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办的“老龄化跨学科跨界工作坊”于2015年12月11日上午9:00在田子坊成功举行。本次老龄化跨学科工作坊汇集了上海乃至全国各行各业关注老龄化相关问题的学者与业内人士。在议题的多样性方面类似于10月中旬复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与哈佛亚洲中心在上海哈佛中心共同举办的以提高养老服务质量为中心议题的跨学科研讨会。 工作坊由复旦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的潘天舒老师，以及复旦大学社会工作系的陈虹霖老师致开场辞。
戚建豪《基层政府如何构建社区基本养老服务》
来自瑞金二路街道办的戚建豪主任为我们献上第一场演讲，主题是“基层政府如何构建社区基础养老服务——以瑞金二路街道为例”。他首先提到瑞金二路街道面临着百年社区文化传承和社会民生服务开展的问题。同时，市政府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设老年友好城市，全面建设老年宜居社区”的目标，因此着力完善社区居家养老网络体系对于街道来说刻不容缓。在瑞金二路街道，老年人口（>60岁）占总户籍人口的34.87%，相对应，街道开展了养老合作社，以政府保障基本，社会积极参与，家庭合理分担的模式，加快推进“医养结合”，健全居家养老。享受养老合作社基本服务的为高龄独居老人以及半失能、半失智的老人。基本养老服务在街道基本形成体系，同时也面临着几个问题：普惠的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在哪里；目标人群的覆盖比例尚不明确；失能老人长期照护支持缺失；医养结合的社会力量参与不够；持续投入的财政安排没有保证。
徐连明《寺院养老》
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徐连明副教授，他以长三角地区的寺院养老为例，为我们提供一种解决养老困境的新思路。徐教授提到寺庙养老主要来源是当地老人和非当地老人，他们通过朋友介绍和网上搜索了解到寺院情况。这些老人普遍是佛教徒，有虔诚的信仰，肯吃苦，年龄在50-90+之间。在寺庙里的老人组成了信仰团体，他们在寺庙居住有一套规则，如每天向佛祖祷告，待人友好，不赌博，不饮酒，不吃肉，不擅自离开寺庙。这些老人养成了遵守寺庙规定，虔诚信佛的一个生活态度和习惯。
提问：寺院养老要求身体素质比较好，没有专门的医疗需求，和我们通常说的养老服务是有差别的，您说的寺院养老更多是一种信仰而没法推广。如果他们生病了，还是由家庭来（提供）养老的而不是寺院。
回答：我做的主要是居士，也就是没有出家的老人在寺院的生活经历的研究，确实和传统的医护所说的养老服务不一样。
提问：您说的主要是居士的养老，那里面的和尚怎么养老呢？他没有子女，没有政府医保服务，他的养老其实也是一个问题。
回答1：确实，他们的养老往往可能是寺庙里的一个问题，一般是一级管着一级，老和尚、主持掌握着香油钱，小和尚的吃穿住行靠老和尚。
回答2：寺庙里有很森严的等级制度，老和尚老了都是小和尚在奉养，所以实际上他们的养老比一般人的养老过的更舒适。另外提到普通人在寺院的养老，我之前在温州几个地方见到很多不同宗教的寺院，里面住着很多老人，村子里的年轻人把他们送来，自己去打工。
乐嘉宜《卫生干预社区养老的效果》
瑞金二路街道卫生中心的乐嘉宜主任为我们带来“社区养老呼唤卫生服务的参与”的演讲。瑞金街道卫生中心积极开展居家养老与医养结合服务的试点，为养老对象提供便捷的医疗服务。乐主任为我们详细介绍了机构设置和人员设置，她特别指出社区养老问题在于1）人口高龄化，空巢化；2）养老床位“一床难求”。乐主任提到她们社区将卫生服务与社区养老相结合，积极开展医养结合服务，先后选派23名医务人员参与上门服务。紧接着，她向大家介绍了她们社区医养项目的服务流程，服务情况以及效果评价，他们的评估将老人分为医养组和对照组，用SF-36健康调查量表进行评价。乐主任分析道医养组干预后各项服务指标，老人身体状况，就诊次数和医疗费用都有明显提高，在社会效益方面，部分缓解居家养老困境，有助于探索居家医养结合的有效服务模式，同时，乐主任也提出卫生干预对社区养老工作的若干建议。
提问：在您医养组抽样中是60岁-102岁，想问您对照组是如何抽样？
回答：这71位是当时街道居委给我们的，由于项目铺的很大，我们自己没有人力，抽样依靠居委，街道可能经过评估后，确定哪些人需要医养服务。
问：那根据您的经验哪个阶段比较需要医养服务。
答：根据生活情况、年龄（身体状况）会有差异，但我们的是街道经过评估的，所以差异不大。
