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导师的推荐下，笔者阅读了已故法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大师布迪厄撰写的《单身者舞会》这一小书。此书分为三个部分，汇集了布迪厄所做的关于自己家乡——贝亚恩农村的民族社会学研究文章。笔者十分喜爱这本小书，并希望以此作为定性案例进行评述，其缘由很简单：第一，自然是被布迪厄生动详尽的“浓描”所吸引，文如其名，这本民族志如同一部画质清晰的电影、一本内容丰富的小说那般引人入胜，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与可懂性。第二，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具有一种冷峻的人性关怀，其对权力、资本进行了毫不留情地剖析和揭示，并且对自己家乡人民有着深切的情感及关怀，引导人们对自身“日用而不知”的无意识进行反思。他的所言所指让很多读者产生了共鸣，也让笔者深感兴趣。第三，《单身者舞会》这本著作的第一部分“单身和农民状况”与格尔兹撰写的《巴厘岛斗鸡赛之为戏剧活动》同样生动有趣，无论是布迪厄早年在农村的生活，还是他之后在阿尔及利亚的兵役和实地考察的经历，都使得他的社会学研究深深地烙上了人类学印记，因此在布迪厄的这本著作中，既有详实的质性材料、细致到位的“深描”、也有严谨的定量数据及理论性描述，这种研究方法是值得笔者借鉴的。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从1900年左右开始，社会文明加速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使得法国农村的传统婚姻策略解体，两性关系发生转变，农村人口日益外流，种种的这些现象造成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危机，而危机的结果之一就是单身现象。单身现象的普遍化所危及的不仅仅是每个个体，而是农民的家产无法被完整继承，而家庭在社会等级中地位的维护也不再可能。因此在《单身者舞会》的第一部分《单身和农民状况》中，布迪厄致力于描述和剖析农村的状况：贝亚恩男人的单身究竟是归因于单身者本人，还是归因于一个社会的危机？其试图解开在十分注重长子权的农村社会中，单身长子是如何被“剩下”的这一谜团。
二、研究假设的提出
在1914年前，婚姻受到十分严格的规则的支配，其是最重要的经济交换的机会，结婚的首要功能是确保家系的延续，同时不损害家产的完整性。和个体相比，婚姻更多的是整个家族的事情，因为婚姻有助于进一步肯定社会等级和家族在这种等级中的地位。因此在布迪厄所描述的昔日社会，长子继承制使得幼子成为单身者，而长子的单身是罕见的和例外的。
然而，布迪厄发现当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加快后，市镇和乡村之间形成对立，并且这种对立的趋势日益加强。以往的婚姻交换制度发生动摇，婚姻机会较少地与社会经济状况相关，因此地主和长子的特权逐步受到了威胁，长子的单身情况不再罕见，而小户人家的幼子却能够找到女人。对此，布迪厄提出：婚姻交换对经济的依存度降低了，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改变了形式；与婚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是由地产决定的社会等级的状况，而更多地是社会地位——更准确地说，相应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随着父亲权威的动摇以及年轻人对新价值的向往，家庭不再是婚姻缔结过程中的主要中介作用，找对象取决于个体的主动性，受个人竞争的逻辑支配的制度取代了受集体规则支配的婚姻交换。故在这一情况下，乡村农民在婚姻市场中变得无能为力，受家产束缚的长子通常更难以成婚。
三、研究路径的说明
《单身者舞会》是由三篇文章汇编而成，布迪厄在引论中写道：三个部分的理论分量逐次加强，普遍性越来越高，但却越来越接近经验。笔者认为，其第一部分的“单身和农民状况”是全书的主体，属于典型的田野研究，附有大量的数据和图表、访谈记录、以及照片。这为小书后面两部分理论性描述的文章做足了启发式的入门“教育”，布迪厄坦言“我致力于对一个社会世界做一种全面的、有点过分的描述，我认识这个世界，但我没有把这个世界当做所有家庭世界的现实来认识它。”在参与式观察中，布迪厄通过完全的投入，建立起一种与人和事物的和谐，并且布迪厄认为“民族学的态度理所当然地要求人们尊重这种和谐”。
