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17日，受复旦大学人类学专业的邀请，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健康与老年研究所教授，人类学、历史与社会医学系系主任莎伦·考夫曼（Sharon Kaufman）为我们带来了题为“How American Hospitals Shape the End ofLife”（美国医院如何形塑死亡）的讲座。

莎伦·考夫曼认为，在当代美国医院里，“死亡”已经成为一个问题——它与太多的生物技术纠缠在一起，却缺少了人性化的关照。这个问题的存在，主要是两种价值观碰撞下的结果：一个是对延长生命的渴望；另一个是反对对死亡进行过多的医疗干预，认为死亡应该遵循顺其自然。莎伦·考夫曼首先回顾了“死亡问题”出现的历史，她以医疗科技的发展为线索，其中具体以上世纪70年代中叶呼吸机（mechanicalventilator）成为美国医院的基础设备这一过程作为这段历史的开端。伴随医疗科技的不断发展，人的生命得以延续，但莎伦·考夫曼结合自己的研究，认为这其实使病人处于一种新的生命状态：他既不是活着，也没有死去，而是介于生死之间的灰色区域。她认为这种由于滥用医疗科造成的非自然的死亡形式反而给病人、病人家属以及医生带来了新的麻烦；死亡不再是一个病态，而成为某个人的决定——一个人应该什么时候死去，一个人在什么时候可以考虑死去。基于此，莎伦·考夫曼提醒我们去思考：到底什么样的生命是具有价值的，我们应该怎样去看待延长寿命的医疗技术，使用医药的目的是什么，法律、家庭以及专业医师在终结生命问题上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等等问题。进而医院也成为一个充满矛盾的地方，自治（autonomy）只出现在有限的范围，主要是对具体治疗方案的选择上。在处理死亡问题时，我们不治病而是转向求助于技术性的延长生命，死亡变成一个需要多方协商而做的决定。

在研究过程中中，莎伦·考夫曼发现在美国的医院主要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疗路径。一种是“the heroic interventionpathway”，比较典型的是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另一种则是“the revolving doorpathway”，一般指在医院内或家里疗养的治疗方法，技术含量较低。这两种治疗路径对人们理解疾病与治疗的逻辑影响至深，想要跳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而病人、病人家属以及专业医师之间由于身份地位、知识权力与情感牵涉的不同，导致他们在做决定时缺乏良好的沟通与协调，特别是病人及其家属，看上去他们在做决定，但实际上他们逃脱不了体制，甚至由于对医疗体系认识的欠缺，他们的许多决定多是伴随着无奈与痛苦的。莎伦·考夫曼通过对这一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问题进行反思，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医疗体系到底应该如何改进，才能使医院死亡不再被看作是我们社会的一个问题。莎伦·考夫曼认为只要人们发现自己仍然面临在死亡与延迟死亡之间做选择，那么死亡问题就仍然会存在，只要维持生命的技术和治疗方案存在，它们就会被选择、被需要。

那到底应该如何解决这一困境呢？莎伦·考夫曼关注到临终关怀（palliativecare）也许能够起到综合多种治疗路径的作用：它不主张技术性的延长生命，也不强调是生还是死的决策制定，也不鼓励医疗人员使用急救策略直到病人生命的最后一刻，相反它承认死亡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但即使是当今最好的临终关怀实践者，仍然还是需要思考这个问题：什么时候死去？（when is the time fordeath）。尽管如此，莎伦·考夫曼还是乐观的认为，美国医疗体系的改变并非完全不可能的，前提是我们要认识到如今医疗系统的形成是多么的理所当然：美国的死亡文化不会一尘不变，它会不断地受到当代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和形塑，其中就包括生物科学、医疗科技的发展，高技术死亡、保险政策中的经济学以及对临终关怀的强调。

作者：复旦大学人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雷婷

编辑：陈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