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纪要 | 2016年中国人类学学会学术年会 文化人类学分会C场

发布者:刘秋芳发布时间:2022-07-17浏览次数:37


图片
2016年11月5日下午,2016中国人类学学术年会文化人类学“超越传统视野”分会场C场在光华楼2801召开。会议伊始,中央民族大学王建民教授作为本场会议的主持人向大家介绍了本次会议的意义所在:人类学的四个分支既涵盖文化领域也包含生物领域;既探讨过去也理解当代;既具有学科建设的纯洁性,也要保持跨学科视角的统一性,这不仅是本次论坛主题“多彩共生”的含义所在,也是本场会议的指导思想,指引着我们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接纳不同的研究主题在人类学领域大放异彩。
图片
论坛的上半场,来自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的张江华教授首先做了题为“一个壮族土官的权力妄想与挫折──广西思明府土官黄竑的一生”的报告。元明之际,在中国西南地区,国家的统治开始发生变化,由原有的羁縻制度转向土司制度,这一制度的特质是地方权力的更替由自相授受改为由朝廷确认,权力生产与再生产的路径发生了变化。张教授通过介绍明初思明府土官黄竑的一生,来探讨这一制度确立初期是如何导致社会混乱的。通过黄竑的故事,我们看到:一是对权力作为家业的追求;二是朝廷的嫡长子继承制与壮族的诸子平分制度之间的冲突;三是土司真实的权力继承其实一直都是在这两种逻辑之间,但国家将其控制在一个弹性范围内,黄竑由于错误的估计了国家权力,误解了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的差异性,最重走向覆灭之路。

来自四川省委省直机关党校的秦博老师给大家带来了题为“彝族传统漆器产品中的文化符号的演绎与文化再生产”的报告。当今文化产业的机制十分复杂,是一种包含多种要素的经济文化活动,它既是经济现象,也是文化现象,因此,从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和非经济因素的角度去研究文化产业的意义与内涵,可以提供理解文化产业的新思路。秦老师以四川凉山彝族漆器为例,分析少数民族文化产业中蕴含的文化与象征符号、消费与文化的再生产、文化生产方式及其现代意义。


来自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常向群教授为我们带来题为“共生的概念及中国的共生研究”的报告。共生(symbiosis)是来自生物学的概念,日本学术界将“人类共生”的概念用于人文社科领域。近几十年来,中国关于共生的研究跨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诸多学科,尤其是在跨学科的应用研究方面有较为广泛与深入的研究,更有学者提出“社会共生论”的概念体系。常教授为认为,“社会共生”可能被锤炼成一个来自中国或东方的概念工具,进而融入人类的知识大厦里;也可能对中国和全社会的和平发展提供思想基础。

来自内蒙古工业大学的九月教授做了题为“变通与社会控制的困惑”的报告。中国人的变通思维体现在善于转换且灵活应变,为世人展现环境适应能力的顶级水平。在国内,中国人为了顺畅的事业路径和广阔的生活空间,经常变通且处处畅通,这在另一方面致使特拉维斯・赫希(Travis Hirschi)等人所谓的社会控制在中国人面前成了一种无可奈何的规范。中国人的变通思维惯例对中国社会控制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九月教授认为,中国人的便用思维促成了中国社会的人制传统,当代中国人在法制化的梦想中产生着人制,人制是适应中国社会的一种社会控制,也是一种应变变通思维的管理文化,当代中国人在人制社会中探索着法制化途径。

来自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王桂兰老师做了题为“蒙古生命意识:传统生计方式、生态文化、价值观与幸福观”的报告。蒙古族的生命意识与其原始信仰相辅相成,以史诗、传说、祭祀文化、民俗习惯为载体传承至今。蒙古族的传统生机方式是适应其生存环境而产生的实践文化,生态文化是以蒙古族生命意识、原始信仰为思想基础,以传统生计方式为时间的整体性文化。内蒙古地区蒙古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在改变,其变化造成了三种不用生活方式的人群:城市就职过着稳定生活的人群和在农牧区从事农牧业的人群,以及流转土地后进城务工人群。王老师用过调查内蒙古地区城乡蒙古族居民的幸福感,发现个体幸福感是民族幸福感的外在表现,是动态的,而幸福观是内在的价值观,是稳定的。最后,王老师提出,这种在经济发展和生活幸福的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文化自觉或文化认同应该是学界研究文化多样性的价值所在。

