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惘也是磨砺赫兹菲尔德教授本科就读于剑桥考古专业，但他不太喜欢这个专业，觉得学习这个专业是个错误的决定。赫兹菲尔德教授认为他的人生迷惘就此开始。赫兹菲尔德教授给大家提了一个小建议，如果你发现你身处错误的位置时，一定要和别人说，以尽快脱离这种处境。 但幸运的是，赫兹菲尔德教授被自己的父母从这种迷茫的状态中拯救了出来。他的父母为逃避纳粹迫害以政治难民身份在英国居留生活，因此中止了原本属于他们的学术生涯。赫兹菲尔德教授的母亲是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化学教授，是在那个时代凤毛麟角的知识女性, 父亲是学术律师。他们理解和支持赫兹菲尔德教授走学术道路，虽然他们当时并不知道何为人类学。 除了父母的帮助之外，赫兹菲尔德教授也表示自己很幸运能遇到一位好朋友，正是在他建议去参加在塞浦路斯的一个会议上，赫兹菲尔德教授遇到了他后来的博导坎贝尔（John Campbell）。赫兹菲尔德教授在伯明翰大学读完硕士后，就与坎贝尔合作，完成了自己的学习，也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 赫兹菲尔德教授认为，年轻时候的这个迷惘期是他痛苦的经历，但却在有意无意间帮助了自己人类学能力的训练。赫兹菲尔德教授调侃道，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还在受着一样的迷惘的煎熬，不用担心，这些都会对我们自己的人类学研究有所帮助。在赫兹菲尔德教授看来想成为人类学家的人很多都是被社会边缘化的人，且有被歧视的经历，他们有创造式的怀疑的能力。这个后来被他称作「有生产性的不舒服」（即磨砺）。但这对从事人类学帮助很有帮助，若你经历了「不舒服」，你就利用它，别向它投降，然后你对世界会了解更多。田野经历：从雅典卫城到泰国金山寺赫兹菲尔德教授一生田野经历丰富，涉猎甚广，地图上留下了他广阔的足迹。同时他也是个语言奇才，对当地语言的熟练掌握也是做好田野的必备条件。当然田野经历并不会一帆风顺和按照计划发展。田野中总是充满了奇遇，赫兹菲尔德教授以其热情的个性和广博的胸襟，对任何意外事件都能随机应变。希腊是赫兹菲尔德的田野处女地。当时的希腊正处于军事动荡期，这一历史现在正在泰国重演。赫兹菲尔德教授前六个月的田野在 Roads 村进行，之后回英国完婚，再返回希腊继续田野。但这次的田野工作进行的并不顺利，在希腊第九天，当局政府便限赫兹菲尔德教授和妻子六天内离境。他们就在迁到罗马，观望希腊态势。离境第三天，希腊军政府即倒台。赫兹菲尔德教授和妻子这才得以返回。而在这期间赫兹菲尔德教授妻子的手包被偷，护照等物件也都丢失了。但他们却感觉这才是婚姻的真正开始，生活和工作逐渐融为一体。结婚后，赫兹菲尔德教授之所以决定回希腊继续田野。因为之前只进行了六个月，而人类学的田野至少要一年。 赫兹菲尔德教授要做的是关于希腊身份认同的研究。所以这一次，他来到了另一个山村。因为在之前的田野点 Roads 村，有些人对他很好，赫兹菲尔德教授不想因为关于希腊身份认同的研究与他们产生不愉快，而影响自己在田野中与当地人建立起来的关系。对于一个人类学家而言，维持好建立在田野中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接下来，赫兹菲尔德教授在美国著名的女子学院Vassar College 找到了第一份教职。两年后，他去了印第安纳大学，之后在1991年去了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任终身教授至今。事实上，在哈佛的工作是他所的学术生涯中为期最久的一站。1997年赫兹菲尔德教授第一次来中国，是去香港出席一次会议。也是在这一年，他第一次去泰国，赫兹菲尔德教授的一个朋友请他讲课。但赫兹菲尔德教授觉得，当自己周围的人都在说泰语，但自己不会时，总感觉很奇怪。因此这次的泰国行，让赫兹菲尔德教授萌生了学习泰语的想法。 赫兹菲尔德教授认为，他通过人类学田野研究结交了很多朋友。也是因为自身家庭对赫兹菲尔德教授的影响、情感、友情以及他对人类学的兴趣使得赫兹菲尔德教授最终选择了人类学。我们的认知赫兹菲尔德教授认为，作为人类学家，我们应当铭记：我们所有的知识凭借我们的身体获得，因而这些必然是并不完美的。而且我们要尝试占有我们的灵魂。从另一个方面讲，他在攻击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的观点。赫兹菲尔德教授的观点对我们的启发在于，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的认识是有条件的、受到局限的，这很自然。 在很长时间当中，赫兹菲尔德教授的听力和视力非常糟，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导致他几乎认为自己的学术事业将不得不中止。幸运的是，2009年，在几次手术后他恢复了视听能力。 这一经历使他充分认识到，无论一个人多想有意识的凭借我们的物质实体（身体）来获取知识，甚至使用抽象的理性思维（这都是有局限的）。而理性思维本身由文化决定，所以没有绝对的理性（不同于一些经济学家的看法）。 赫兹菲尔德教授认为，根据我们做人类学的经验，我们见过很多不同的理性思维。从田野中教会我的理性思维是什么呢？当地人告诉他一件事时，他问他们其原因，他们用「当然……」来回答赫兹菲尔德教授。他们所用的「当然」一词。正是我们人类学者想去了解的，他们使用了另一种的理性思维。 