问：你们说次上门服务，那是每个月固定联系，还是他们打电话有问题你们再上门？
答：一般不打电话，每个对象有一个团队，有固定的时间，当然特殊情况可以打电话。没有特殊情况就是一个月一次。
问：实际上做不到一个月一次，会更多，我们慢病管理远不止这些，不是这么个界定。如果做分析的话，这个可以分一下更好。另外推广的话，大家可能觉得一次就够；另外我觉得现在研究太讲究对照组了，这个没意思，一个服务推出肯定是有用的。我们更应该关注这个工作怎么做，过程怎么样，有哪些困难需要得到政策、服务、人员、信息系统方面哪些帮助，试点怎么推广，这样对推广才有意义。
答：不涉及随机的问题。名单是街道提供，另外我们现在基本只有上门一次，没有更多次，如果有慢病不稳定期是不适合在我们这养老的，住院更适合。慢病管理的话有时候电话就可以了，一些公共活动也会有，不需要上门。
问：我的意思是要把服务过程的困难哪一部分着重出来，不然可能现在花大力气做的再铺开就出大问题了。
补充: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个评估，发现医生很容易陷入做效果评估，其实也没有意义，因为（样本）很小，希望我们质性评估，但我们更希望做过程评估，哪些方面需要政府支持，只要干预肯定有结果，肯定能说，但没有意义。医生惯于流行病学，注重效用。
谈到床位的问题，乐主任答道机构床位肯定是不够的，和就近的医疗机构合作，如果养老院老人生病，提供一些基本初诊服务。他们在做这件事，合不合法就不能说了，确实没有一个标准和规范。
严非《流动老人卫生服务利用和社会资源特征现状》
来自复旦大学的严非老师及其研究生带来了题为《流动老人卫生服务利用和社会资源特征现状》的报告。在报告中指出，对流动人口和老年人的研究非常多，但鲜有对流动人口中老年人的研究；而流动老年人因其身体机能的衰退和其所承担的精神层面的压力，比如社会融入可能较低，理应得到社会关注。报告人用定量研究（SF-36量表）结合定性访谈的方式了解到流动老年人在迁居异地后生活模式的改变、生活环境的改变、自感健康状况的变化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并了解到流动老年人目前两个主要的需求是希望解决异地联网报销的问题，并希望提高报销比例。
黄延燕《关于老年和社区方面的探讨》
来自华山医院老年科的黄延燕医生带来了题为《关于老年和社区方面的探讨》的报告。黄医生基于临床经验提出了照顾老年患者面临的诸多问题。首先由于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可能有多脏器的疾病，但是每一个科室只是负责开自己负责的脏器的药物，这中间就会出现诸如重复用药或者药物排斥的许多问题，而我国对全科医生的培训只是各科室轮转累加，而非一个总结概括提炼的方式，更加重了这一问题。其次，老年人的许多病症临床表现并不明显，若没有一个长期对其照料能观察出其细微变化的照料者（提到了保姆照料的诸多问题），许多病情一经发现就是晚期，非常严重。然后黄医生又提到老年科医生既要是全科医生，又要懂的怎样跟病人及病人家属打交道；既要具有运动员的体质（帮老人跑科室，抗击打），又要具有精算师的天赋。之后黄医生又具体讲了现在社区医疗及养老院医疗的问题，并提出了对养老院分级管理的设想。
林德福《社区营造及老年友好社区的实践与思考》
来自台湾《乡愁经济》媒体社的林德福先生带来了题为《社区营造及老年友好社区的实践与思考》的报告。林先生主要带来了一个台湾的案例。讲述了在上世纪90年代的台北一个老社区（林先生觉得这个社区有点像上海的静安区，外国人很多，老人很多，甚至50岁以上的老人占到一半）里一群妈妈在孩子读国中之前组织的一个父母成长班要解散的时候，忽然想到要走出家庭，为社区做事情而成立了一个名为妇慈的组织，开始服务社区，服务社区里的老人，这样一个故事。林先生向我们展示了妈妈们组织的老年人的服装秀、几百个人一起做活动、煮东西，妈妈们怎样一步步克服困难，并得到家人的支持，从而使社区变成一个大家庭。通过这个案例，林先生想说明，也许在每个社区里，都有一群优秀、有能力、善良、有隐藏的热情的妈妈，只是没有发展出来。如果从妈妈自我改变开始，来改善家庭，从而改善社会关系，我们的社会也会跟着变得非常美好。
郭莉《海南三亚万科森林公园的业主调研报告》
来自上海慧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郭莉分享了他们对海南三亚万科森林公园业主的调研成果。面对着“候鸟老人”（冬季来三亚养病养生，过冬后返回自己家的老人）占到业主总数四分之三的现状，企业如何打造使老人拥有归属感的社区，这对社区养老又有怎样的借鉴意义？他们通过开展座谈会和深入访谈的形式回答了这些问题。
