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５月９日和11日， 应复旦大学高教所和复旦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的共同邀请，来自美国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人类学与社会学系的冯文教授（Vanessa　Fong），为复旦师生带来题为“当代教育人类学现状与发展”的精彩讲座。冯文教授200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并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她于上世纪90年代末来到中国大连开展田野调查，并在10年后重新追踪当年的访谈对象，2008至2015年每一年都对他们进行回访，冯文教授通过丰富案例和精彩讲演，为在座的同学们呈现了关于海外留学生的田野研究成果。　冯文教授的代表作包括民族志作品《重新定义的天堂》（Paradise Redefined）和《唯一希望》（Only Hope）等。

讲座在复旦大学光华楼通业大讲堂举行，冯文教授拥有人类学博士学位，并在哈佛教育学院担任了９年助理教授，并于2012年回到母校Amherst人类学与社会学系执教，期间一直在从事教育人类学的田野研究工作，冯教授指出教育人类学是社会文化人类学（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的一个分支，其发展也是人类学、社会学与教育学学科交叉融合的结果。人类学研究全球的宗教、经济、政治、医学等一切人类行为和文化，而教育人类学借鉴人类学的方法和视角去考察教育现象，并影响着教育学学科和人类教育事业的发展。人类学的学科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这个学科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可能是为数不多发轫于研究非西方社会的社会科学，当然人类学也关注史前的西方社会，并在此基础之上，发展出文化、语言、考古、生物四大门类。同时，人类学也是唯一强调国际比较观（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的学科，旨在理解不同的社会文化。而中国的“社会科学”主要以历史编撰体（historiography）的形式存在直到近现代，所以说（教育）人类学的诞生是比较新近的事。冯文教授认为，我们人类学对社会科学所做出的独一无二的贡献，即在于我们去解读不同社会的文化意义和规范，让西方社会理解这些差异。

进入21世纪，人类学的研究者们发现，西方与非西方社会的不再是云泥之别，跨越国界和地域的商业与文化交融淡化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区隔。但是冯文教授认为，相比于经济学、定量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依然更加关注非西方社会。纵观绝大多数美国高校的教育学院，学者都集中精力于研究美国教育体制，上述社会学科领域的学者也多将目光聚焦于以美国社会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他们大多与美国当地的政府官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且容易获得丰富的官方数据。反观（教育）人类学，学者们会好奇：在非西方社会，教育以怎样的形式和制度存在着？美国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在其他国家也成立吗？为什么相同的教育模式在不同环境下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冯文教授指出，人类学的研究有助于加强不同教育模式之间的相互借鉴和学习，理解“教育”本身的灵活性。我们可能阅读了大量美国学者对美国教育的研究著作和成果，并了解了由这些人基于美国社会建立的教育理论模型，但这些理论不能完全解释世界各地的教育模式，而对不同教育模式的考察是有益的。

教育人类学家的工作地点集中在两个领域，其一是高校的人类学部（由医学人类学、政治人类学、商业人类学等分支共同组成），其二是大学的教育学院。冯文教授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工作氛围：在人类学系，大家在不同的国家开展各自的研究，从医学到教育，关注的领域各不相同；而在美国的教育学院，研究者们大都运用丰富的数据资料，聚焦美国教育的方方面面。

在教育人类学的方法论上，冯文教授梳理了一个学科和领域的方法谱系，在13个研究领域中，教育学（排名第７）处于定性与定量的中间地带，而在15个学科大类中，社会文化人类学排名第10，更接近质性研究。教育人类学使用小样本、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法，在跨文化的研究中，搜集海量的数据是困难的，从建立数据库的历史经验来看，西方社会似乎也更进一步。冯文博士在中国田野期间，也接触过一些历史数据资料，但是大都是宽泛的、不易获得且不具有解释力的，对于统计方法和样本量的描述也常常语焉不详、模拟两可，这种情况近几十年来可能有所改变。同时，如果仅从已有的数据出发，学者也可能无法发现关键的信息，限制了研究的想象力。

