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一直是政府、学者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关注的焦点。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内嵌于社会发展进程，其中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扩大了我们对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想象空间：近年来，国家提出大力发展智慧养老与养老产业，并在政策层面给予支持。在政策与市场需求的驱动下，企业、科技部门进行了丰富的智慧养老实践。
而在学术界，学者们从政策环境、个体/群体养老需求分析、人文关怀等角度入手，在智识层面为智慧养老的普及与应用提供助力。近日，《柳叶刀-区域健康（西太平洋）》期刊发表了陈虹霖、Aaron Hagedorn、安宁的文章：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eldercare in China。
文章梳理了中国智慧养老的运用发展情况和智慧养老的政策环境。随后，运用德尔菲法、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等方法，研究团队评估了十七种智慧养老方案的发展阶段、接受度和可及性，总结出一个智慧养老方案的层级结构图。在这个层级结构中，智慧养老方案被分为八个类目：机构智能监控，就餐，综合护理，记忆护理，失能照护，紧急情况响应，娱乐与学习，智能陪伴。
在这基础上，作者以一个旨在训练老年人认知能力的智慧养老方案为例，分析了该方案的政策环境、需求、未来发展方向、推广障碍以及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等方面的问题。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得以了解我国智慧养老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文章最后探讨了有关智慧养老的三个关键问题：个体养老服务需求的共性与个性，现代与传统的关系，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让人文关怀始终贯穿于科技应用，让科技更好地提高人类福祉。
探讨智慧养老，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终极问题是：如何让技术更好地服务老人，使其牢有所养、老有所乐？更具象地说，这是一个处理智慧养老服务的可及性和有效性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识别出那些可能降低智慧养老方案的可及性与有效性的因素。
作者在分析案例时指出，尽管认知训练技术有望降低老年人认知功能受损的可能性，但这些技术对应的产品价格居高不下，将一些老年人拒之门外。除了价格问题，作者还梳理出另外三个影响智慧养老服务未来发展的主要因素：a.对用户友好的特性或操作方面的障碍；b.自我效能感，即使用这些技术设备时具有的信心；c.期望收益，如果老年人无法设想这些技术带来的收益，他们更不可能使用这些服务。
笔者认为，以上四个主要因素会影响智慧养老方案的可及性和有效性。比如价格与操作方面的门槛，让一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处在基础设施不完善地区、受教育程度较低、不善于使用智能设备的老年人失去获得智慧养老服务的机会。而自我效能感和期望收益，则会影响老年人在使用这些智能养老服务时的信心和预期。如果对这些智能服务缺乏正确的认知和足够的信心，老年人很可能不会坚持使用这些服务，而只是在“外部压力”（比如子女、社区工作人员的推荐）的作用下，短暂地、不按规范地使用这些服务。这又进一步降低了养老服务的预期收益和使用信心，从而削弱智慧养老服务的有效性。作者在文中特别提到，中国老年人使用智慧养老服务时存在不遵守使用指引的可能性，这对智慧养老服务的有效性提出有力的挑战。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与应对这些影响因素？从富有人文关怀精神的社会科学视角看，我们首先需要关注老年人的数字鸿沟问题。简单来说，数字鸿沟是指不同人群在信息技术方面的应用能力与应用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从而导致不同人群获取的信息、服务、资源存在巨大的不平等。一个最显而易见的例子是，疫情时代，健康码成为人们出行必备的凭证。而无法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其出行自由受到明显的限制。在特殊的管制时期，一些老年人甚至无法通过智能设备实现物资购买，健康上报等功能，其生存境况值得担忧。
作者以代际和城乡两个维度，展示了我国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尽管疫情明显提高了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比例，但随之而来的虚假信息和诈骗问题，让老年人的人身、财产安全面临更高的风险。而城乡维度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老年人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基于经济水平、教育程度、基础设施完备度，形成了老年人内部的数字鸿沟。总之，关注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是提高智慧养老服务的可及性和有效性的路径之一。
其次，从文化变迁的角度看，我们需要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明确智慧养老在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中的位置与功能。我国的孝道传统历史悠久，家庭养老模式在中国占有绝对的地位。过分迷信技术的力量，盲目推广智慧养老服务，甚至企图让它承担主要的养老任务，会导致“人的缺位”：除了经济、物质上的支持，养老过程中的情感劳动与精神陪伴对于老年人而言同样重要。如果缺乏亲属或他人在一旁的指导、帮助或支持，老年人手里的智能设备可能只是一副冷冰冰的工具。
技术承载了人的愿景，但要让它在使用的过程中体现人的温度，需要我们避免唯技术论或技术崇拜。面对传统与现代文化之争，作者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如何平衡传统与现代观点的关系？传统形式的社会参与有什么优点吗？在此基础上，作者最后探讨了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作者认为，科学与人文不是相互排斥，也无法相互替代。特别是在照护那些不仅需要健康监测服务，还需要以人为本的关怀与尊重的老年人时，这些科技产品远远达不到这种目标。因此，桥接两者各自的功能，或在科学技术服务中更好地体现人文关怀，是提高老年人护理服务质量的最佳方式。
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传统的孝伦理，蕴含着社会对长者的关怀与尊重，拥有超越时代局限的人文价值；新颖的技术，能够回应当下老年人迫切的养老需求。两者相结合，或许能够更大限度地发挥智慧养老服务的效能。
显然，如何让技术更好地服务老年人，使其老有所养，老有所乐，不仅仅是科学技术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人文关怀的价值问题。因此，跨学科的合作与努力，是实现老龄化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复旦人类学 方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