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纪要 | 上海人类学学会应用人类学专业委员会专场暨第十一届复旦人类学日

发布者:刘秋芳发布时间:2022-07-23浏览次数:111

2021年11月5号,第十一届复旦人类学日暨上海人类学学会应用人类学专业委员会专场活动在南昌路睿丛文化成功举行。本次复旦人类学日由上海人类学学会应用人类学专业委员会主办,复旦大学商业人类学教研基地睿丛摄智协办。人类学日活动成功地进行了网上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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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海报

会议伊始,复旦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所长、上海人类学学会应用人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潘天舒教授发表开场致辞。潘教授指出,本次复旦人类学日是重要而特殊的“双十一”活动。“十一”既是指内容丰富的第十一届复旦人类学日,也是指睿丛文化走过的十一个年头。 今年,复旦人类学民族学所和睿丛文化在产学研方面更进一步,与江苏产研院适老科技研究所进行了研究工作的合作。

潘天舒教授致辞

接下来张海国教授进行了会议致辞。张海国教授回顾了复旦人类学日的历史。他表示,今年已经是复旦人类学日的第十一届,从第一届开始,他每次都参加。回首走过的十一年,他感慨颇深。在上海人类学学会换届之际,他表达了自己对上海人类学学会的深切情感:张教授任理事4年、副会长8年、正式会长4年,上海人类学学会已经和他的学术生涯紧密联系在一起。张海国教授回忆应用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复旦人类学日的创办历史,表示复旦人类日一直是一个非常成功、极为有特色的会议。他表示会提议下届会长,将复旦人类学日作为特色活动、作为先进和典型的品牌进行推广。张教授对上海人类学学会和复旦人类学日的未来表示祝福和期待,祝愿本届人类学日圆满成功。

张海国教授致辞

接下来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研究生所长黄剑波教授做了题为“Becoming Modo”的分享,讲述了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的发展历史。2009年,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创立,2012年正式分别建所,创所的所长是王富文。黄教授向我们讲述了“MODO”作为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logo的丰富意涵。他引用了陈赟教授对“MODO”一词的定义与引申,强调“MODO”作为“目睹”一词的谐音,对于华东师范大学研究有重要的指引意义。紧接着,黄剑波教授简要介绍了研究所的主要研究骨干,以及近年新加入的研究力量。华东师范大学的中、英文项目都有许多研究学生参与,也积累了丰硕的成果。黄教授简介了华东师大“MODO” 品牌下的系列学术活动,如讲习堂(70多讲)、 思享会(40多讲)、以吴泽霖、王富文教授名字命名的年度讲座等。华东师范大学的主要研究兴趣是都市和应用,以及族群和宗教。在宗教研究方面,华东师范大学每年举办宗教名家讲座和工作坊。最后,黄教授诚挚地表示,希望ECNU人类学研究所能和大家进行更多交流。此外,他还向大家推荐了潘天舒教授参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分享集《成为人类学家》。在会议的尾声,黄剑波教授表示,在演讲的结尾回看“Becoming Modo”这一话题,我们需要明白我们永远是路上,路程令人振奋。