然而那些声称理性是普遍的人会为之争辩，认为当地人只是不理解事情的真相，并认为这些人不理解他们自己的文化和他们自己的意识。而且确实，赫兹菲尔德教授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他们的理性充分体现在使用「当然是朋友」这样的话语中，来发现谁是最可靠的朋友。这才是这个社会的运行方式。并且这是对理性完美的解释。为了弄明白它，赫兹菲尔德教授花了16个月进行田野调查，这是很值得的。作为过程的文化赫兹菲尔德教授明确表达了他的「文化观」，文化是一种表现，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并非一个静止的物体——因此「这种文化」、「几个文化」这样的说法是不恰当的。这种表现体现在我们说话方式，修辞运用，以及我们的肢体表达，还有音乐等其他形式。对赫兹菲尔德教授而言，语言认知是具有局限性的。在语言中，没有什么是「真」的真实。赫兹菲尔德教授认为这并不是说一点儿真实都没有，他不是后现代主义者。他所感兴趣的是，我们如何通过这些并非完美的认知方式来更好的认识世界。理论观点和研究主题赫兹菲尔德教授一生博览群书，他的研究也烙下了不少理论家的印记，他列举了一些对他影响深远的学者。其中包括：维科（G.B.Vico）、埃文斯-普理查德（Evans-Pritchard）、坎贝尔（同时也是他的导师）、约翰・奥斯汀（J.L. Austin）等。 在此次讲座的最后部分，赫兹菲尔德教授概括性的介绍了他毕生研究的几个关键概念和主题（这些也分别是赫兹菲尔德教授系列讲座的主题），结合他的个人经历和研究经历，阐释了他对一个优秀的民族志必备因素的看法。有担当的人类学（Engaged anthropology）赫兹菲尔德教授提出「有担当的人类学」 （Engaged anthropology）这一概念，试图与我们所熟知的「应用人类学」（Applied anthropology）加以区分：赫兹菲尔德教授指出，应用人类学往往是一些机构（如政府、银行或者博物馆）要求人类学家按照他们的目标去解决问题，政府需要提高当地的教育水平，银行增加投资贷款，博物馆需要保护文化遗产等。而“有担当的人类学”强调人类学家有担当地参与当地社区，深入田野，发现真正的学术问题和现实问题，在当地的文化环境、权力结构中去发现有利于当地人的资源，把学术和现实结合起来。全球价值等级（The global hierarchy of value）这个概念由赫兹菲尔德教授首创，在其进行「批判性的文化遗产研究」（critical heritage study）时提出。它由一系列包括对好的、正确的、合适的、体面的、道德的等等进行界定的价值判断理念构成，这套从十九世纪开始的西方殖民主义主导的价值评价体系至今还以各种方式延续着作用，这些个极少数的欧洲国家向世界各地强行灌输他们的意识形态、道德观念等等。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例，它本应该是一个全球性的组织，但如果你仔细看一下由他们选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你就会发现百分之七十的文化遗产来自欧洲国家。赫兹菲尔德教授认为文化阶层和等级的影响至关重要，其评判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理念的指导，不过因为有一部分确实是已经是全球性的理念，这就使得问题变得十分的复杂。文化亲密性（Cultural intimacy）赫兹菲尔德教授强调，对文化亲密性的把握并不是你跑到某地去获得当地知识这么简单。人类学家必须在与当地人结为朋友之后，才能把握那些隐藏在表面现象背后的东西。人类学家经常做的事情——这些可不是观光客就能理解的。赫兹菲尔德提及其老师坎贝尔曾戏称人类学家有点像文化间谍（Cultural Spies）。人类学家应当尊重让当地人（the natives）敏感的话题和事情，并寻找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社会诗性（Social poetics）社会诗性有两个重要的来源：一是维柯有关「诗性智慧」的认识，二是雅各布森「诗性功能」的论述，雅各布森所语言学帝国则是一个更加包容的动态系统，他将诗性功能看做语言六大功能中最重要的部分，也将索绪尔研究之外的语言学的部分囊括了进来。赫兹菲尔德而用「社会诗性」来理解传统与发明传统之间的张力（the tension between convention and invention），意义不在于词语本身，而蕴含在当地人遣词造句的过程之中（Meaning is not the word, but the way you play the word）。人们在遵循社会传统的同时，也会改变传统。诗性是关乎自我的，也包含了本地人在地方性知识指导之下日常话语实践中的智慧与创造，而这种非国家官方话语的地方表达往往又是充满隐喻与戏谑的。思考与讨论最后，赫兹菲尔德教授留下了一些问题供我们讨论和思考： 人类学究竟可以对这个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可以帮助边缘群体、底层民众「发声」吗？我们是否与之相关？ 文化相对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又存在怎样的缺陷？面对种族主义以及其他类型的偏见，人类学家又能做出怎样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