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记忆 | 一位“霸气”的校长

发布者:刘秋芳发布时间:2022-07-23浏览次数:171


编者按:2022年7月17日著名核物理学家、教育家、复旦大学前校长杨福家校长因病辞世,享年86岁。复旦大学社政学院人类学研究所潘天舒老师曾因工作关系,和杨福家校长有过交往,听闻消息后和他曾经的老领导周明伟老师回忆起这段往事,不免怅惘,发文以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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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天舒老师和周明伟老师聊天中对杨福家校长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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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福家校长


1993年杨福家教授就任复旦校长。那年下半年,我作为哈佛燕京奖学金获得者赴美读研。因而作为复旦国际交流办公室的科员,因工作原因与杨校长直接接触的机会不太多。然而,杨校长的直率、霸气和自信,还是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当我还在格致读书时,就从老师那里听到这位杰出校友当年调皮捣蛋的一些轶事,比如说,好好的校门不走,他非要纵身翻过厚实的高墙入校。这些我们当时听到时就觉得不可思议的奇事,最后演绎成一段无法证实也不必证实的传奇,来为一位自小就喜欢剑走偏锋,不走寻常路的科学天才提供注脚。

当1993年华中一校长卸任,杨福家校长履新之后,其雷厉风行和不近人情的工作作风,的确令一些学校办公室里常年习惯“舒适圈”办事方式的科员“不寒而栗”。有些事情,我没有亲眼目睹,只不过耳闻而已。为节省笔墨,我只说三件与我工作有直接关系的日常琐事。第一件事是有关与复旦交流学校(欧美)为主的日常信函交流。我原本已经习惯把自己拟好的草稿,送到校长办公室,然后华中一校长或谢希德校长会做些措辞上的修改,偶尔还会改正一些低级错误。这样信件从起草到修改和最后定稿,通常会有一天的时间。然而,杨校长对信函的处理方式,是直接签字,让人送来,我马上寄送或者发传真。这意味着,我草拟的第一稿就是终稿。每次在电子打字机打出稿件,我得看好几遍。有时候,还给英语水平不错的同事看。我深知:杨校长直接签字,对我就是信任。但一旦被他看出什么低级错误,后果不堪设想。如今,我看任何英语文稿,第一眼基本上就能分辨出拼写错误。这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但我还是感谢杨校长,让我养成了这个好习惯。第二件事情与他的时间观念有关。有些外事接待,他不得不出面,说几句外交辞令。但他事先会给个时间限制,一般是“最多10分钟”。有次接待一个有点身份的美籍华人(当时的统战对象),说话喋喋不休,杨校长立马露出不耐烦的样子,还没到10分钟起身就走,可谓话不投机半句多。多亏时任国际交流办副主任的培娣老师,及时以巧言圆场。杨校长不喜欢冗长的各类会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有争议的美谈。最后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我离校前完成的最后一项书面作业,就是将杨校长起草一封有关建立复旦医学院的信函连夜翻成英语,发往与复旦有交流关系的国际院校,征求意见和建议。杨校长亲笔手书,论证在复旦这样的研究型大学设立医学院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洋洋洒洒好几页。虽然翻译难度不高,但有些医学术语,还是成了我的拦路虎。好在当时美国研究中心的徐以骅大哥(Dr. Hsu),出身医学世家,其父为瑞金医院老院长。他替我解决了不少技术难题。

△ 这是1993年杨福家就任校长后,我和同事夏旸老师参与编辑的一本完整介绍复旦概况的图册。老校长谢希德校对了两次文稿,亲自查找新兴学科的英文名称,和我反复商量敲定人文社会科学用词,偶尔还有争论。
我和杨校长的最后一次见面,应该是在1995年春。在时任复旦国际交流办主任陈寅章老师的安排下,我和明伟老师一起去MIT附近的Merriot 酒店,以当地普通留学人员的身份与杨福家校长夫妇见面。我记得那天室外下着大雪,但室内非常温馨。看不出杨校长有一点霸气。他好像只跟我说了一句话:你的英语还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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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当年编辑的复旦画册中刊登复旦大人物的一个页面。由于急于付梓,当时只能找到复旦四位校长同框的一张拍得不算太好的照片(见右上)。从右到左分别是:苏步青、谢希德、华中一和杨福家。当时杨福家是最年轻的一个。从照片里他显得有点拘谨,一点都不霸气。
杨福家或许是复旦建校以来最为霸气的一位校长。当然,从他为学校、社会和国家所做贡献来说,他完全配得上这份霸气。我希望早点看到复旦下一位同样霸气的校长。


作者:复旦人类学 潘天舒

编辑:胡凤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