四、研究方法的说明
1、深度访谈
在第一部分“单身和农民状况”附录中，布迪厄完整地向读者们展示了部分开放式深度访谈的记录，由于考察地是作者的家乡，因此在融入情景等方面，布迪厄具有一定的优势。布迪厄在引论中写道：在父亲及昔日同窗的陪伴下，其访谈过程中受到信任，自我信心也得到提升。在访谈中，布迪厄主要采用启发式的提问，试图让受访者畅所欲言，通过访谈记录，笔者可以身临其境地认识到市镇居民及农民的生活环境、婚姻状态、家庭情况，以及他们对自己境遇的感悟。譬如“现在的女人已经看不上农民了！”、“所有女孩都纷纷嫁去城市，挣得一份20000法郎的工资，吃得好，住得好。她们不用再穿沾满泥土的木鞋了，他们能去电影院。”、“那些能够找到更好对象的人都义无反顾地走了。”、“不管对不对，农民的职业已经失去了声望。”、“农民的女儿知道农民的生活，她们对农民生活太熟悉了，所以他们不再愿意嫁给一个农民。每天清晨5点钟起来？即使她爱你，她也更愿意嫁给一个邮递员，你明白吗？”……通过详尽的访谈记录，笔者可以体会农民在婚姻市场中的失落，对此，布迪厄提出：在婚姻体系中，建立在乡镇居民和乡村农民之间的对立日益倾向于取代昔日建立在长子和幼子之间、大地主和小地主之间的对立，农民在婚姻交换中明显处于劣势地位。
2、参与式观察
“惯习”、“场域”、“资本”等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重要概念，这些概念虽然没有明确出现在《单身和农民状况》这一部分中，但通过作者参与式观察的记录，我们可以直观、清晰、形象地体会这些概念。在全书中，布迪厄对市镇居民及乡村农民的舞会场景进行了深描。我们发现那些学生、军人、年轻的城里人、工人或职员穿着牛仔裤和黑色皮夹克，或是没有戴帽子，或是戴着一顶蒂罗尔帽子，他们和女性舞伴跟着流行音乐的节拍翩翩起舞。而一群年纪较大的乡村男子则戴着贝雷帽，穿着深色的、款式过时的服装，站在舞场的边上默默地注视着舞场中央。通过对两类群体的对比描写，布迪厄很犀利地为读者展现了农民在众人面前所表现出的不知所措、羞涩、笨拙及尴尬。除了对舞会的深描，布迪厄还对农民的日常形态进行了仔细的观察：他推着一辆褪色和沾满泥土的自行车，挎包里装满了日常必需品，车把上横着一个大面包，一副沉重的样子，在星期天和集市的日子里穿了很久的衣服，被雨淋过和已经走样的贝雷帽，裤口已经磨破的条纹裤子，露出褪色的短筒袜，脚上穿着胶鞋。这些对细节的精致描述让贝亚恩农民不修边幅的形象一目了然，和市镇居民不同，他们对自己的举止仪表、服装和整体的形象不重视。布迪厄认为，身体惯习是最重要的社会标志，“农民气质”的身体惯习自然是无法体现出城市人的“风度”，因此人们常常这样谈论农民：他们是不体面的。他们被贴上了“乡巴佬”、“乡下佬”、“土包子”、“乡下人”、“种田人”等标签，在他人的取笑中，农民逐渐接受了自己“滑稽”的形象——迟钝、笨拙、无知、和城市格格不入。
3、图表的统计学分析
除此之外，布迪厄在整本书中运用了大量的图表及统计学分析对相应理论进行依据解释。譬如其根据社会职业阶层、年龄、性别和出生排行编制的乡村本地单身者的分布图，向读者们展示当地婚姻机会的减少与社会职业状况是平行的，即随着社会职业阶层的下降，单身者的百分比有规律地增加。由此布迪厄论证了无论在昔日还是如今的贝亚恩，婚姻的逻辑仍然受到社会等级的支配；譬如根据对“本地人和户籍登记人数的比较”和“居住地的性别比和分布”进行分析，布迪厄发现女性离开莱斯基尔农村的人数多于男性，即女性移民率高于男性，女性更渴望城市生活；通过对“单身者的比例——布列塔尼中部和雷恩市之间的比较”的数据进行分析，布迪厄试图说明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和在一个不同的地区，其婚姻情况与莱斯基尔相同，即这一在贝亚恩所观察到的现象确实具有普遍性：在农业人口中，18-47岁的男性单身者比非农业人口的同龄男性高出13%之多，达到52%，。因此在以农业为主和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人中间，有一半的男人可能成为单身者；而女性的单身率相对男性而言，与居住地和社会职业无关。
五、研究结论的提出
通过对全国统计及经济研究院的资源进行数据分析，通过与当地农民进行深入访谈，通过对舞会中学生、军人、年轻的城里人、工人和职员、年轻姑娘、年纪较大的单身男子举止形态的深描等方式，布迪厄向读者们娓娓道来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他向读者们揭示道：随着以前相对自闭的社会完全变得向外开放，受家产束缚的长子通常更难以成婚，因为他们不能无耻地遗弃家产，而幼子和女性则能够离开乡土，到城里或临近的市镇获得谋生，因此幼子对家族的依存度降低，他们已经能够谋得其他的收入，能够在其他的地方安家，他们不再关注陪嫁财产的数额，因此幼子能够毫不犹豫地结婚成家。
