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满四合院》，是导演刘家成继《傻春》《正阳门下》之后的又一力作，也是其京城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这部电视剧聚焦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北京一个大杂院内的集体生活，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叙述时代变迁下带有浓郁北京风味的老百姓们的日常生活及变迁，其豆瓣评分高达8.9分。然而与评分相矛盾的是很多年轻观众对该剧的评价，不少观众为其贴上“三观不正”“贪婪自私”等标签，甚至得出这样偏激的结论——“除了忠厚老实的傻柱之外，全剧几乎无一好人”，他们认为剧中对人性的刻画满是狡诈算计，却独独看不到“人情”二字。

针对这一声音，一些学者从文学作品的审美入手，表现文学性的审美并不一定遵循非黑即白的理念，灰色人物的刻画才更能彰显人性的复杂，他们认为这些批评声音的背后是年轻观众与过往历史生活之间的巨大鸿沟（吴月玲，2017），因而年轻观众难以理解剧中所描述的人物选择以及人际关系。是人情还是算计，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试图将作品中所刻画的人际关系网置于经济人类学“道义互惠”（reciprocity）的模式下加以审视和评析。

剧中所刻画的四合院内人际关系的建构基本遵循着互惠原则建立在交换行为之上。有如下级向上级送礼，以向上级示好以获得晋升的机遇，又有如托人办事送礼，而收礼者要遵循互惠的原则，不能只收礼而不办事，办不办成则另说。而我以为真正体现互惠原则对人际社会生活的渗透的行为是剧中发生在邻里之间的互助行为，即拟亲属关系的构建。

互助行为，是指在社会生活中，民众因生活、生产的需要在一定社会关系范围内自发形成的互相帮助、互通有无的形式与内容（卞国凤，2010），如经济互助，表现为借粮、借钱、帮忙照管家务等等，有如一大爷、何雨柱、娄晓娥等人不时向秦淮茹送粮、借钱以接济经济困难的秦淮茹一家，秦淮茹受何雨柱妹妹之托不时替单身汉何雨柱打扫房间；事缘性互助，典型的如娄晓娥一家因阶级成分被打压，何雨柱通过大领导的关系解救了娄晓娥的父母。互助作为交换行为的一种，促使了互惠规范的产生的同时也受到互惠规范的约束；乃至情感上的互助，日常的聊天乃至调节小家庭关系。我们常说的“远亲不如近邻”，其背后恰恰反映了地缘关系下人们的交往和交流带来的各种物质或精神上的互惠。而人们对某一社会行为模式的选择，不仅出于历史感和相沿已久的习惯，具体利益的获得是更为直接实际的考量。

（二）：人情：关系建构的指向

“关系”一词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中大多指向一般性的关系，有如商家与顾客之间买与卖的关系，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借与被借的关系。而在中国文化语境下，关系有着特定的指向，费孝通（2006）将中国的乡土社会定义为差序格局，并将之与西方的团体格局相区别，表示差序格局上社会关系网是由以“已”为中心往外延伸的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而所谓的社会道德往往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文化语境的差异也影响国内的众多学者尝试使用本土化的概念来研究中国社会关系的建构，有如社会学者翟学伟（2005）便试图用“面子、人情、报恩”等一系列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命题来研究交换行为下中国社会中国的日常权威、中国人的行动逻辑、中国家庭结构、中国人际关系网络、中国人的价值取向等等。因而，我们在把握中西方关系建构的普遍性以外还要认识到中国社会语境下关系建构的特殊性。

影视剧《情满四合院》的一大争议就在于主角何雨柱身上所承担的责任愈发沉重，他与秦淮茹结合并承担了秦淮茹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开销，在一大爷无子嗣养老、二大爷、三大爷因“父母不慈”而招致“儿女不孝”承担了赡养这几户老人的责任。而观众所期待的“好人有好报”的结局并没有在何雨柱身上得以体现，他并没有因此而获得实质性的反馈，等价交换的经济原则并没有在关系中得到积极的反馈，因而这些持批评态度的观众纷纷将何雨柱定性为“圣人”，而为其他人物冠以“吸血鬼”等称谓。

 “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费孝通，2006）[1]，剧中何雨柱其与他人所进行的礼品 、借贷 、劳力乃至情谊的交换往往只限于这个大杂院内，而并不是无差别的行为以及无差别的情感。他们之间的道义互惠的体现不在于物质上的等价回馈，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他们是报以“有去无回”的心态来赠予粮食、财物以解决一个家庭的燃眉之急，受惠的家庭虽然会象征性地回赠礼物，有如秦淮茹接过何雨柱从食堂里稍带的饭菜的同时会到村口打二两白酒回赠他，显然二者的物质价值是不对等的。他们之间的道义互惠更多地体现在情感层面上，中国文化语境下的互惠或许有其独到的逻辑，即他人帮助你的想法本身便是一种难以衡量的恩情，这样的演绎逻辑之下不是单纯的赠予与回赠或者是借与还，它还有第二层含义，我们通常的说法是“报恩”或者是“还人情”，这样的恩情通常是难以用物质价值加以衡量的，因而它的回报内容往往不具有一致性和预见性，

“人情”对于熟人社会的互惠关系的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比起明确而快速的回报，其所指向的是一种长期的合作性互惠关系，属于平衡互惠的范畴之内。（贺雪峰，2011）“人情”的交换中，短期内的“相互亏欠”是一种常见的状态，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情债”，但从长期来看，它最终是趋于动态的平衡的，甚至呈现为代际的承接和转换。而大杂院内的关系互动恰恰就建立在这种“相互亏欠”的状态上，建立在互惠基础之上的“人情”体现了特定关系网内彼此的文化认同，这一文化认同逐渐形成一种风俗传统。“人情”的互惠不仅是一种利益交换的工具，更是一种表达情感和履行道德义务的方式，而这种利他的情感表达构成了暖人心魄的“人情味”。

（三）小结

电视剧《情满四合院》中所刻画的关系究竟是人情还是算计，这并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题目，在“道义互惠”的模式下，功利性的目的和计算是难免的，赠予本身附带回赠的期待，而摒除功利的因素，人际交往的本质是在与人建立联系，在将心比心的基础上人与人相互作用，便产生了情感，而不断的互动又使情感得以延续，而作品恰恰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刻画了这些满是“人情味”的互动。

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利益关系在社会关系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会关系将越来愈带有经济性，而感情的色彩将日渐淡薄，“人情”越来越趋向于权力与资源的置换，道德与情感的成分则在减少。（余练，2014）人际情感的失衡或许在于人们愈发注重物质的回馈，而在建立长期性的互惠关系上，却显得过于短视，毕竟维系长期的合作性互惠关系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成本与精神成本。《情满四合院》回溯了一个已然逝去的时代，但人情或许尚未走远，我们仍然向往那份质朴的情感，平凡的温暖也可荡气回肠。

参考文献：

[1]吴月玲. (2017, 11-06).《情满四合院》：远去的人情社会，待弥合的鸿沟 [N]. 中国艺术报:004.

[2]（法）马塞尔•莫斯著.（2002）.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和理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86-207.

[3]萨林斯.(2009）.石器时代经济学[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4]卞国凤.(2010).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社会民间互助变迁研究[D].南开大学:32.

[5]费孝通著.(2006).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7+20-25.

[6]翟学伟著. (2005).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7]贺雪峰.(2011).论熟人社会的人情[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04):20-27.

[8]余练.(2014).互惠到交换:理解农村人情变迁的视角[J].人口与社会.30(01):6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