黄剑波教授主题演讲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社会学系的陈晋副教授首先回忆了4年前在田子坊参加复旦人类学日的情形,表示了对参加复旦人类学日的欣赏和期待。接下来他分享了题为“知识生产、文化传承和社会关系:纳人达巴仪式研究”的主题分享。陈晋教授关注这一话题已经有十余年的时间。陈晋教授特别关注边缘地区的文化与社会。对于这些社会,重要的理论是Goody提出的“口头/读写社会”的二分法。而关于文字、书写和权力关系,陈晋教授指出,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的“一堂书写课”篇章中论述的书写和权力生成之间的关系对人类学学界产生深远影响。进而,德里达吸收了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并拓宽了我们对文字和书写、权力的关系。Turner、Bonhomme的仪式研究也给研究带来诸多启示。仪式研究的观点认为,仪式行动就是社会行动本身。陈晋教授指出,这一理论关切落实在研究上面是知识论的问题。他希望通过认识论的角度,对知识的生产、流转进行实践层面的研究,如罗素(1983)的观点:“我们怎样得到关于世界的知识?”陈晋教授深度观察了纳人的案例,特别是纳人达巴的仪式行动。唱诵是纳人仪式中重要的仪式行为,集中体现了仪式的复杂性。其一,唱诵具身化的表演体现了仪式知识的“实施”(enactment)过程;其二,唱诵行动的序列化显示出仪式知识的精确与完整(integrity);其三,唱诵意义的晦涩性体现了仪式知识的稳定(stabilization)与创造。陈晋教授向我们介绍到,这些唱诵的词语不被当地普通人理解,是一种专门的仪式语言。而成为达巴是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往往需要人们从4、5岁开始。相对于纳语来说,达巴仪式语言是一种第二语言。通过这样的方式,达巴系统内化了自身的知识。陈教授想讨论的仪式的另外一方面是其图像和书写。图像作为人类记忆与想象的基本技术,是仪式在唱诵、话语之外的物质基础。仪式图像与仪式行动、话语等形成特别的对应关系。通过对仪式的多重观察,我们能看到仪式图像和话语复合序列化的过程。陈晋教授通过观察纳人仪式,关注到西南语境下各种传统和知识体系相互混杂的特殊现象。在纳人社会,达巴和喇嘛共同出现,利用不同的行动、语言、身体等,完成共同的重要目的,呈现出充满张力的社会样貌。陈晋教授通过对比和参照当地人的描述,指出达巴的知识是内化的,而喇嘛知识是外化的。最后,陈晋教授认为这一没有间断的田野具有一定重要性,因为能追踪同一社会中许多新事情的发生,例如近几年宗教成为“非遗“的过程等。通过持续关注某一社会,我们能更全面地了解当地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

陈晋教授主题演讲

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的袁丁博士首先为大家介绍了上海师范大学的人类学团队(邢海燕、蓝希瑜、杜立婕、刘振宇、宓淑贤、袁丁),传达了上师大人类学的目标:要做接地气的人类学。上师大人类学目前正稳步发展,研究方向和兴趣主要是移民、海归群体、外籍人口、都市青年文化、都市民俗等,主要从事应用人类学研究。袁老师的主要研究背景是移民研究,目前在旅游学院。他表示,通过在旅游学院开展人类学课程,他发现了新的期望与挑战。

接下来,袁老师分享了自己题为“盲盒玩家的休闲行为和情感消费”的研究。袁老师指出,在旅游学院任教,让他和学生目前主要关注休闲、娱乐方面的话题,关注到许多新奇而具有活力的现象。盲盒作为研究问题的提出,源于近年来社会上对盲盒消费的讨论。面对“盲盒赌博论”的争议,袁博士和学生们提出了两个问题:盲盒消费者的行为模式是怎样的?盲盒的消费行为究竟只是一种赌博行为?袁老师和学生这一研究主要在2020年9月-2021年3月进行,采用了混合研究方法,使用微信民族志文本分析、半结构访谈、田野观察等多元的方式,搜集、了解盲盒爱好者群体的信息。袁老师指出,在研究盲盒这种年轻人的行为爱好时,在线上发展研究是一种值得发展的研究方法。通过对目标微信群的聊天信息搜集,袁老师和学生搜集了关于爱好者兴趣、交流的丰富信息。通过对一系列信息的搜集,袁老师和学生对盲盒消费者的行为模式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分析,并向我们简述了关于盲盒IP、消费方式、消费者性别与交往模式等内容的信息。盲盒消费并不是想人们想的那样简单直接,盲盒消费者群体中有极为丰富、复杂的交往细节。通过高频词的分析,袁老师和学生指出盲盒消费者的一系列关注重点。通过这一研究,袁老师及学生对盲盒消费的线上/线下行为、消费者的类别、休闲行为的多元表现等,展示盲盒消费的各种面向。袁老师特别提出盲盒消费作为情感消费的维度。他指出盲盒消费对于消费者来说不只是快乐,也有其他复杂的情绪。联系学界对情感消费的概念与讨论,袁老师指出,盲盒消费可理解为一种情感的资本化,作为一种商业的情感,通过资本变成产品。购买商品,也就是购买情感。一系列情感与盲盒消费行为相联系:炫耀、关怀、认同、搜集癖、购物欲等。通过参与盲盒消费的抽取过程、搜集过程、分享过程、“白嫖”过程等,消费者们能获得多重的情感体验。