大量的“候鸟老人”为社区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首先，住户层次并不相近，个体社会经济背景、文化水平、价值观念和居住方式差异较大，导致社区为老人提供服务时出现了诸多问题，需要对症下药；其次，住户老龄化对社区规划、设施服务和社区管理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再次，住户的候鸟式流动使得社区对服务的需求有明显的淡旺季差异，极易造成服务投入的浪费或不足。因而这也成了“万科最头疼的地产项目”。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他们分析了老年住户选择社区的动力，并分析了老年住户的四个层次的需求（基本需求、精神需求、与他人的沟通、与社区的联系），提出要通过满足老人的差异化需求，建立圈层化的服务需求体系，强化住户的归属感和价值感，打造社区的核心价值，让该社区实现从“旅居地”到“家”的转变。
陈岩燕《InterRAI对发展国内长期照护体系的启示》
复旦大学社会工作系的陈岩燕老师探讨了老年照护管理（care management）的方法。在当前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政策、项目和服务系统趋于复杂，需要有人为老年人链接资源和提供服务。而老年人的情况也各不相同，需要区分自我管理、共同管理以及在前两层基础上进行个案管理。因此，老年照护管理就是为了帮助老年人和他们的家庭穿梭（navigate）在复杂的网络之中，通过评估、个人化的照顾计划和持续监察，并在过程中不断修改优化，一方面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尽可能地维持他们的独立。
陈岩燕老师接着具体介绍了InterRAI在老年照护管理中的作用。其核心是一套包括评估表、问题触发算法、案主评估协议和扩展文件在内的评估系统。它整合了不同养老机构的内容各不相同的评估工具，既可以使机构基于流动共享的数据对老年人进行更全面的评估、计划和跟踪，也能够发展出服务星级指标、让老年人更直观方便地选择养老机构。
陈岩燕老师认为，在国内建设长期养老照护体系的过程中，面临着数据碎片化的问题。而InterRAI的引入有助于打通数据共享的瓶颈、控制服务的资源和成本，根据老年人坚实的需求、进行多面向的评估、形成个性化的照护计划。
方菲《盈利机构再社区养老中的实践与挑战》
群业咨询公司养老咨询项目的项目经理方菲以“盈利机构再社区养老中的实践与挑战”为题进行分享。方菲毕业于复旦大学社政学院，进入群业咨询公司后主要服务于商业机构进入养老行业的咨询。她首先介绍了目前养老市场的底层、中产和高端之争，目前许多中国国有企业想要进行这方面的探索，但面临不知如何开展养老业务的问题，因此需要于咨询公司进行合作。她先对目前全球养老产业多样化的发展模式进行简介，并以美国为例，认为美国养老市场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多样化的产品和专业化的分工模式可以为中国发展养老市场提供一定借鉴。目前中国的的养老市场处于发展阶段——养老产品匮乏；企业发展养老轻重不分，角色不清，而中国改革开放婴儿潮带来的革新也许可以为未来的发展带来新机遇。接着，方菲具体介绍了国内杭州随园嘉树、重庆城投蔡家新区项目、万科智汇坊和蜂邻健康服务中心的咨询案例等社区型养老的成功模式，并对中国养老产业的未来阶段作出展望，认为未来理想趋势是养老社区化、社区职能专精化、角色分工明确、轻重资产剥离、产品和服务多元化、年轻人愿意从事养老、投资人愿意投资养老，形成一个能健康、自行运转的养老生态圈。
费超《失智老人服务经验与体会》
来自上海尽美长者服务中心的费超介绍了他们的经验。目前，失智症面临着患病率高、漏诊率高、成本高和治愈率低的问题。在中国有千万以上的老年人患有失智症，在上海人数也已突破30万，但很多失智老人被以为只是一般的记忆力减退。“一人生病、拖垮一家”，没有药物能够很好地治疗，而且需要家人的全程照顾。因此，有必要通过非药物性的手段，预防失智症，关爱失智症老人。
在这样的理念下，上海尽美长者服务中心于2012年成立。他们首先将关注点投向健康老人，联合街道社区为他们提供失智筛查。针对部分老人不承认的态度，他们设计了一些非药物的活动，定期邀请老人参加。现在，尽美长者服务中心更多地关注失智老人的家庭：开展失智家庭上门关爱，主要服务精神压力较大的失智老人家属，从而作用于老人本身；他们也开设了优质照护课堂，集中家属分享照顾技巧。
最后，费超呼吁中国跨学科跨界对失智老人的关注。也许可以做的事情虽然不多，但只要社会对失智老人有一定的了解，便可以促进与失智老人的沟通交流，形成失智症友好化的社区。
