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 | 倒立的家庭与后父权代际性——重思新家庭主义

发布者:刘秋芳发布时间:2022-07-20浏览次数: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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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627日,由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哈佛校友会和上海人类学学会应用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的联合主办,加州大学(洛杉矶)人类学资深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阎云翔教授于复旦大学文科楼1029教室举行了主题为On Inverted Family and Post-Patriarchal Intergenerationality: Neo-Familism Revisited(倒立的家庭与后父权代际性:重思新家庭主义)的精彩演讲。本次讲座由潘天舒教授担任主持,上海市人类学学会会长张海国教授和学会的其他成员、来自社政学院社会学、人口学所、人类学所和心理学系的李煜、张力和高隽教授、人类学民族学所的朱剑峰、张聪和丁玫博士,以及来自人类学系内外的的同学共同参与本次跨学科、跨领域的年度学术交流活动。

  

此次讲座涉及多个概念,包括倒立的家庭(the inverted family)、后父权代际性(post-patriarchal intergenerationality)以及新家庭主义(neo-familism),阎云翔教授结合理论脉络和经验研究,对这些概念进行界定和梳理。

阎云翔教授指出,随着家庭关系和家庭生活的结构性变迁,代际关系中父权秩序发生倒转,产生具有特定人口结构表征的倒立的家庭。从1950年到1980年的三十年间,中国社会历经首次人口变迁:女性的出生预期寿命得以增长,总和生育率明显下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在独生子女政策的持续作用下,中国社会的生育率,家庭规模以及家庭结构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一个家庭中,祖辈、父辈、孙辈人数形成“4-2-1”的倒立格局。在劳动力的流动与迁移过程中,老人往往留在故乡成为留守老人,或是伴子女迁移成为随迁老人,他们往往都扮演了家庭照护者的角色(care-giver),承担隔代抚育的重责。不论留守还是同迁,在隔代抚育的家庭中,老人都不再具备长辈的权威,甚至漂泊无根。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引发了父权家庭的空心化(hollowing-out):人们不再坚守从夫居的惯例,父系组织开始紧缩,父权开始衰败。


阎云翔教授认为,倒立的家庭的形成,在于诸多的历史因素和社会因素。二十世纪以来,由社会精英所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与革命,动摇了父权制的权力基础和权威来源。五十年代以后,由国家所主导的一系列的家庭政策,使家庭组织向理性化(rationalized)和工具化(instrumentalized)转型。在这一趋势下,家庭濡化机制中的代际互动开始祛魅(disenchanted):从垂直的、代际的互动转向水平的、消散了往日道德权威的互动。此外,在当代社会中,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以及全球化在人们的生活方式、认同政治、生活意义等诸多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引发了人们在情感、亲密关系和伦理等方面的诸多争议、冲突和困惑。

阎云翔教授对父权(patriarchy)和后父权(post-patriarchy)概念进行了界定和区分。阎云翔教授认为,关于父权的人类学经典定义,可以追溯到摩尔根、马克思和韦伯,即父权是长辈对后辈所行使的权威(authority)、特权(prestige)及权力(power)。这一关系模式,在中国社会尤为显著,并形成家国同构的伦理秩序和政治实践。在女权主义理论中,人们更多地从性别角度探讨男权(patriarchy)概念,指代家庭与公共领域的男性统治,其意义范围比父权概念更为广泛。阎云翔教授认为,在当代社会,父权的影响力已逐渐式微,而男权依然在家庭和公共领域的性别权力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

阎云翔教授指出,尽管父权衰落,代际关系依旧在中国社会的家庭生活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多代家庭仍然是组构家庭的主要形式。阎云翔教授使用代际性(intergenerationality)概念来理解代际关系。相较于孝顺(filial piety)概念,代际性不包含价值预设,关注代际互动模式,更强调个体能动性,同时兼顾代际互动中的主体维度,包括亲密关系、情感、道德等重要议题。基于这一视角,阎云翔教授认为,后父权代际性(post-patriarchal intergenerationality)意味着代际关系的多种可能性,它既可以指涉传统代际关系的倒立、扭转和重构,也可以描述协商的、共存的、互利的代际互动模式。

阎云翔教授基于2016年以来关于新家庭主义论述的深化过程,重思这一概念对理解中国社会的家庭生活及代际互动的学理意义。作为社会观念和社会实践的类型,新家庭主义糅合了传统的家庭主义和个体需求,包含四个方面:第一,家庭生活的中心由祖辈转向孙辈,即“下行的家庭主义”(descending familism);第二,在家庭生活中,亲密关系发生转折,相较于婚姻轴(conjugal axis),代际轴(intergenerational axis)的互动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第三,实利主义(materialism)在家庭生活中逐渐兴起;第四,在家庭和个体之间,依旧存在冲突和张力。在新家庭主义理念和实践中,即兴性(improvisation)成为重要的代际互动策略和合作机制,家庭结构的构成形式与互动模式日益多元化,家庭内部的关系脚本也正历经重构。最后,阎云翔教授指出,代际性和即兴性概念,将成为分析新家庭主义观念和实践的重要工具。

在阎云翔教授讲授完毕后,进入提问环节,在座来自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专业的老师和同学积极提问,阎云翔教授对带有不同学科关注的问题和评论报以极大的兴趣,并一一予以回应,讲座在热烈的讨论氛围中圆满结束。


复旦人类学 唐沈琦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