原本基于陪嫁财产的婚姻交换制度发生了动摇，长子相对于幼子不再具有婚姻优势，而乡镇居民相对于乡村农民则具有很大的优势。乡村女性纷纷移民，因为她们渴望摆脱农村生活的奴役，她们更热衷于城市生活模式和标准。
虽然婚姻交换制度发生转变，但支配婚姻交换的逻辑仍然没有变化——即男性趋向于高就低的婚姻、女性趋向于低攀高的婚姻。低攀高的农村女孩不愿意嫁给农民，而高就低的农村男人则无法找到适合的伴侣。因此在十分注重“长子权”的农村社会中，长子不得不留在乡村，保持“农民”的身份，而市镇和乡村的文化对立，使得乡村长子成为了“弱势群体”，他们在婚姻市场中不受欢迎，终究被“剩下”。
六、笔者的读后感——从布迪厄的《单身者舞会》看人类学田野工作
《单身者舞会》具有极为显著的人类学研究意义。通过阅读，笔者对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实践流程也有了新的思考。根据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笔者可以将进行田野工作的整个区域视为一个研究场域，在整个场域中，个体都有自己的惯习，并且依靠自身内部的惯习与场域产生互动。与此同时，田野工作者也是这个场域中的一份子，田野工作者也有自己的惯习，其实践活动同样是惯习和场域互动的结果。因此布迪厄的实践理论让笔者意识到，不仅仅当地人的实践活动是在场域中展开的，而且调查者的科学研究也没有离开这个场域。因此田野工作者要重视研究场域中的自身与调查对象之间的关系，并且使这种关系客观化。
根据实践理论，田野工作者必须建立起权力支配关系才能获得知识，而这一权力支配关系有多种表现形式，譬如课题经费，其支撑了田野工作者与所关注的对象之间这种研究关系的建立。课题经费可以让田野工作者不给当地政府或群众增添任何经济负担而进入研究场域，而且在对调查对象进行劳务付费和礼物的馈赠中，更容易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增进了解和感情。但是，有时钱可能损坏这种权力支配关系。例如给被访者支付劳务费，有时可能会使其过分“积极”；有时则可能使其感到自己仅仅是被当作获得信息的渠道，反而可能拒绝合作。尤其是在田野工作者刚刚进入田野的时候，所调查的社区是一个场域，场域中的人对外来者往往会保持一种戒心、疑心，并因此会拒绝合作。这实际上是抵抗田野工作者试图建立的那种支配性关系。因此，田野工作者不得不求助于另外的资源来保证作为其调查了解情况之前提的支配关系。
为了调查顺利进行，为了获得信任和合作，田野工作者还应适时调动其它类型的资源。譬如关系资本（社会关系）、物质资本（捐赠物）建立起良好关系。另外，还用到了象征资本，比如，作为研究生、博士生，往往受到相关政府的重视，也能受到当地百姓的信任。
有过田野经历的人普遍认同这样一个难处，如果当地人不知道田野工作和他们有什么利害关系，他们不会像田野工作者希望的那样积极予以配合，因为当地人没有任何必要同一些与他们没有丝毫关系，不可能给他们带来任何直接利益而唯有可能带来麻烦的人交往。于是，调查者与访谈对象之间始终在一种博弈关系中争夺获取知识的支配权。调查者自己的一言一行实际上也都在别人的观察之下；在另一种意义上，调查者也成为了他人的研究和调查对象。
相对于具体的调查技巧（譬如通晓当地语言、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不要给被调查者带来不利后果、不要给被调查者带来不合理的“获利”预期、要有可信赖且熟悉当地风情的“内线”等等），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给予了方法论上的指导。譬如，布迪厄认为应当将研究场域确定为田野工作的研究对象，提醒我们注意调查者与调查对象之间的客观距离，告诉我们反思调查者自身所处的客观条件。通过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我们认识到人类学田野工作也是一个知识生产的过程，我们是通过实践去理解实践，从而获得关于实践的科学知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科学知识的获取只有经过扎扎实实的人类学田野工作，必须通过一步一步不断的反思才能达到。简言之，获得知识的过程就是这个进入场域和研究对象的实践过程，是这种支配性关系形成的过程。
2012年秋定性研究案例课程
复旦社会学研究生 陈萃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