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 文化人类学 李思滢
背景介绍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已经习惯于每天洗澡，早晚刷牙，饭前便后洗手等等一系列让自己保持干净的行为。这些行为在我们看起来习以为常，自古有之。可是当我们去探究各国文化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并非如此，美国就是一个不能更典型的例子。在仅仅160年之前，美国的卫生状况还停留在“第三世界”的水平[1]。无论是洗澡、洗脸，或是要求更低的刷牙洗手，都不是人们日常所必须的行为。在那个时候，绝大多数人并不认为自己“不够干净”，也并没有想要“更干净”的诉求。而今天的美国，却是一副截然不同的景象。1956年Horace Miner的一篇《NACIREMA 人的身体仪式》（Body ritual among the Nacirema）就曾以诙谐的方式指出美国人在对于洁净追求上的种种看似不理性的行为和信念。抛开社会既定的对于干净的观念和准则，刷牙等卫生行为的实质看起来十分滑稽，只是因为相信这样做可以带来“洁净”就这样去做。离开这个语境，同样的行为就变得不可理喻起来。
在这短短160年当中，“干净”的概念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才具有了今天所有的文化意涵，影响人们的观念，甚至影响人们的行为？纵观各时期文化中的“卫生行为”，其行为的目的并非是出于同一种原则，源于同一种对于“干净”概念的理解，判断“干净”的标准亦大相径庭。
所以，对于“干净”这一观念的感知在历史发展中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是什么在塑造这种感知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本文将通过考察美国的“卫生史”来试图针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
干净是如何成为日常必须的
1.从神性到健康
“干净，接近于神性。”[2]John Wesley的著名说法也带我们认识了干净的宗教性源头。不仅是在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中，干净也同样和精神上的、道德上的高尚联系在一起。“…的确，阿拉爱永远那些追随他的人，那些保持自己纯洁和干净的人”[3]，在古兰经中，追随阿拉的人被视作是纯洁和干净的。而在佛教中，佛教徒需要在祈祷和祭拜之前沐浴更衣，以保持自己在佛祖面前是干净无染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生理上的干净就和精神上的纯洁联系起来，而这些“卫生行为”的最终目的也指向了追求灵魂和心灵的纯洁。然而，干净在宗教中的重要意义并没有使得干净的概念被广泛传播和接受，与之相随的“卫生行为”也仅仅是宗教信徒在做特殊的宗教行为前才会做的，他们也并不认为需要每天都洗澡来保持身体的干净。
继神性之后，上流社会所注重的“修养”也成为推广“干净”观念的主要动力。从这个角度来说，干净被视作是文明的一个特征，甚至渗透到了一个人日常生活中的礼貌中去。上流社会的修养教条甚至改变了人们对于“干净”的感知。在Norbett Elia的《修养的历史》中，写道一个人在打喷嚏时应该用手捂住自己的鼻子，这样的行为是为了不让喷嚏带出的脏东西被别人看到，而用纸巾包住鼻涕和痰也是同样的例子。就像道格拉斯在《洁净与危险》中所阐述的，对于干净的考察不仅仅是出于卫生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维持一种秩序。世界上没有绝对肮脏的东西，只是“脏东西”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同样在《修养的历史》中曾提到一个有趣的细节：在发明餐巾纸之前，上流社会的人们被告知需要用他们自己的大衣来藏住吃饭时产生的脏东西，例如酱汁，碎骨等等。在那时，干净被作为上流社会所必须的修养，而其本质上来说，就是不让其他人看到自己产生的“脏东西”。干净已不再被视为是接近神性的必要条件，取而代之的是被视作在上流社会与人交往的必要条件。而劳工阶级，则并没有必要的卫生条件来使自己保持干净。政府和上流社会的人们也不认为有必要帮助劳工阶级获得保持干净的特权。
直到干净与健康联系在一起了之后，整个社会才开始大范围地接受“干净很重要”的观念。Galen的瘴气致病理论首次将生病和腐烂、臭气联系在一起，肮脏开始被认作致病的原因。随着之后对于致病原因研究的发展，Louis Pasteur的细菌治病理论开始广泛传播，为大众所接受。而日常的卫生行为，同样随之成为大众的日常习惯。与此同时，公共场所与私人场所、公寓楼和贫民窟，其卫生状况也开始引起政府的重视。通过例如成立卫生协会、建立干净的供水系统和污水处理系统、建造公共浴室等一系列措施，即使是穷人也可以享受这些卫生设施来保持干净。
2.从可感知到不可感知
