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感想 | 一场跨学科的旅程

发布者:刘秋芳发布时间:2022-07-16浏览次数:282

编者按:复旦大学“医学人类学本科生学程课”项目依托于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为复旦学生提供了了解健康、医学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领域跨学科前沿研究的机会与平台。从开设学程课以来,来自不同学科的复旦学生修读了学程课,从项目中感受到了跨学科的魅力。本文作者王友是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大二学生(马上大三),学程课的学习让他“重新想象了卫生事业,也重新想象了人类学”。我们邀请更多有志于健康和医学事业的本科生加入“医学人类学本科生学程课”的学习中,来一场跨学科的旅程和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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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冬天,庆幸着度过一个紧张高三学期的我并不会想到,即将有一场以该年命名的病毒与疫情毫无征兆地介入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也不会想到,我将成为疫情后第一批大学生之一,学习公共卫生,与人类学结下缘分。

按照一种颇为流行的叙事:一个高中生在择业之际遇到了疫情,以及其被描述为公共卫生事件后发生的种种治理与争议,受此影响,便选择公共卫生作为专业,决心为社会做贡献。然而事实往往并非如此浪漫。受到社会、学校、家庭的妥善保护,我作为当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并不认为这一冲击会影响对未来道路的选择;再加上私人缺乏感受力的性格,我个人也没觉得疫情足以改变看待世界的方式。事实似乎总是缺乏“美感”,我其实是由于调剂才进入到一个名为“公共事业管理(卫生管理方向)”的专业,甚至对此感到异常苦恼,因为这几乎已经是志愿上最靠后的几个了。现在想来,我当时的苦恼是成问题的,它更多地源于优绩叙事下等级制的感知,而非出于未成行的志向;相比较起身边能够坚定喊出“想当医生”的同学,我几乎没有任何热忱。此时,我甚至不知道这个专业属于公共卫生,也不知道公共卫生的广阔范畴,更别提了解人类学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我带着一无所知进入了大学。不过我发现我身边同专业的同学也皆是如此。“公共卫生”四个字对我们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仿佛社会上确实有这么一群人在做着某种不可或缺的工作,但具体在干些什么却又说不上来。医生能够治病救人,直观地,大家从小到大几乎都接受过医者的帮助,但公共卫生工作者又能做些什么呢?看到医学院不仅培养临床医生,还有这么一个公共卫生学院,已经让我们非常震惊,而雪上加霜的是,公共卫生的本科教学居然还有划分——预防医学与公共事业管理。预防医学或许还可以顾名思义,那么公共事业管理却是要学什么,“管”什么呢?直到现在,向其他专业的朋友解释自己的专业时,我仍然感到异常吃力,也就更不用说刚入学的我们了。除此之外,几乎所有同学都与我一样,接受调剂来到了这个专业——毕竟没有人会填报一个压根不知道的专业——有的人本是想学临床,有的人想学习经济管理,唯独没人从一开始就想学公共卫生。平时交谈间,总是有着调侃本专业,还苦于无法转专业的调侃。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未来能做些什么。

在糊里糊涂中,我开启了大一年级的学习。我们当时的课程几乎就是经济管理的基础课和数理基础课程,涉及公共卫生的,也只有大一下学期短短的一节“公共卫生导论”。与此同时,我也在艰难地探索着其他方向,选修或旁听了一些自己可能感兴趣的课程,尽量了解其他学科的热门议题、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比如有德语文学、语言学、社会学、国际关系、思想史、哲学……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对社会学和人类学产生了较多的好感。在自己接触人类学的一些概念和学科范式的过程中,最吸引我的莫过于人类学对“什么是真正发生的、什么是真正要紧的”(What really happened, what really matters)的执着和坚持;我当时认为,人类学并不追求得出一个普适性或代表性的理论,也不会强行生硬地为某个社会现象套上理论或公式,而是真真切切地介入研究究竟发生的过程,最终逼近人之为人的某种真相。另外,在我当时的理解中,人类学强调对研究对象的充分理解,促进与不同形式他者之间的交流与对话,而非理论先行,妄下批评。接着,我读到了人类学者研究异文化之外,聚焦于本文化或某种主流社会及其现象的作品,我更加欣喜,因为这意味着人类学也会研究传统观念中社会学研究的问题。就这样,我可以说初识了人类学,并萌生了进一步学习人类学的意愿。但由此也产生了新的问题——作为一个连对自己专业都还莫名其妙的学生,我担忧人类学是否能够接受这样的跨度。

事情在大一下学期迎来转机。当时,“复旦人类学”公众号转载了清华大学景军老师关于医疗社会生态论的讲座预告,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人类学、社会学与医疗卫生领域的结合。在讲座上,景军老师介绍了国内医学社会学、医学人类学的前沿议题,包括安宁疗护、肉身经济、生命赠予、群体性自杀,甚至医疗体制改革等公共卫生研究同样关心的议题。除此之外,景老师还展示了对反思医疗社会现状、医疗家庭主义、医学精英主义的反思。最关键的是,景军老师从人类学和社会学视角探讨了安乐死、姑息疗法等似乎更多在生命哲学、伦理学中讨论的问题。这样的视角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景老师提到的问题很多确实也是公共卫生关注的问题,但他的论述似乎更加令人振奋,更具挑战性和批判性。于是在第二天,我找到了我们的新生导师,来自社会医学系的赵新平老师,询问我们学院或专业是否涉及这些领域,或以这种框架研究问题的老师和相关课程;是否有从人文角度,运用社会学或人类学的理论路径和定性方法研究此类问题的学科院系。赵老师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并建议我去选修社政学院的人类学课程,还特意提到那里有老师恰好就在做医学人类学的研究,设有名为“医学人类学”的跨学科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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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全球健康中心主任景军教授


