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ffman, Alice. 2015. On The Run: Fugitive Life In American Ci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在住在这个社区最初的18个月里，我每天至少看到一次警察截停行人或者在车里的人并搜查他们，询问他们的姓名并与逮捕许可做对比，对他们进行问话，或逮捕他们。在那18个月里，我看到警察破门而入多达52次，警用直升机在头顶盘旋，对着街道不断闪烁灯光。他们（警察）穿过很多屋子去追捕居民，或者在某人家中将其逮捕。在这一年半的时间中，我看到警察在逮捕这些年轻人之后，又用极端的暴力对待他们。”

这段描述里的街道社区像是电影里的场景，混乱无序的社区中充斥着犯罪和司法力量的博弈。然而，在爱丽丝・戈夫曼的笔下，这是真实存在在当今美国社会中的乱象。在《On The Run：Fugitive Life In American City》中，贫困的黑人社区中存在着这样一群黑人青年，他们日夜处在被警察逮捕、被送进监狱的恐惧之下，最终形成了独特的社群，被称为“逃亡者社区”，拥有着属于自己的社会行为与社会网络。

二十世纪60年代到七十年代，美国黑人群体获得了他们长期以来被剥夺的政治权利；然而，美国政府又逐渐开始建立一套新的司法体系，对犯罪（尤其是毒品犯罪）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进行严厉的打击和惩戒，原本一些处于灰色地带的行为（例如卖淫、贩毒和赌博）也成为了警方重点打击的对象。在长久以来针对犯罪和暴力的高压政策下，美国逐渐成为了一个高压社会，而这个高压社会最先影响到的人群即是生活在中心城区，生活条件恶劣、收入低微、社会地位低下，从而只能依靠灰色行为来维持生计的贫困黑人群体。因此，城市中心的贫困黑人群体成为了高压司法下最直接、数量最庞大的受打击群体；与此同时，在黑人群体中逐渐形成了“逃亡群体”。他们身负前科与违法记录，或处在假释的考察期内，因而容易受到警察的拦路搜查与问话，更加容易被逮捕和监禁。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和牢狱之灾，逃亡者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网络，在逃亡者群体之中互相支持和帮助彼此逃脱警察的搜索和追捕，也建立起了特殊的社会关系。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爱丽丝・戈夫曼深入费城当地位于城市中心的一个贫困黑人街区（文中称为6th Street），通过对街区内部“逃亡者”青年近距离的参与式观察，收集到了大量数据，写成了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后来又成书出版，即我们所看到的《On The Run：Fugitive Life In American City》。爱丽丝・戈夫曼主要对街区内部以逃亡者青少年 Chuck、Reggie、Tim 一家及其身边人为代表的“逃亡者”群体及其家庭成员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研究，通过与研究对象一同生活的方式参与到了逃亡者社区的日常生活之中。其研究结果是一幅该逃亡者社区的肖像，详细描述了街区的内外布置、街区内部的人际关系、逃亡者们的逃亡技巧和警察的追捕策略，探索了逃亡者社区年轻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社会心态。

全书一共分为七个章节和导言结语以及方法部分，书后还附有部分田野笔记。

导言和第一部分介绍了社会背景以及 6th Street 和逃亡者社区中的部分核心成员，还并提出了贯穿全书的重要概念 —— “法律纠纷”（legal entanglements）（1-21）。

法律纠纷概念根据是否陷入法律纠纷（是否有犯罪控告以及假释期间是否有违规行为等）将街区内部的居民分为“干净的”（clean）和“脏的”（dirty），并根据该分类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司法行动：在警察的拦路搜查中，警察会询问居民的姓名，如果该居民有过陷入法律纠纷的经历，那么警察更容易逮捕并拘禁他；另一方面，是否陷入法律纠纷也同样使得居民们产生了不同的对于犯罪的态度，即面对他人犯罪时会如何看待和处理，是继续与之相处相安无事，还是帮助其隐藏罪行、逃避追捕，或者是举报罪行；在周围人犯罪入狱后是选择提供支持，还是断绝往来。法律纠纷试图在种族、地域的分野之中继续寻找新的分级模式及分层处理，在司法领域将城市居民进一步地划分了阶级；法律纠纷也是全书中最重要的变量，是逃亡者社区形成的基础：在逃亡者社区中，绝大多数的青少年都是“脏的”，都或多或少地陷入法律纠纷之中，并产生了逃避警方追捕和司法审判的需求。相同的社会身份与相同的阶层划分使得逃亡者们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群体，共同的目标又使其内部产生了共同的心态和意识，即对于警察的警戒和根植于心的恐惧。

