泰国的一些建筑文化。但事情也并不总是如此，有时候物理高度的低，却显示着道德上的高尚。除此之外，这种阶级结构的力量还体现在，如果一个在欧洲世界公认的天才做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作品，将会被称为艺术；但如果是其他地区很多不知名的人一起完成的一个作品，就会被称作手工艺品。显然后者的价值被认为要低于前者。

Michael Herzfeldl教授对于文化遗产的批判性理解，结合语言学对全球价值等级的创新思考，都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文化遗产提供了新鲜的视角和养料。

6月9日讲座的后半部分，Michael教授从联系他的田野经历，进一步阐明了全球价值等级是如何具体地嵌入在各个文化场景之中的。就以我们正在开展讲座的教室为例，老师站在讲台上，学生坐在不太舒服的座椅上，老师与学生的位置分布已经象征着一种权力等级关系的存在。而Michael教授说如果他可以要求的话，他更希望大家可以用椅子围成一个圆圈，因为他更愿意把研究生看做是他的伙伴，而不是学生。

Michael教授结合自己的田野经历与观察，谈到了墨西哥的玛雅金字塔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世界文化遗产，而在塔底的石碑上清晰刻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标记，并且塔底的注释是用英语和西班牙双语写成，他认为正是这种语言的使用显示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殖民主义的本质，因为它缺少了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当地人的语言——他们说的不是西班牙语，而是玛雅语。

进一步，Michael教授谈到了空间的士绅化（gentrification）特征，他认为这正是全球价值等级作用下的结果。我们在提及士绅化时，意味着穷人被迫搬离他们原来居住的地方，特别是在一些城市地区。他们被迫搬迁的原因大多是由于难以支付迅速增长的房价，而取代他们的是那些来自更高社会等级的人。以前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有一些人专门通过这种方式来挣钱。如果你是一个建筑投资商，你在一片老街区投资了一大笔钱，期望通过把它重修一番来获利。你心里想的是要赚钱，但是你会跟其他人解释你这么做的原因是想改善那儿的生活水准和品味。但是，那你有想过住在那里的人的感受吗？他们就这样被从原来居住的地方“驱逐”了出去。Michael教授教授认为这并非单纯的城市更新，而是一种阶级斗争的体现。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地都能找到，比如Michael教授在罗马、曼谷和希腊的一些小镇的田野中对此就深有体会，这次他来到上海也观察到了这种现象，所以说值得我们细致探索的案例非常的多。

我们是否可以把这种现象看作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意识形态作用下的结果呢？自由主义认为个人应该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而新自由主义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资源决定是要进步还是衰亡，你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但是你所做的选择都会受到你所处环境的限制，不过你还是拥有自由，你可以尽你最大的能力去使用它。但事实上，大家去实践自由权利的能力并不平等。Michael教授结合驱逐（eviction）现象来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一些人被从他们世代居住的房屋里驱赶出来，他认为这是一种结构性暴力的结果，而这种结构性暴力的源自纯粹的经济原因。有人说，如果你不能保护你自己，那你就应该选择换个地方生活。但是在他看来，这并不是一个自由的选择，这是对自由和新自由主义的违背。如果你没有钱来付房租怎么办？你只能离开；如果你请不起一个律师来保护你怎么办？你没有其他选择，你只能够离开。所以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你遭遇到的就是一种暴力，你没有办法逆转这种处境。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他们的家园，同样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容易面对毒品等社会问题，他们的孩子没有获得良好教育的机会，这种种原因都使得这种暴力体系不断地被重复生产，世代相传。而士绅化作为重新设计城市的一种方式，它同样也是一种循环资金的一种方式。它经常出现在下层社会当中，创造出新的阶级结构（class structure），它改变和重塑了旧有的价值等级体系。但如果你仔细观察那些被重新优化的建筑和居住环境，你就会发现价值等级体系的作用依然很明显，比如说一些酒店的设计理念很大程度上还是来自于西方对舒适生活的定义。