谭晓静《农村癌症老人的家庭护理研究——基于白杨乡的人类学研究》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访问学者谭晓静介绍了其以白杨乡为例进行的关于农村癌症老人的家庭护理研究，主要涉及农村癌症老人护理三阶段、存在的问题以及应对策略三个方面。具体来讲，农村癌症老人护理三阶段分别为：住院治疗阶段，配偶子女轮流陪护，进行精神安慰，情绪疏导，满足物质需求，提供后勤服务，并需要每天去医务总台查看药费清单；在家养病阶段，老人自己应对病症，配偶照顾饮食起居，子女回归自己的生活；临终阶段，以配偶的陪伴为主，面对老人的疼痛和不良反应，只有极少数老人享受到乡卫生院和村医的护理，除此之外，大家都束手无策。她指出，家庭护理存在的三个问题，即家人没有时间给予足够的心理护理、家人缺乏康复保健护理常识且家人不具备应对疼痛和不良反应的常识，并提出了主治医生延伸护理指导、家人积极主动与心怀希望以及村卫生室拓展家庭护理服务业务三个应对策略。
段佳佩《政府在推动中心城区社区养老发展中的探索与困境——以长宁区为例》
复旦大学的段佳佩同学通过她在上海长宁区委党校的实习经验，探讨政府在中心城区居家养老发展中的探索与困境。当前长宁区面临着极速老龄化的问题，同时绝大部分的家庭都采用居家养老的方式，同时市委的“1+6文件”提出要大力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长宁区政府通过引入第三方社会组织，来应对居家养老的问题。
长宁区通过户籍人口属地化管理，将60岁以上的低保、低收入老人和90岁以上的所有老人划定为服务对象，采用社会化运作模式，构建“区-街道”（居家养老指导中心-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助老服务社）的服务架构。但在实践中他们面临数个困境：首先，老人的态度和行为习惯决定第三方组织介入需要磨合；其次，承接居家养老服务的第三方组织难以满足现实的养老需求；再次，第三方社会组织面临管理与发展困境、专业化程度不高、资源整合力不足的问题；最后，政府在该问题的各个环节仍然缺乏质量把控。
针对这些问题，段佳佩提出，要建立具有协同性、整合性的服务链与产业链，有效整合上游设备提供方和下游服务提供方；同时要以从小而精到大而全的方向，致力改善第三方组织承接服务的模式；此外，政府需要建立组织的准入退出机制和监督评估机制；以此实现第三方组织与政府和受众的良性互动。
柴茜《居家养老照料的困境与喘息服务》
复旦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的柴茜同学以三个田野故事为例介绍了居家养老照料的多种困境。第一种为配偶照料，主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养儿防老”的现实尴尬、突发状况时邻里和社区帮助的缺位以及高度集中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第二种为子女照料，主要面临的问题是子女生活重心的转向、身心的双重压力，子女自我时间的丧失、对子女的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的冲击、照料负担——照料能力、照料范围、照料环境以及孝道文化与“无尽的照料”；第三种为护工照料，在护工眼里老人照料问题和实际需求是情感关怀大于物质关怀，而护工只能够提供生活上的服务，无法真正满足他们的情感需要。
最后，柴茜同学指出，大多数健康照料发生在家庭情境中，配偶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为照料主体，呈现出一个老人照料另一个老人，一个病人照料另一个病人的情况，照料者和被照料者共享着痛苦、沮丧、爱和团结，因此，在关怀被照料者的同时，也应该关注照料者以“救急”为基础的最低要求和以“喘息服务”为代表的更高要求，也需要关注照料者的心理状况和生活质量，提供行动帮助和“承认”。
孙雯《老年照料资源的影响因素》
复旦大学社会工作系的孙雯同学探讨的是人口老龄化中的女性化。既往的研究认为老年女性面临着累积劣势的问题，即长期相对低收入的经济弱势、以抑郁为代表的身心健康弱势，和从事家务劳动等造成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弱势。她采用《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老年卷）2010》的数据，选取22个题目分为7个维度，对3527个研究样本进行了定量研究，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老年男性和老年女性的养老资源有什么样的区别？