第二、三部分描述了逃亡者与警方的博弈机制，即逃亡者逃脱追捕的艺术和警方抓捕逃亡者的策略。

逃亡者在日常生活中一方面学习如何从人群中辨认便衣警察，另一方面进行逃亡演练，既要掌握选择路线和目的地的技巧，又要锻炼逃跑的速度，为此，他们常常进行实战演练；除此之外，一次成功的逃亡还需要逃亡者群体内部的信息支持，发现警察后以最快的速度彼此告知，以便更多的逃亡者能够成功逃脱（23-53）。

但同时，正由于逃亡者对于信息和社会网络的依赖，导致告发、举报行为成为逃亡者命运的极大威胁，而警方在实施追捕的过程中，所利用的正是逃亡者对社群和信息的依赖。在直接闯入家中抓捕成功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之下，警方转换了策略，从逃亡者的女性家庭成员或亲密关系者处入手获取信息。警方常利用威胁逮捕女眷、威胁没收房屋并驱逐女眷、威胁带走孩子、破坏男性在女眷心中的形象，或采用道德灌输的方式使得女眷认为举报逃亡者、使其受到应得的教化和惩罚才是“为他好”的体现等策略来从女眷口中得知逃亡者的信息，以“曲线救国”的方式对逃亡者实施抓捕（56-90）。

第四部分和第六部分则分别阐述了逃亡者群体和逃亡者的朋友们是如何能够从陷入法律纠纷的不良状态中获得利益，甚至通过主动犯罪来获取这些利益的。

在这两个部分中，作者描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犯罪和被捕因其过于频繁和高发而成为了利益链条中的一部分被逃亡者加以利用，甚至围绕着逃亡与监禁发展出了一整个逃亡者市场。在这些情况下，逃亡者不再选择逃亡，反而选择主动暴露在警方面前。对于逃亡者自身而言，有时候被捕和被监禁可以使得法律纠纷本身变成个人的资源和机会：当逃亡者身陷街区或团伙间的暴力事件中时，可以选择通过被逮捕、被监禁使得司法机关自动地成为其安全港，免受暴力事件的影响；每个逃亡者在被保释时要交一笔保释金，这笔保释金在出狱六个月后可以取回，因而警察局变成了逃亡者们的银行，逃亡者们将保释金作为存款存入警察局，在日后有用时再取出；除此之外，逃亡者常将自身的失败和困苦归结于自己“肮脏的”身份，从而逃避对自己良心和自尊的谴责（92-108）。

另一方面，逃亡者的被捕对于逃亡者周围的人也能带来利益（143-164）。逃亡者的女性亲友们可以通过威胁告发逃亡者，从而实现对逃亡者的社会控制，这使得在逃亡者内部，性别间达成了一种微妙的互相牵制和平等状态；对于某些占有渠道资源的人而言，他们可以通过贩卖物资给入狱的逃亡者或为正在逃亡中的逃亡者提供躲避警察追捕的服务从而牟取巨大的利益；而对于那些司法体系中左右逃亡者命运的特权阶级（如法庭职员、狱卒、诉讼人、律师和假释期间的监视员）而言，更是可以从逃亡者的案件中大捞一笔（155-156）。一个完整的关于保护和犯罪的市场在逃亡者与其他群体间形成了，而在这样的市场关系中，逃亡者始终处于劣势。

第五部分则是全书的一个重点部分，讲述了逃亡者群体内部的社会生活及他们在长期的逃亡生活中形成的特殊道德世界（110-141）。这里的逃亡者群体是泛指的概念，包括逃亡者本身及其家人和朋友的圈子，范围覆盖了整个街区。