Michael教授在他的希腊克里特岛的一个叫Rethemnos小镇的研究中关注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士绅化问题，另一个就是当地的手工艺者。当地的手工艺品多种多样，有些非常的简单，有些却很复杂。但是所有的这些都遵循着一些价值等级体系，比如加工黄金的人的地位要高于加工铁器的人，因为黄金要比铁更珍贵。但这些工人都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平时都不是非常讲礼貌。Michael教授在他的民族志里详细描述了他们的工作方式，他认为正是由于他们特殊的工作方式使得他们能难去习得和实践一套好的礼仪。而一套好的礼仪规范象征着你是否处在一个高级文化当中。如果你的礼仪习惯很好，那么人们会觉得你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当地人在学手艺时不是靠师傅教，而是要靠自己偷学（stealing with your eyes）。这种现象并不罕见，在日本、意大利和非洲一些地区都能找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手工业者都面临内部资源的有限和外部的竞争，这个时候要学习手艺就必须依靠自己的智慧去偷学。而像在希腊的下层社会中，工人阶级之间是很容易起冲突的，他们吵闹、打斗。但那些想要成为上层社会的人，就会用欧洲上层社会的礼仪规范来要求自己，他们会变得更加的礼貌，Michael教授认为这正是全球价值等级渗透的体现。在中国，这种现象也很常见。比如来自乡下的打工者，他们常常不被友好对待，他们中的极少数成功的改变了命运。这时候他们会更注意谈吐优雅，会开始把自己装扮成中产阶级，甚至更倾向于让他们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这种现象无处不在，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不仅仅关乎金钱，而更在于文化。

Michael教授在田野调查时，希腊的手工艺者总是跟他强调当地手工艺品的独一无二性所赋予的无上价值，这种对个人天赋与创造力的肯定正是根植于欧洲的价值传统。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来想，这也许正反映了欧洲人不具有合作精神。他们总是打架、争吵，他们很难合作完成一件艺术品。Michael教授引用维特根斯坦曾举过的一个例子来说不同的视角决定了我们对事物的理解：这是一副图，图的左边是一个鸭子，但当我们把它顺时针移动九十度，鸭子就会变成兔子。

接着，Michael教授谈到人类学家M. Thompson1979年提出的垃圾理论（rubbish theory），将其作为理解价值等级来源的视角。垃圾理论认为通过循环利用一些废物，这些废物又能够变成有价值的东西。比如现在在一些博物馆里展览的历史文物，很多在当时都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物件，如今却都变成了有价值的东西。Michael教授并非是要批判文物展览，而是希望我们能够去了解这些价值的形成过程。当你把你手中的垃圾扔出去的时候，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如果这些垃圾被收集起来，那么它也很有可能变得有价值。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中，一些原本很不值钱的东西有一天也许会变得很有价值。比如，在你童年时的一些物件，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它就变成了一种收藏品。所以说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一开始可能就是废物，而垃圾理论的意义就在于它向我们展现了那些被看作是垃圾的东西，只要你拥有金钱和资源把它收集起来，它机会变得有价值。Michael教授认为垃圾理论很好的诠释了士绅化现象。

当垃圾变得有价值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Michael教授认为结果存在于一些基础现象的生产中，他将其称之为物质化（materialization）。物质化意味着，一些物件独自存在时可能不具有意义，但将它们集结在一些，并成为一个可以识别的类型时，它们的物质性就更为明显。而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具体化（reification）呢？当我们很抽象的去谈论一些自然界存在的东西时，例如，当一个罪犯遭到控诉时，他辩解道：我并不想这么做，是这个社会逼着我不得不这么去做。社会是什么呢？他需要做的就是要具体化“社会”，将社会变成一个东西。他认为博物馆是实现具体化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博物馆使得一切日常的物件忽然具有了美学价值，展览品的功能从纯粹的实用价值转变成了观赏价值，一些苦工甚至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浪漫化（romanticization）。

最后，Michael教授提醒我们去思考垃圾理论给我们的启示：一些看上去毫无用处的东西，当它们变得稀有或者被收集起来时，它们也许就会重获价值；垃圾理论还帮助我们去思考文化遗产生产的政治，以及为什么全球价值等级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不断发生改变。Michael教授认为这是因为不断有不同的东西在成为文化遗产、在变得有价值。最后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成为文化遗产，关键取决于一套价值评价体系。而垃圾理论的不足就在于在这个创造价值的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agency）的缺失。

复旦人类学 雷婷 根据讲座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