上半场的最后,华东师范大学黄剑波教授作为评议人对以上报告内容进行简单点评,黄教授认为,就“幸福感”这一研究主题而言,不同群体、不同语言中对“幸福”的理解不同,因此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前提限定与适用范围。

茶歇过后,论坛的下半场继续进行。


来自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刘涛老师首先作了以“蓝靛瑶宗教信仰中神祇研究──以度戒仪式为例”为题的报告。他的研究基于他在广西田林县乐里镇田平村为期一年的田野工作,以度戒仪式为例,试图阐明蓝靛瑶的宗教信仰到底是否可算作道教的问题。他认为,根据田平村蓝靛瑶度戒仪式的活动仪式和命名特征来看,蓝靛瑶不仅神祇数量相当多,而且命名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所以不能简单地把蓝靛瑶的宗教信仰归为道教。


下半场第二位发言的是浙江音乐学院的南鸿雁老师,演讲题目为“‘非遗’与民族音乐学研究──一项嘉兴说唱音乐研究”。南老师首先简要介绍了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的历史和学科现状,然后以简要介绍了嘉兴地区的说唱音乐门类。她指出,嘉兴地区有丰富多彩的民间说唱艺术,如平湖钹子书、桐乡三跳、海盐牌子等七种,已分别被认定为从国家级到市级的各级别的“非遗”,但 “非遗”的认定带来了传承人的等级差异、艺术功能分化、技艺弱化和艺术门类归属混淆等诸多问题。之所以被作为“非遗”保护起来是因为濒危,而嘉兴说唱艺术的濒危是乡土艺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式微的表现。南老师希望大家思考:令乡土艺术保持生命力何以可能?“非遗”保护中抢救性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接下来发言的内蒙古财经大学的叶高娃老师作了题为“‘劝奶歌’之音乐治疗阐释”的报告。在冬末春初的接羔季节,有的母羊、母山羊、母骆驼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嫌弃幼羔、拒绝哺乳,“劝奶歌”就是为了让母畜最终接纳幼羔而反复吟唱的民歌。叶老师认为,劝奶歌是治疗动物疾病的一种疗愈模式,是集音乐、语言、信仰、心理与一体的仪式治疗。类似的案例如“安代舞”、《黄帝内经》中五音对应五脏的案例,都证明作为补充医学的音乐治疗大有可为。从本质上说,劝奶歌仪式治疗的效用发挥过程是一个恢复“病患”的身心平衡,重新建构其认知系统的过程。


第四位发言的是浙江音乐学院的孙焱老师,发言主题是“性别视角下的越剧受众研究”,这是她博士论文研究的一部分。她认为,越剧的演员以全女班为主,其受众也有独特的性别特征──以女性为主,而“女小生”更是受到许多女性受众的狂热喜爱。孙焱老师兼具业余演员、观众和研究者三重身份,在深入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她分别对异性性取向和同性性取向的越剧女性受众的日常生活、观赏行为和内心世界进行了记录和分析,希望更加细化地关注不同性取向的受众对女小生产生的多元性别想象和权力诉求。她发现,不论是同行还是异性性取向的女性受众,对女小生的性别想象大体上都可以分为“顺从”、“反抗”和“超越”三类。这种分类揭示了尽管异性恋和同性恋群体都拥有诸多的内部差异,但两个世界拥有着相通的情感和丰满的人性。


最后作报告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的 Horacio Ortiz 教授,他的发言主题是《An anthropology of finance: investors, markets, value and crisis》。他的研究基于对巴黎的信用衍生品基金经理的参与式观察工作,展示了“投资者(investor)”、“市场(market)”、“价值(value)”和“危机(crisis)”是怎样在日常实践中具有了多元的、相互矛盾的含义。如“investor”同时具有基金从业者本人和他所代理的受益人这两重含义,含义之间存在着张力。Ortiz 教授主张,在人类学研究中,这些概念不该被视作是先验的分析工具,而应作为研究的对象。


会议最后,王建民教授对下半场的发言逐一做了评议。会议在黄树民教授和张江华教授的寄语中落下帷幕。

复旦大学人类学系 王佳蕊 汪醒格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