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最好的岁月，这是最坏的岁月；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暖春,这是凄绝的严冬。狄更斯名著《双城记》中的这些字句，是对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冲击下的社会众生和道德世界的精彩概括，也为此后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运用“失范”（anomie）概念来探讨从自杀到个人主义以及信仰实践等一系列议题，提供了极佳的研究场景和语境。

前辈大师们的洞见，是否有助于我们深度理解和细致分析处在全球化和地方转型两股结构性力量之中的当代中国社会？更确切地说，我们能否运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来设问：如此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社会是否已经失范？2012年10月9日下午，来自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的阎云翔教授以复旦当代人类学讲坛（13）主讲嘉宾的身份，在光华楼就此问题展开了精彩的演说和讨论。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国家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任远教授主持，复旦特聘教授罗力波（美国大卫森学院人类学教授、美国东亚人类学学会会长）。

在讲座开始，阎云翔教授首先探讨了“失范社会”（anomicsociety）的含义。一种观点认为，失范指的是社会规则和规范的丧失，一种社会陷入混乱的条件。另一种观点则将“失范”定义为价值观的错位。例如涂尔干认为：现代化带来的多元化趋势使得个体或群体的价值观与社会主导的核心价值观难以吻合对应。哈耶克则认为是实现目标的途径与目标本身产生错位。具有田野体验的研究者对“失范”一般都有这样的共识：人们普遍感到紧张焦虑，丧失生活的动力和方向。一方面在陈规旧习已经被证明行不通时，而另一方面却又找不到可以替代的新的道德准则，来约束和控制个体的欲望和行为。

围绕着“失范”（anomie）这一关键词，阎云翔教授主要就以下三个问题展开全面论述。

道德/信任危机是民间和媒体的错误判断还是真实存在？

阎云翔指出，近年来，有关道德危机和信任危机等类似的话语经常出现在民间社会和媒体报道之中，学术界则很少有扎实的经验研究来正视和考察这一问题。那么，道德危机或信任危机是一种错误的判断还是真实的存在？阎云翔以“做好事被讹”和“食品安全问题”以及他历年来田野研究发现为例，证明不道德行为（immorality）的确是一种涂尔干所说的可以观察和分析的“社会事实。”他认为，当代社会的不道德行为已经由私人领域拓展到公共生活领域，不仅伤害了某些个体的利益，而且危及到整个群体的利益，已经触及了更加基础的社会原则和道德底线。

震惊全国的“小悦悦事件”促人反思：为什么经过的行人都如此冷漠，不上前帮助？阎云翔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害怕做了好事反而被讹。在“做好事被讹诈”的表象背后是对人性本善的怀疑，不相信陌生人会没有任何理由地主动帮助自己。“如果不是xx撞了我，他又怎么会无缘无故的送我去医院？”其他原因还有司法系统在执法上的缺陷（是有罪判断而非无罪判断，默认了没有人会无私地帮助陌生人的偏见，对讹人者的不惩罚）、围观者的沉默以及社会贫富差距悬殊，使弱势群体产生了“仇富”的心理：“反正xx有钱，讹一下也没关系。”

针对食品安全问题，阎云翔首先指出，目前中国大陆的食品安全问题是被媒体不恰当地夸大，很多食品的毒性（如地沟油）有待于进一步科学证明。食品制作过程中的卫生问题危害要大得多。事实上，食品安全的风险是由3个层次的风险叠加在一起，是一种混合性风险，需要全社会通力协作，共同关照，来应对不道德行为对社会公信力的巨大冲击。