对于逃亡者群体而言，一直以来悬在头顶的隐约的犯罪的威胁使其得到了表达爱意和支持、表明个人性格和品质，以及判断他人品质的机会（132）。逃亡者母亲的生活被逃亡者的法律纠纷填满，她们在处理诸如出席审判、交保释金、探监等事务的过程中表达出了自己对于自己孩子的爱意和支持；一个青少年成为逃亡者后，他周围的个体也在不断定位自身在其犯罪历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处于什么样的地位，逃亡者的法律纠纷状况将极大地影响他在众人眼中的形象──常常能够从警察手中逃脱的人常被逃亡者群体认为是一种勇敢和荣誉，甚至有时候，法律纠纷本身就成为了一个人魅力值的衡量标准，姑娘们更加愿意和没有坐过牢的人交往，甚至会在同伴面前吹嘘其勇敢。而在逃亡者社会中，比个人逃脱警察追捕更加荣耀、更加值得赞颂的是为了保护亲友而作出的自我牺牲。小到向警察保密，大到帮助逃亡者隐藏踪迹，逃脱追捕，甚至有时候以自己的安全为代价换取亲人、朋友的安全，这样的牺牲行为在逃亡者群体中被视为美德。在这样一个社会定位的过程中，逃亡者群体内部产生了道德边界的模糊，即“身负法律纠纷但不被警察逮捕”成为了一种荣誉的表现，属于逃亡者自身的道德世界逐渐形成，并迥异于普通人的道德世界。在这个新的道德世界中，每一个逃亡者都辗转在法庭、警察局和 6th Street 之间，面临着监禁和被监视的威胁。他们生活中常有互相背叛的沮丧时刻，而在这些时刻，朋友间的友谊、伴侣间的爱情和亲人间的亲情使得逃亡者们能够更好地宽容、原谅和遗忘自己生命中悲剧的部分，这也是社交网络对于逃亡者而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七部分中，作者为读者列举了 6th Street 中的另一部分人群──除了60%的逃亡者外，6th Street 还存在着一个“干净的”群体（clean people）（165-196）。他们成功地将自己与犯罪隔绝开来，从未陷入过法律纠纷，取得了司法体系和警察的信任。这部分人群主要包括：有正当职业的人群，身在“干净”的家庭中的家庭成员，孙子们都在服刑导致其社会活动与逃亡者们脱节的爷爷，以及被逃亡者们保护起来的“干净”朋友。作者从最后一种“干净的人”的存在中发现了逃亡者群体中存在着对于“干净”的个人司法状况的羡慕之情，逃亡者本身也认为自己因为背负着法律纠纷，从而变得更加卑微。而正是这样的羡慕促使逃亡者们努力去保护他们的“干净朋友”，希望能够在他们之中保留最后的一块净土。这样的“干净朋友”仿佛是潘多拉魔盒中最后的那一点希望，而这点希望却在逃亡者群体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本书作者 Alice Goffman

在逃亡者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之中，一个核心的研究视角是“双重身份”对于当地居民阶层划分的影响，以及这样的阶层划分将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怎样的改变。原本美国社会大多以性别、种族和经济水平、政治地位等标准来划分阶级，而自政府出台了针对犯罪的严厉打击政策并在司法系统中予以实施以来，“法律纠纷”这个概念就成为了划分居民阶层的另一条红线。没有陷入过法律纠纷的人更加受到司法部门的信任，从而在生活上拥有许多方便甚至特权；而身陷法律纠纷的逃亡者们则成为社会的下层，因为其“肮脏的”第二身份而在生存上遭遇了众多的阻碍：他们无法进入学校受到教育，大学教育和大学文凭与他们无缘，想要拿到高中文凭只能依靠上夜校；他们往往因为身陷法律纠纷和监禁而失去工作，之后又因为其“肮脏的”身份而难以找到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最终被迫从事低薪的兼职工作，或通过贩卖毒品维持生计，形成了犯罪和逃亡的恶性循环；在心理状态上，他们日夜处在被搜查、问话和逮捕、监禁的恐惧之中，被内心的警戒和担忧所折磨。安稳生活状态的缺失和上升机会的缺失使得逃亡者们一方面很难组建一个健康的、稳定的家庭，另一方面很难与“干净的”人发生交集，这种底层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被限制在贫困的黑人街区之中，得不到来自外界的疏解，从而只能在逃亡者群体内部进行横向的传播与纵向的传递。