为了保持干净，人们开始设立区分肮脏和干净的标准，而这个标准，也从可感知的标准，渐渐演变为不可感知的标准。在瘴气致病的疾病理论之前，辨别干净的标准通常是可感知的。在干净仍与修养相挂钩的年代，保持干净意味着不让除自己以外的其他人看到自己产生的脏东西。手上脸上的泥尘、衣服上的污渍、饭后嘴上的油光等等，这些都不能够存在，或者至少，不能够被看见，不然就不你能被视作是干净的。在瘴气致病的理论中，臭气、酸腐气也被认为是肮脏的表现。从触觉的角度来说，光滑对于皮肤和容器都是干净的表现。人们建立了视觉上、嗅觉上和触觉上等一系列感官上的标准，来区分干净和肮脏。而从瘴气致病到细菌致病的致病理论变化过程中，干净的标准也从可感知的变为不可感知的，从气味的辨别变成了测量细菌的存在，而这是无法通过感官就可以直接测量的。
至此，我们失去了判断干净与否的能力，因而也不知道自己是否需要做那些“卫生行为”来让自己保持干净。所以我们开始将“卫生行为”日常化、固定化，按照一定的频率来做这些“卫生行为”，而这个频率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也有不同的“常识”规定。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家建议人们每天洗澡，然而人们实际上是不知道这样的频率对于他们来说是否太快或太慢。在这些“卫生行为”例如洗澡、洗手、刷牙等渐渐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中的“卫生习惯”的同时，干净的观念却变得越来越抽象，也越来越“真实存在”。
塑造干净观念的推动力
1.清洁剂产业——满足需求也创造需求
正如前半部分所回顾的，不管贫穷还是富有，人们都就接受了日常的卫生行为。而在那时，人们为了追求干净而带来了对于清洁品的巨大需求。清洁剂产业开始繁荣发展，满足人们的需求。
在那时，肥皂不再是是奢侈品。[4]1850年之前，肥皂就仅仅用来刮胡子和洗手。在大规模生产之后，肥皂开始被用来洗碗盘和衣服。然而，一种新型肥皂“厕所用皂”开始出现在广告之中。虽然同样也是用来洗手，可在如厕之后清洁手部是之前没有的做法。这种厕所用皂作为一种“非必需品”，成为高品质生活的象征，从而区分劳工阶级和上流社会的生活习惯。
从肥皂开始，牙膏、洗面奶、洗发水、漱口水等等，各种各样的清洁品都被发明和生产出来，用来清洁我们的身体以及我们的所有物。这些产品反过来也创造了我们基于追求干净的新的需求，变得多功能起来。它们不再仅仅是为了去除脏东西，也开始发展出保湿、柔滑、香氛等功能。这些需求的创造都离不开广告的影响。
2.广告——赋予干净新的社会意义
干净和健康的联系是最初的主要主题。它不仅是一件私人事情，也是一种保护他人健康的责任。清洁剂的使用成为一种保持公共环境清洁卫生的责任。
除了追求健康，正如我们可以追溯到干净的历史，在现代社会中，干净仍然与成功的社会身份相关联。每日洗澡、穿着整洁、身上留有淡淡香气的男人和女人是美国中产阶级的典型形象。不仅是使用肥皂，使用香水或有香味的清洁剂，也是保持“干净”的必需过程。去除比基尼线上、腋下等身体的毛发，尤其是妇女，也被认为是一个必要的维持“干净”的做法。然而这些从细菌理论来说，这些做法都和保持“干净”无关。事实上，在世界其他地区却不是如此。例如在中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去除身体的毛发是对因为它是对父母的不尊重。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去除身体毛发也和维持干净之间没有关系。然而，随着脱毛膏广告在中国不断传播，去除身体上的毛发也变成了一种流行时尚。
所有这些产品的广告都有助于描绘出“干净”和中产阶级的理想形象的联系，创造了远远超出追求清洁的需求。
不仅是外观，干净更是“深深植根于美国的个性之中”。[5]保持卫生习惯的最初目的是追求干净，而如今已然有了希望被社会所普遍接受和尊重的社交性目的。保持干净成为了社会化，或者说濡化过程中的十分基础的环节。而这个过程则需要代际间“干净”观念的教育传递才能完成。
3.教育——干净观的塑造和培养
干净的观念和卫生习惯的日常化成为教育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Norbett Elias的《修养的历史》中，中世纪的修养规范被记录下来作为指导书，不仅是给下一代作为教材，也是给未能遵守和知晓这些规范的人作指教。除了在家庭的基本社会化过程，学校在形成干净观念方面发挥了更有效的作用。在20世纪20年代，“公立学校是政府最有力的代理人，教育美国人，或者说中产阶级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让孩子感受到保持干净有多么重要。”[6]干净的观念也正是在这样传递的过程中，对年轻一代来说变得更加实在和必要的。事实上，学校卫生教育的目的在于孩子们创造了一个“干净观”。[7]总之，我们对下一代传递干净观的过程成了社会化的一部分。
结论