冯文教授总结认为，教育人类学相比于其他社会文化人类学分支，与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联系更加密切，因此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的可能性更大，同时不能忽视质性研究的重要性，因为数据的解释力也是有限的。教育人类学采用的定量方法与其他社会科学也不完全相同：样本数量更小，采用滚雪球抽样，结合人类学的访谈、观察和文本分析，共同构成研究的方法论。

冯文教授认为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是十分重要的，运用定量的方法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可以与其他学科研究者对话。但是质性研究的不可替代性在哪里？首先，质性研究的解释框架不仅局限在问卷调查预设的几个或者几十个变量之间，人类行为的复杂性使社会文化人类学构建起一个全局性的“大图景”（big picture），去挑战研究者的预设和常识，并通过过程性分析解构这种复杂性。人类社会时时刻刻在变化，这些变化又是如此迅速，人类学必须捕捉这些新现象，并且有摒弃已有概念和理论的勇气，来适应这些变化，并更新自己的解释模型。

冯文教授提到了“Preschool in Three Cultures Revisited”（Joseph Tobin，Yeh Hsueh /，Mayumi Karasawa，University of Chicago：2009），这本书的作者在中国、日本和美国各选取了两所幼儿园，录制了幼儿园一天的生活，录制剪辑完成后，再播放给被研究幼儿园的老师们看，询问他们对自己和其他国家幼儿园的看法和意见，作者在上世纪80年代时期就录制过这些录像，之后又重返田野再次采用这种方法进行比较研究。研究者最终的发现可以说明一点：中国的学前教育经历了剧烈的变化，此间日本的教育模式几乎没有改变，美国的幼儿园处于中间状态，因此中国和日本的学前教育差异可能远远超过其与美国模式的差异，尽管中日有着相似的社会文化背景，这也打破了“西方”与“非西方”的地域区隔。冯文教授指出，人类学不仅是解释三国教育模式之间的差异，也比较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变化”，以及同一国家相同时期的不同地点采用教育模式的差别。冯文教授强调了，“比较”和“变化”在人类学的研究范式中是非常重要的。

在另一部教育人类学作品American Individualisms: Child Rearing and Social Class inThree Neighborhoods中作者以纽约的学龄前儿童及他们的家庭为研究对象，许多人认为美国崇尚的是个人主义，但是“个人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作者认为“个人主义”在美国上层中产阶级、上层工薪阶级和下层工薪阶级家庭中的表现也是不同的，“宽容的个人主义”（soft individualism）鼓励孩子去发现自己的兴趣并实现自我价值，“鞭策的个人主义”（hard individualism）激励孩子与同龄人竞争，努力获得个体的成功，家庭所处的社会地位越高，采用soft　Individualism教育方式的可能性更大。可见，“个人主义”如果仅仅是问卷中的一个名词，它对现实社会的解释力就会有所削弱。

讲座中，冯文教授还以自己的著作“Paradise　Redefined“为例，介绍了教育人类学在田野研究和定量研究中如何发现问题，并在中美教育差异的不断比较和思考中推进自己的研究，并提出更好的解释框架来理解这些差异。关于这本书的内容以及后续的追踪调查，冯文教授在第二场讲座中有更丰富的阐释。

冯文教授最后指出，教育人类学不仅要回答“现实是怎样的？”，还希冀通过自己的发现影响政策制定者，并回答“如何实现更好地教育？”人类学研究者应当尽量摒弃那些“理所应当”（take for granted），而是通过跨文化的考察和研究，借鉴和融合更好的教育价值理念。“Why people do what they do？”是我们时刻要提醒自己在研究中去思考的问题。中国家庭为何如此重视对下一代的教育？与此同时，为什么许多美国人开始厌恶colleg　education？中国的高考制度如此严苛而残酷并且是一种“酷刑”吗？美国的教育考核方式是否就更加公平？冯文教授认为人类学者思考这些问题却保持开放式的回答（Open-endedquestion），关注“为什么”而非“对与错”，这就是教育人类学所倡导的跨文化交流和理解的价值所在。

讲座纪要整理：张宇芯

编辑：裴阳蕾 潘天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