从老年女性的视角出发，孙雯的研究有以下五个发现。第一，女性处于经济劣势，流动资金收入少，固定资产少，女性的收入约为男性的一倍。第二，老年女性缺失配偶照料，但照料者数量更多。第三，老年女性的照料需求高，需求满足程度低。第四，老年女性拥有相对广泛的社会支持网络。第五，老年男性和老年女性接近的社会养老保障和福利待遇。她的研究结论是老年女性需要的帮助和支持中，最主要的是经济供给，其次是生活照料，之后是精神慰藉。更重要的是，孙雯的研究为老龄化议题提供了一种性别视角。
王泽璇《老人对入院决定的控制感及其孤独感研究——以上海市X养老机构为例》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14级MSW学生王泽璇介绍了老人对入院决定的控制感及其孤独感研究的前期准备工作，主要涉及选题背景、研究目的、研究设计以及研究方案四个方面。随着老人的生理老化以及家庭经济地位的下降，老人的话语权减少，越来越多的老人不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入住养老机构，且养老机构中老人的孤独感比较高，因此研究旨在探讨老人对入院决定的控制感、入院后的孤独感状况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在研究方案中，研究者计划选择上海市X养老机构作为个案研究的机构，采用目的抽样的方法在该机构中选择年龄在60岁以上、意识清醒且能使用恰当词语回答问题的老年人，通过一般社会情况调查表和UCLA孤独量表进行问卷调查，并通过访谈法了解老人对入院决定的控制感、入院前后的孤独感变化以及适应院中生活的方法。
在讲演间隙的准备期间，复旦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的朱剑峰老师做了简短的点评，强调了对老年人生活和状态的多样性给予更多更深入关注的重要性，同时需要重新审视和反思应用性的研究所能提供的成果。朱老师的点评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和讨论。工作坊在讨论中逐渐进入尾声。
简杜莹《社会工作者在上海养老服务体系中的角色：期待、认知和实践》
来自复旦大学社会工作系的简杜莹同学分享了她对上海养老服务体系中派驻社会工作者的研究意向与思路。她的选题源于对上海深度老龄化的现状，以及对上海目前有关老年社会工作岗位和职能的相关规范的缺失的关注。谈及研究问题，她关注的是上海养老服务体系中派驻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是什么，包括派驻社工的自我定位、他人期待的影响，认知指导实践的情况，以及实践与期待和定位的一致性问题。
这项研究的目的，在于把握派驻社工在养老服务体系中的自我角色定位，反思现有社会结构的规范和评价对社工角色定位的影响，同时总结出派驻社工角色形成过程中的优秀经验和成果，对社工的角色定位提出对策和建议。简杜莹同时阐述了对“角色”概念的界定，确立包含三个方面的研究框架：角色期待、角色认知、角色实践。角色期待通过外部规范与评价作用于认知，受到主客观因素影响，最终内化角色并形成个人对角色的认知，指导社工的角色实践。
对此，简杜莹提出了通过文献法和访谈法的研究思路，首先了解多方面对养老体系社工的角色期待，并审视其中的角色困境；其次探讨社工的角色认知形成机制，把握角色认知的关键要素；最后，探讨老年社工执行角色认知的情况，并从微观、中观和宏观角度提出建言。
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的宋柏萱教授、复旦人类学民族学所的朱剑峰教授和瑞金二路街道的戚健豪主任从各自不同的专业角度对本次工作坊作了扼要总结，强调了理论反思与实践应用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同时确立了未来工作坊的关注焦点：对于关爱护理（care-giving）的现象学研究；对于家庭和社会网络的田野观察和分析；对于关爱护理的道德意义的进一步解析；对于老年人护理实践动力的跨文化比较；面向决策的咨询服务。
整理记录 By
冯博雅 李兴华 陈若云 石潘瑾欣（复旦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
沙扬贺 吕秋丽（复旦大学社会工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