袁丁博士主题演讲

上海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张亦农教授分享的主题为“人类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从上大到上海”,就人类学学科的建设从以下方面做出了介绍。首先,张亦农教授讲到“学科是建设不出来的——至少,人类学学科是建设不出来的”。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张教授从以下两个领域的研究给予了解释。第一个研究是全球研究(Global Studies)的启示,Arjun Appdurai是全球文化人类学家,他提到的在全球化研究中The role of imagination,想象力的一种重要角色,再次此当中想象力不是指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字面意义,甚至不是美学意义上的想象力,而全球化当中的想象力是指作为一个社会生活的想象力,是跟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对个人的社会生活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力会产生的影响:research\re-search,and geography of knowledge,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对于想象力重新定义的情况下,我们所传统上认为的研究,也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个研究了,它不是research而是re-search,是应该再去寻找的。张教授解释到这种传统意义上的research的问题,新知识的生产,在惯例的作用之下,我们会把研究作为一种机器,不断地创造一种新的product,而我们现在应该如何去定义知识,如何去定位这个知识,and geography of knowledge,这就是我们应该去做的想象力的角色。在人类学学科当中,张教授认为可以以这个研究来理解,这个研究告诉我们在全球化这个时代我们必须要注意到无论是想象力的角色还是说它重新定义出来的东西是必须带有批判性或者反思性的,而不是把它当作既有事实。第二个是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启示,加拿大的全球史与亚洲区域史学家Jean Michaoud研究区域历史。他提到区域研究是一个碎片地区(Area Studies as shatter zone)。碎片地区是指what conventional geographical facts break apart。它不是一个自然的东西,而是需要去反思的东西,是一个random或者是arbitrary。张教授用这两个研究来说明一个困境。Area Studies的困境,什么是或者哪个部分算中国研究?这个是区域研究者人的困扰。我们反思这个问题的时候,用这样的问题来重新看待学科建时我们到底在建设什么?天真的人类学家所想象的那种吗?但不是这样的,学科是建设不出来的。其次,张亦农教授介绍学科是自(野)然(蛮)生长出来的。需要相应的土壤或情景:上大、上海、全球,在张教授看来这些都是土壤,是一个情景,至于这个情景发生什么是要看人要做什么发生什么。前提是rhizome,无论是好的或者是坏的环境,重要的是有没有合适的情景和合适的人。在上面生长的东西可以说是碎片、学科、知识或者什么东西都可以。碎片或者是知识图景的一个部分,这些学科都可能是需要我们去反思的碎片地区,也可以让我们有新的想象力,而不能当作一个即当事实。最后,张亦农教授引用格尔兹的说法,认为人类学是Partial Story and Strange Science,人类学讲的故事永远是一个部分,总会缺一些东西,不可能是满的,所以它才会有某种形式的生机。格尔兹说道:Anthropology is a strange science,whose mostly telling assertions are its most tremulously based, in which to get somewhere with the matter at hands is to intensify the suspicion,both your own and that of others, that you are not quite getting it right。人类学为什么是一个奇怪的科学,之所以奇怪是因为它最奇怪最有力的部分是反思的,矛盾的。无论在哪里,人类学能不能建设都其实是在于对自己的不断地否定与缺的东西当中。