正是在与赵老师的交流之后,我决定修读医学人类学学程。我感到非常惊喜,对社会学、人类学视角的医学社会问题研究产生了进一步的兴趣。作为初步实践,在大一暑假,我参与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系王静夷老师关于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孤独感)的质性研究。我与另一位搭档一起走访上海城郊的社区、街道、卫生院,完成对抽选老人的深度访谈,并从社会医学的角度识别危险因素、总结应对措施。在实践过程中,我也产生了不少疑惑,很自然地对医学人类学会有怎样的洞见感到好奇。于是在大二上学期,我先选修了潘天舒老师的“人类学研究方法”课。潘老师在课上介绍了不少田野研究的实例,令我对人类学的介入、参与式观察有了新的感悟,也借此重新思考自己在先前调查研究中使用的深度访谈——它有哪些优势,又会忽视什么问题。在学习了凯博文倡导的疾痛叙事后,我将其与社会医学的研究范式进行对比和思考,逐渐认识到两种方法所代表的不同学科视角间存在的张力。通过学习和思考,我对这一定性研究方法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不仅有对去情境化方法、编码、主题分析的批判,还有对采用这些方法背后的内涵,某些合理之处。其实很多时候,并非是研究者没有关注孤独感潜在人群的疾痛叙事,而是那些私人的逻辑和诠释几乎不可能纳入寻求普遍化、标准化的致因-治理结构中。

我对定量研究的偏见也是在经历人类学学习后才破除的。我曾对定量与统计方法持有消极看法,认为它忽视了活生生的人,因此缺乏人情味,很多量化研究似乎给人一种压迫感。在这一点上,我貌似比专业的人类学学生还要人类学。在“人类学研究方法”课的最后,潘老师给大家留了一个期末作业,让我们自选主题完成文献评介。我发现在给出的主题中,有一个竟然叫做“人类学与统计学”的主题,其中有些文章还涉及“美国人类学之父”Franz Boas。看到本以为八竿子打不着(甚至有些“对立”)的两个学科竟然联系在一起,再加上当时正好学习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基础课程,我顿时来了兴趣。我逐渐明白,统计学并非像某些观念中那样“价值中立”,人类学家(包括其他研究者)并不需要以缺乏关怀为由排斥使用统计工具,需要的是清楚认识到统计学与量化方法的宏大假设,并且学会与承认研究者本人价值倾向共存。我意识到,如何做有价值倾向的研究,不仅是人类学研究者面临的问题,也是其他学科学者需要在感受中面对的困惑——不论学术伦理、学术规范如何假装避免学者陷入这一窘境,我们都不能否认它的真实发生,这甚至可以理解为学术场域中的某种禁忌,与异文化部落中的禁忌仿佛异曲同工。这也是人类学教会我的一点,不论名义上如何难以处置,我们不能对真实发生的过程视而不见,哪怕是我们自身所处的学术领域。

在第二个学期,我又修读了“文化人类学”和“医学人类学”,与此同时,我那仿佛隐匿的本专业课程也逐渐增多,比如“卫生经济学”、“组织行为学”等。经常发生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上午上课的老师刚刚介绍了一个概念,下午课上的老师却将它批判一番。在这种思维冲突的过程中,我接受了更剧烈的“反思训练”——不仅要跟着人类学老师的思路反思公共卫生专业课上提出的理论,也不能忘记反思人类学的反思本身,这样才算真正实践了“反身性”的精神。比如在上午“卫生经济学”课上,老师强调要将人的健康、社会卫生损失、疾病负担乃至政策干预与医疗干预的绩效化为货币、数据(比如死亡率、缺工率等)形式,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核算、评估、修正;而在晚上朱剑峰老师的“医学人类学”课上,朱老师又会对类似的观点进行批判,认为应该同时强调生命质量和“死亡质量”,并将公共卫生、人口学的统计方法和数据导向视为一种治理术,将会带来深刻的社会控制;下一次“卫生经济学”课上,我有时会拿着从人类学课上学到的知识向老师提出质疑,感受跨学科的张力与框架的差异。又比如在下午的“卫生法与卫生监督”课上,老师解释堕胎何以合法,她强调人虽然有“生命权”,但没有“出生权”,因此胎儿没有生命权,堕胎自然而然地也就没有任何法律问题,“同学们把它背下来就行了”;而在朱老师的课上,她又会对所处的文化语境进行深入分析,认为这不仅仅是生物医学问题或法律问题,远不是将权利进行划分就能简单解决。类似的过程几乎每周都会出现,仿佛来自两个学科的老师在我脑海中不断进行着讨论。用Paul Farmer的话讲,我重新想象卫生事业的同时,也得以重新想象着人类学。学习医学人类学学程带给我的收获,并不单单来自人类学的洞见,而是在与我本专业的学习发生关系的过程中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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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医学人类学学家Paul Farmer 在海地在对肺结核病人做例行检查

在初步学习人类学后,我重新认识了自己的专业,公共卫生与公共事业管理,它像其他任何专业、任何学科一样具有局限性,也有需要突破却难以解决的问题。但也正因如此,正因其同样关照人类不同层面的苦痛,面临现实世界的挑战,而具有投身于其中的意义和价值。也许跨学科的交叉和争论并不总是让人愉快,也许人类学家和卫生实践者最终不得不接受现实的“折衷”,不懈的实践、批判和反思都不能被放弃——这是我从医学人类学学程课的学习中,从人类学与公共卫生的老师和前辈们身上,以及从志同道合的伙伴们身上感受到的精神。

作者:王友
编辑:胡凤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