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 | 当代人类学讲坛(四十四)“花港观鱼”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杭州:城市空间与文化景观

发布者:胡凤松发布时间:2022-07-21浏览次数: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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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1日上午,由复旦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主办的当代人类学讲坛(第四十四期)在腾讯会议平台举办。本次演讲嘉宾为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上海大学特聘教授何其亮老师。讲座由张聪老师主持,曾与何其亮老师同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文理研究生院校友的朱剑峰副教授担任评议。潘天舒教授和近三百位老师和同学参加了本次线上讲座。


本次讲座主要讨论了“花港观鱼”这一位于杭州西湖的风景名胜区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夜(1949-1976年)的设计、建设和使用。何其亮教授首先从理论角度厘清了“景观”(landscape)和“空间”(space)的概念在园林设计中的使用,认为两者都是动态而非静态的存在,并区分了“花港观鱼”的四种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即:政治的(political)、记忆的(discursive/mnemonic)、经验的(private/experiential)和生产的(productive)实践。




在背景介绍部分,何其亮教授指出,共和国时代的杭州是当时少数几个可以接待外宾的城市,亦处在生产性建设和消费性建设的矛盾之中;而结合艺术作品(如山水画、诗词)进行分析,“花港观鱼”在一千多年以来更多作为一种文化想象存在,而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园林——这实则为上世纪50年代实际的设计规划者提供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设计者孙筱祥(1921-2018)等贯通中西,将西方的设计理念和中国传统园林的特色加以有机结合。


1959年“花港观鱼”示意图

接下来,何其亮教授从四类“空间实践”入手,以翔实的史料为支撑,将“花港观鱼”放置在时代的语境中,进行了详细的展开。对于新时代杭州的规划部门来说,“花港观鱼”是一个进行大规模动员和政治的空间,在建设时参照苏联的文化休息公园,将“大”和“全”作为特点,集政治、教育、体育、娱乐、文化于一体。(公园名字中的“休息”这一观念在解放后伴随着社会转型由资产阶级渗透进了劳动人民的群体)。对于设计师和文化精英来说,“花港观鱼”是一个记忆的空间,以寄托他们的审美和诗意情怀。何其亮教授援引了“在地记忆”(sited memory)的理论,来呈现西湖记忆对于不同人的不同意义。而对于当地居民来说,这个公共花园是一个玩耍,喝茶,散步,钓鱼和青年男女约会、乃至早恋的私人和经验空间。值得指出的是,政治空间、记忆空间和经验空间可以在一处汇合,同样一片景致具有多重的意义,而个体也能在官方话语之外追寻特有的空间。最后,作为生产的空间,在文革期间,“花港观鱼”开始种植经济作物,也是相关政治理念的体现。

在结论部分,何其亮教授指出,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只能制造“建成的环境”(built environment),而在这个“建成的环境”中,个人拥有自主的选择权。综合之前的论述,他认为,在建国后的二十七年,个人的日常生活性(everydayness)是政治话语及实践与私人体验的互构的结果,是政治的、文化记忆的与个人体验交互下的产物。

讲座结束后,朱剑峰副教授进行了评议。她认为何老师的研究展现了对过程的高度还原,将不同的行动者融入过程之中,呈现了一个历史的切面;论据翔实,将论点建立在厚实的文献资料之上——这对于人类学研究者也颇有借鉴意义。


在提问和交流环节,听众与何其亮教授进行了更深入的交流和互动,包括理论的运用、空间的“协商”,以及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作为有着多年交情的旧友,潘天舒教授指出,何其亮老师的研究全面、扎实且深入,在这个维度上,人文社科诸学科并没有显著的边界与分野。



何老师也曾关注评弹艺术的研究,他所写作的《个人与集体之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评弹事业》一书,聚焦于地方政府对于改造评弹这一江南地区广为流传的说书艺术的种种努力,探究文艺政治化前提下,文艺作品的娱乐性与艺术性问题,反思政治对文化的改造与文化市场的生存问题——在今年4月的“都市人类学”课程中,何其亮教授也曾受邀就此书与嘉宾、教师和修课同学进行了讨论与分享。


供稿 | 朱彦珺 

本文经何其亮教授审阅后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