张亦农教授主题演讲

王久存教授对上半场的演讲作出了点评,她认为自己所做的生物和遗传方面的研究,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可以有诸多借鉴之处,希望之后能够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互相借鉴,互相启发,争取作出更多跨学科的、有意思的、有价值的研究。

王久存教授致辞

上海人类学学会应用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睿丛文化创始人&CEO郭莉主要回顾了睿丛文化创立十年来的故事。睿丛文化于2013年10月31日成立。2014年11月9日,2014年上海人类学学会暨第四届复旦大学人类学日学术活动,睿丛与复旦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共同建设的商业人类学教学与研究基地正式成立。从田子坊—局门路—到现在的南昌路。睿丛文化再十年间走过了一百多座城市,在线上下见了5000余张面孔,包含着从10岁到65岁不同年龄段的群体,十年的市场研究以及与近百个国内外品牌的合作做了300加的研究项目。睿丛文化创始人郭莉讲到品牌定位主要的就是meaning,在这方面文化人类学是其他学科不能比拟的,文化的挖掘与开发就是从大量的社会现实找寻规律。从文化挖掘、定位到做市场的定位以及到市场的进入,中国的消费文化什么样的,消费习惯是什么都需要去做到挖掘和分析。郭莉博士认为人类学在这个时代迎来了春天,因为再独立的个体也是在结构当中的,人类学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社会文化的变迁,解读文化的意义和发现规律。

郭莉博士主题演讲


何潇博士的演讲题目为在诉说和沉默之间:苦痛何以沟通”。他谈到研究首先受到医学人类学的启发,在医学人类学中对苦痛与结构性暴力的关注颇多;同时,社会苦痛逐渐成为新的“异文化”,Joel Robbins 的相关研究认为继异文化之后,苦难在1980年代以来成为当代人类学重点观察的“他者;以及宗教人类学中对苦痛的探索,认为苦痛蕴含着可能性,苦痛不再只是权力和暴力运作的阴暗面,忍受苦痛促成新的伦理和主体能动性。从医学人类学到宗教人类学,关于苦痛的研究关注点有所变化。

何潇博士的研究以上海农民工打工者作为材料,探讨他们是怎么理解”苦痛”。以往有很多关于农民工‘诉苦’的研究,大部分研究讨论诉苦作为革命实践和政治行动,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将之与革命年代的‘诉苦’联系起来,试图建立一种桥梁,探讨在当下有没有抵抗的可能性。而何潇博士发现,在他进入田野时,遇到的情形与这些研究的关注点并不一致。在不同的情景下关于诉苦的行为和态度是不同的。他进一步展开,分析了两个不同场景中关于苦的承认的不同表现形式。首先是针对亲密空间中,关于苦的承认,进行了分析。举例分析对于苦的承认,会出现在“爱情”上,“一起吃过苦”成为了一种情感的连接;也经常出现于赞扬赞扬母亲对家庭的奉献时说,“再苦再累,她从不说”“吃了一辈子苦”;关于苦的表达也有所不同。但是在另一方面,苦并不被作为一种道德价值,吃苦但是希望后辈超越苦。并且,何博士还观察到,在家庭的亲密空间中也存在“个体性的苦”没有被认可的现象。而在市场空间中,关于苦难的演说不同。在市场空间,或者说陌生人场景中“诉苦”更容易一点。比如在应聘时吃苦耐劳”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品质;而一些 “老板”诉苦,为了更好管理员工,或者表明自己财富的合法性。研究发现,打工者展演 “能吃苦”有其目的,希望能够赢得尊重和自主性或者得到物质回报。但是这种“展演”不一定可以得到回报,因为组织的逻辑是以结果为导向的,将苦作为了一种负面情绪。最后,何潇博士从三个方面做了总结。首先他认为,苦难研究在今天仍然需要重视。苦痛与政治和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需要在经验层面理清,而不是提前预设。人类学并不必然要像J.Robbins 建议的那样从关注负面的社会苦痛转向关注“好的生活“,而是应该继续关注苦痛交流的困难。其次,不管是在亲密的家庭还是在以陌生人为主的市场,苦的言说并不是以集体政治运动或声张行动能动性为最终目的,而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难以言说。苦的言说不仅依赖于主体的言说,同时依赖于话语之外的身体、物质和沉默。人际间间关于苦的言说往往指向过去,关于现在的苦痛被部分地转移和遮蔽。苦的难以言说并不意味着言说主体能动性的削弱,而是开启了一个承认,批评和希望的社会空间。第三个启示则在于对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反思,要关注“言外之意”,关注言语之外。