实践者（受害者和加害者）的感受和体验

受害者直接的身体体验表现为：恐惧—缺乏安全感——不信任。而加害人又是如何解释自己的缺德行为？“我又不认识他，反正是生人，无所谓”“他们都有医疗保险”“从前被城里人欺负的厉害，这样做有种快感。”“我认为的道德就是让家乡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就“做好事被讹”一事来说，加害者在家庭和村庄的范围以内往往是善良的，勤劳的，负责任的，是个绝对的好人。但对陌生的受害者来说则是绝对的缺德行为。这反映了加害者的良心具有两面性。而加害者的良心总是面向“自己人”的那一面。对待“自己人”和“陌生人”的道德标准不同，缺乏超脱于私人关系之外的公共的道德观念。在此，我们不妨回顾阎云翔的学术导师、哈佛医学人类学教授凯博文（Kleinman）对“道德”和“伦理”所做的区分：在人类学意义上的“道德”是受制于地方观念和权力的一种主位认知和体验，而基于客位的“伦理”则代表着一种摆脱地方约束并且力图实现道德生活目标的理想和努力。日常生活实践中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造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道德困境。

阎云翔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流动性不断增强，由熟人社会逐渐向陌生人社会转型，需要建立起社会信任。社会信任主要包括对制度的信任，对专家的信任和对陌生人的信任。而对陌生人的不信任会造成社会公信力的下降，难以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信任，社会转型就会举步维艰。

变迁社会中道德标准的变化

阎云翔指出，改革开放的中国，道德范畴和价值观经历了一个私人化个体化的过程，由集体主义的“自我牺牲”向个体主义的“自我发展”转型。转型的结果是道德判断标准的多元化和多样化，出现了多重道德标准。价值观的变化导致了很多有争议的道德行为。例如过去所认为的不道德行为现在可以被接受，如婚前性行为。

另一方面，道德标准的变化也带来了问题。官方道德话语标准与日常生活实践中真正相信并身体力行的道德标准是有差别的，两者出现错位。如个体在汶川地震的自愿捐款被官方塑造为集体主义精神并加以宣传。这种集体主义伦理话语不允许有个体任何私心杂念，被迫放弃自我。可见，这种个体化的转型是由国家主导，个人的主体性发展不明显。

虽然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可以多样化，但是否存在一个绝对的道德权威或者说是道德底线，几乎达到信仰程度，是不能被越过的？阎云翔认为，道德底线是无法被证实的，但一旦被冲破，其后果是可见的，而且是很严重的。将对社会公信力产生巨大的冲击。有争议的道德行为并不一定是不道德的，但有两个前提：首先，要相信陌生人不会无故加害于你，其次，无论做什么都不能伤害他人的利益。

潘天舒代表复旦社政学院人类学教研团队向阎云翔教授赠送复旦纪念品。

失范社会是否已经来临？

最后，阎云翔回归讲座的主题，试图对中国社会已经失范的问题做出解答。由于学科背景和方法论取向的不同对“失范”的不同解读，必定会得出不同的答案。如果失范指的是混乱无序，毫无规则和道德规范可言，那么答案是否定的。如果失范指的是由不同价值观的错位所造成的复杂现象，那么中国社会确实是失范的。在这个道德标准多元化的社会，个体会无奈，会困惑，会迷茫，他们在其中挣扎，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道德观念，来安放自己的良心。阎云翔同时安慰在场的所有听众：不道德行为（immorality）带来的并非全是负面影响，就像小悦悦事件引发了国人对自我灵魂的拷问，这令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道德转型成功的希望。

在阎教授结束演讲之后，美国大卫森学院的罗立波教授进行了简短的评议：道德/信任危机不仅存在于中国，也见于美国等很多国家。所不同的是：在当代欧美学者中所存在的一种“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相对主义心态，无法正视普通民众中所存在的道德失范行为，而不幸落入人类学认识论自设的陷阱，难以做出能够达到涂尔干和默顿水准的开创性研究。随后阎教授与听众进行了问答互动，并结合中国和世界的现状进行了思考，呈现出跨学科交流的可喜景象。本次讲坛引起了复旦师生的广泛关注，可以容纳400多人的吴文政报告厅座无虚席。

整理：张小星潘天舒

编辑：张路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