干净的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神性到修养，从健康到社会认同。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干净。在这个过程中，判断干净的标准也经历了许多变化。从可以感知的外观和味道，到不可感知的细菌的存在，干净的标准渐渐将我们引离追求干净本身。虽然我们不知道每天洗澡是否真的可以使身上的细菌会保持在一个低水平上，我们却仍然不可置否地做着卫生行为。我们并不怎么关心自己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干净，但我们做这些卫生行为，以显示我们是干净的，以及我们共享的同一种干净观。通过这样做，我们显示我们已经履行了在社会中保持干净的责任，我们是文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
在干净观的形成过程中，清洁剂产业、广告和教育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由于干净观的变化而引起的巨大需求，导致了清洁剂产业的发展；同时清洁剂产业在广告的帮助下也创造了更多与追求干净本身无关的需求。在几代之后，干净的观念会变得更加实在，成为现代社会社会化的必要部分。
参考文献
Bushman,Richard L., and Claudia L. Bushman. 1988. The early history ofcleanliness in America.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1213-1238.
Douglas,Mary. 1966. Purity and Danger: AnAnalysis of the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Routledge. 中译本：.2008.洁净与危险.民族出版社
Elias,Norbert, and Edmund Jephcott. 1982. Thecivilizing process. Vol. 2.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Hoy,Suellen. 1996. Chasing dirt: The Americanpursuit of cleanlin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ner,Horace. 1956. Body ritual among the Nacirem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8(1956): 503-07.
Shove,Elizabeth. 2003. Comfort, cleanliness andconvenience: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normality. Vol. 810. Oxford: Berg.
Vigarello,Georges. 1988. Concepts of cleanliness:Changing attitudes in France since the MiddleAge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 Hoy, Suellen. 1996.Chasing dirt: The American pursuit of cleanlin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2] “Cleanliness is,indeed, next to godliness. ”,http://www.gotquestions.org/cleanliness-next-godliness.html
[3] “…Truly, Allah lovesthose who turn to Him constantly and He loves those who keep themselves pureand clean”, Quran, 2:222
[4] Bushman, Richard L., andClaudia L. Bushman. 1988. The early history of cleanliness inAmerica.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1234
[5] Bushman, Richard L.,and Claudia L. Bushman. 1988. The early history of cleanliness inAmerica.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1238
[6] Hoy, Suellen. 1996.Chasing dirt: The American pursuit of cleanlin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34
[7] Hoy, Suellen. 1996.Chasing dirt: The American pursuit of cleanlin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