何潇博士主题演讲

沈燕博士作了题为“日常生活视阈下的信仰空间的研究---基于江南地区H庙的田野调查”的主题演讲。沈燕博士主要从研究缘起、文献回顾、集体记忆、人庙互动日常四个方面展开,并对此进行了总结回顾。这项研究的展开源于沈博士2015年参加家乡的一场葬礼,其中有一个特殊的仪式——报庙。这让她产生了好奇和疑惑:村民们为何会把这座庙视为人生的终点,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以至于报庙这样的行为能传承下来并给予生者送走死者、且相信死者可以安然进入另一个世界的安慰感与安全感,更进一步说,它究竟如何影响甚至形塑了村民们的意义世界?带着这样的疑惑,进行了田野调查。首先对相关文献进行了介绍,针对信仰空间的以往研究很多,多集中于历史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等的领域,在这些研究中空间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背景存在,空间作为容器存在,填满了复杂的人际或力学关系,但它本身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功能则隐匿了起来。基于此沈燕博士希望采取日常生活视角,以身体实践为核心,通过直观的人们的身体实践去追问背后的价值观念。关于日常生活视角,有一些学者也做过相关研究,比如“做宗教”(do religion),反思以往重视观念或正统仪式研究的民间宗教研究范式,关注散落在生活中的那些日常、具体而又琐碎的细枝末节中的身体实践。以及一些学者做的“拜”、“家中过会”的研究。在具体研究内容上,主要从两个方面分析与庙有关的身体实践,一个是集体记忆的部分,有关庙的重建和主神的灵验;另一部分是庙在村民的从生到死的人生历程中所起到的作用。首先是第一部分,沈燕博士介绍了庙中主神的来源、庙中庙管的特殊经验(往往经历过生病—濒死—获救,遇到神显)、以及关仙婆作为人—神—祖先三者之间沟通的灵媒的作用。在第二部分中,沈燕博士介绍了人庙互动的日常,可以说贯穿了村里人的一生。出生的时候如果五行不全的话会进行寄拜,需要把姓改成庙中主神的姓;在成长过程中,老人会帮忙去庙里告诉庙管进行拜忏;在适婚年龄,家人会去求姻缘,求签问八字;中年时:妇女在五十三岁以前要进行上庙,即在庙中念一天佛经,他们认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死后她们的灵魂会在外面流浪;老人会去庙里念佛,此时庙提供了一种人际交流的场景;去世后,则会进行报庙。在这里,沈燕博士详细描述了报庙的的行动和场景。在报庙之后还有许多仪式,其中有一个是关仙仪式,作为灵媒,关仙婆喊来菩萨,菩萨喊来亡魂,亡魂附在关仙婆身上与生者进行沟通,包括死亡时的场景和遗言、心愿、死后生活,生前所做的事情会在异界有惩罚和奖赏。最后,沈博士总结到,h庙勾连起了全村人生前和死后的生活世界,是整个村落的记忆之场与生活之场。H庙这一信仰空间是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实践中被“做”出来的。并且针对H庙的未来,以及现在人如何面对生与死的问题时进行了延伸讨论。

沈燕博士后主题演讲

 最后,张海国教授宣布第十一届复旦人类学日圆满结束。

活动合照

文字:刘佳琪、杨如冰、娜仁、松松

编辑: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