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thics of Cultural Relativism: Tolerance, Acceptance, Adaptation 

2018年1月4日下午，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资深教授Michael Herzfeld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长江学者”）在上外语言研究院为院内外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文化相对主义的伦理学：宽容、接纳与适应”的精彩讲座。

文化相对主义作为人类学界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在学科研究中已经存在相当一段时间了，其要义在于：任何文化都应在其自身的语言和文化表达下得到公平的尊重。Herzfeld教授也认为这是人类学家所奉行的一个基础准则，但是可以由此区分出“强”和“弱”两种类型的文化相对主义取向，较为强势的一种需要研究者放下一切伦理道德评判的姿态，但这种观点有其自相矛盾的一面；另一种相对温和的观点将进行伦理批判的责任更多地置于人类学学者本身。在另一种文化中，人们的行为举止及其背后含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以跨文化视角内的人际空间管理为例，在中国的公共场所人与人可能会挨得很近，但在挪威和芬兰人们总是保持一定距离；在希腊人们可能不介意与你进行身体接触来表达友好，但在泰国与他人频繁的身体接触是有冒犯之意的。Herzfeld教授赞同后一种取向，即文化相对主义强调的是，人类学学者应当尝试去理解不同于自身文化体系的“他者文化”。

Herzfeld教授认为，当某人说“我可以接受这种文化，因为我知道他们的理解与我不同”或者“我能够适应异国的食物，因为我对不同的饮食文化十分感兴趣”，这些都是关于日常生活的非常简单的事情，真正困难的是在文化理解的道路上你能走多远？你是否能够做到对另一种文化的全然接受？当你面对真正关乎道德判断和抉择的时刻你会如何进行协商？对文化相对主义的分析路径有很多，Herzfeld教授试图回答“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消除世界上如此多的文化偏见？”这个问题。

首先，Herzfeld教授谈到了“种族与文化(race and culture)”这个议题。许多人都会否认自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尤其是在这个盛行政治正确的时代，但他们可能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偏见，他们会说“我并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但是……”，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我并不想审视自己的种族主义”，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需要严肃地面对道德的选择。许多人只是表达了我可以忍受（tolerance）他们，但是忍受并不等于接受（acceptance），接受并不只是表明我可以理解你，而是在适当条件下我可以调节自己去适应你（adaptation）。大多数的人类学学者并非完全没有文化的偏见，但他们能够正视这个事实并且常常对此进行反思，尤其是当你在异文化的环境中进行田野调查，你不得不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仅仅做到忍受和理解是不够的，因为这种语气常常包含了“我的文化比你更优越，而我却能够包容你，尽管我并不认同你的文化”之意味，更进一步的是“接受”，接受意味着我愿意从你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也许我们能够对话、协商和讨论。因此，我们愿意去学习另一种语言，和他者进行更好的沟通和对话，语言的鸿沟容易跨越，但是更困难的部分在于跨越文化的鸿沟。

Herzfeld教授还认为，我们对“一种文化（a culture）”的认识过于教条，因为文化的边界并不像民族国家的边界那样清晰可辨，文化的边界具有伸缩性，不同文化之间也并非泾渭分明，而是融合交织在一起。文化并不只是可以陈列在博物馆的一件件物品，文化是过程性的。因此，人类学学者不要抱持着“我要去理解另一种文化”的心态，而是从“他们期待我如何去做，我如何能够达到最大程度的接受和适应”这一角度去思考和实践，想象着你所面对的是一群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种文化。

为什么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如此重要？从殖民时代的种族隔离，到德国的纳粹主义，再到当代国际政坛的“仇恨言论”（hate speech）——“没有一个种族比其他种族更优越”的道理似乎是颠破不灭的真理——但事实证明我们却从未摆脱种族主义的阴霾。文化的符号是象征性的，文化的意义是建构的，Herzfeld教授再一次提到了玛丽•道格拉斯的名作《洁净与危险》，并回忆起自己童年时因犹太人血统被同龄孩子嘲笑的经历，来证实“肮脏”等概念并非天然形成（实则是道格拉斯所说的社会秩序维护策略的一种后果，如DIRT就是matter out of place），而文化的隔阂受种族主义观念影响之深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正视的问题。Herzfeld多次强调，种族并不是决定文化的基础，文化是通过后天培育的，也没有任何一种“优等文化（high culture）”可以宣称自身的优越性。

著名的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反对种族主义宣言的作者之一，并且他提出了“所有人都具有同等的竞争能力”的论断，这一最基本的准则虽然被很多人知晓，但是却并未被真正践行，世界上许多国家仍然有种族主义政治倾向。Herzfeld教授列举了一些典型的案例：巴尔干半岛的少数族群，缅甸的罗兴亚族，这些少数族群的身份无法获得官方承认，因此他们的权力无法获得保障，他们的语言文化发展也受到压制。除了对少数族群的社会结构性暴力问题，还有一系列对少数族群的恶性骚扰事件发生，比如纵火、暴力冲突、政治运动、非法拘留等，这些事件中所折射出的种族主义观念在国际社会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

Herzfeld教授还提到了欧洲的难民问题，而美国、澳大利亚还有中国也都面临着类似的外来移民问题。Herzfeld教授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颁布的“禁穆令”的问题在于：禁令不该使用“穆斯林”这个词汇来代表七个中东国家的所有国民，而恐怖主义也并不能直接与穆斯林画等号。Herzfeld教授还向大家展示了一张照片，照片中是一个也门难民家庭的三个孩子，其中最小的小女孩在从也门逃亡马来西亚的救生筏上死去了；他们全家到达马来西亚后继续前往前往澳大利亚，但是澳大利亚政府并不给他们提供住房并且不允许他们在当地就业，尽管这位父亲几乎已经完成了工程学博士学位的课程，但是由于是少数族裔的身份，他是非法公民并且无法依靠自己的技能养活家庭。以上这些实例都向我们揭示了现实问题的严峻，而人类学学者所倡导的文化相对主义依然任重道远。

在讲座的最后，Herzfeld教授认为人类学始终应当处在与种族主义斗争的中心，而人类学家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教育一切人（Education at all levels），通过课堂、媒体或其他公众场合，无论年龄、阶级、国籍，一切人都可以被教育。我们值得付出这些努力去消除存在于人们心中的偏见。我们每个人面对不同的文化，仅仅做到忍受和理解是不够的，更要努力尝试去接受和适应。不要将恐怖主义与穆斯林、少数族裔或者某种宗教画上等号，不要用国界线去划分不同的文化边界，不要回避问题，而是去面对“我们并不相同“的事实，并且尝试与之共处，文化相对主义也许无法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一个切实的方案，但将始终是我们行动的重要准则。尽管前路充满挑战，但想象列维-斯特劳斯和甘地，请时刻记住：你也有机会做出改变。

作者：复旦人类学 张宇芯

编辑：复旦人类学 张路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