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是社会地位、社会心态和人生选择的代际传递，即属于上一代逃亡者的不良生活方式和巨大的恐惧会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下一代。爱丽丝·戈夫曼在书中描述了这样一个细节：6th Street 的孩子们常在街上玩警察抓捕犯人的游戏，扮演警察的孩子们追逐扮演罪犯的孩子，最终将“罪犯”压倒在地，对其施加暴力。孩子们从小就懂得犯罪和逃亡，并对警察产生了天然的恐惧；很多时候孩子们会将自己的逃亡者亲人当作崇拜和模仿的对象，对其行为的模仿往往会导致青少年的犯罪，从此“干净”的孩子变成了“肮脏”的孩子，法律纠纷决定的社会分层在代际间的流动也就此完成，监狱也成为了制造不平等、剥夺黑人权利的重要机制，而这种机制的显著体现，就是逃亡者社区的形成和巩固。

从目的来看，美国政府对犯罪的高压打击是为了降低城市中心的犯罪率，这个目标似乎得到了实现，从197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美国的暴力和犯罪显著下降。但随之而来的结果，却是城市中心成为了社会的“洼地”，逃亡者们被困在黑人聚居的街区，被困在逃亡者的社区之中难以上升，他们的命运被自己身陷的法律纠纷所捆绑，无法得到公正的待遇和公平的机会，连安稳的生活都难以保证。今天，这样的社区依然在美国都市中广泛存在，一代代的青少年从“干净的”人变成了“肮脏的”逃亡者，他们住在最恶劣的、每天都有暴力问题发生的社区，他们只有最少的家庭资源，他们上着全国最差的学校，他们面对着最为苛刻的劳动力市场，还要面对最严酷的司法和最残忍的警察。而我们应该做的绝不是一边事不关己站在一旁看着这些逃亡者们挣扎求生，一边责怪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而要努力去关注他们、体察他们，为他们提供一些面对挑战时的帮助，以及更加公平的机会和待遇，而这正是爱丽丝・戈夫曼通过其四年的田野调查所做的努力，也是她希望呼唤整个社会一起做的事情。

本书是一本资料翔实、描述生动的民族志研究，作者爱丽丝・戈夫曼在其中融入了人类学的参与式观察、访谈和实物分析的研究方法、以及亲族关系婚姻家庭以及经济人类学的思想来组织和描述逃亡者们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同时又融入了社会学的结构视角、社会网络分析从根源上讨论了社会制度和环境对于个人人生选择和社会行为的影响，在方法和视角上都极富创新意义和深层内涵。虽然本书在出版后遭受了学界部分学者关于调查伦理和调查真实性的质疑，目前也尚未出现令人信服的对质疑的回应，但我们从 6th Street 的逃亡者们的生活中依然可以窥见当下美国社会和美国司法机关的面貌。它并不美好，但值得为了人民更好的、更加平等的生活去努力。

正如爱丽丝・戈夫曼所言，“为什么我们提供的只有手铐，监狱和逃亡生活呢？我们就不能想象一点更好的事情吗？难道我们就不能想象一个重视重归社会、重视预防犯罪和城市包容性，而不是只重视惩罚的司法系统吗？这个司法系统承认有色人种在美国被隔离和疏远的历史，并且不会再促进和保持这种隔离和疏远；最终，这个司法系统更信任这些黑人青年，而不是不是把这些黑人青年当作敌人来对待”。这本书所要告诉我们的核心，是对底层逃亡者的体察，以及对司法系统不公的关注和控诉。减少犯罪不是靠无止尽的逮捕和监禁就能够解决的，人民的生活也不是靠手铐和拳头就可以改善的，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司法系统才是更好的解决方式。

复旦人类学和社会学   王雨薇

编辑：汪醒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