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简介
本文作者梅利茨（Jacques Melitz）作为经济学学者，从货币这一概念出发，运用大量经济学史数据，批驳了以波兰尼（Karl Polanyi）为代表的实质主义经济人类学学派对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观点和预设。进而，梅利茨也从经济学学者的角度对西方现代经济学进行了反思，并就使用经济学货币理论分析初民社会这一点做出了可行性建议。
1. 现代西方货币发展为万能货币？
梅利茨认为，波兰尼学派对现代西方货币的认识首先存在问题。他首先陈述了波兰尼学派的观点：现代西方货币是一种万能货币，具备传统上人们认为的货币的所有职能，即交换媒介（medium of exchange）、记账单位(units of account)、价值储存(storage of value)、延期付款标准(standard of deferred payments)和支付手段(means of payment)。而如果一种货币的职能少于这五种，就是一种特殊用途的货币（special purpose money）。
但是，梅利茨表示，其实现代西方货币与初民社会的货币一样，都是有着特殊用途的货币。他认为，如果我们回到货币五大职能的具体含义上仔细思考，就会发现现代西方货币也并不能同时满足这五种职能。例如，美元、法郎的记账单位是虚拟的、人为任意指定的，不能马上理解成它们能替代特定的美国商品。再如，现代社会中作为交换手段的货币也没有被赋予形成其他所有手段的能力。硬币、纸币和活期存款等大多经济学者认可的货币类型虽然具备价值储存功能，但是人们持有它们不是为了储存财富，而更是为了获得交换媒介。储蓄存款（价值储存）同理。储蓄存款也不是一种交换媒介、支付手段或者延期付款标准。进而他认为，即使延续波兰尼的观点，西方货币也并非“万能”。硬币、纸币等货币在实际使用场景上有诸多限制，支票等更是受抬头归属影响，不适用于所有情况。此外，实际上也还存在有太多西方货币不能购买的东西，如政治职位、孩子、教授职位等。
梅利茨认为：波兰尼在《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中对万能货币的出现时间做出的论断也存在问题。波兰尼在该书中指出，万能货币是19世纪震撼西方的系列伟大变革中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变革包括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市场进行大规模整合，西方货币也经历了大规模的转型。梅利茨则表示，经济学上没有实际证据可以表明当下的货币体系在波兰尼认为十分关键的1776-1848年间经历了核心的调整。梅利茨援引经济学史的证据，表明抽象记账单位和代币（Token money）等都非这一时期的关键发明。他表示，在古代甚至原始社会，都已经采用抽象记账单位，记账单位具体随着商品质量而变。而代币或者说符号货币在公元前7世纪的古代东地中海地区也已出现，公元前5、6世纪的希腊已开始将代币作为一种使货币贬值的欺骗性征税方式。到了公元前3世纪的罗马，各种我们当今熟悉的货币贬值方式都已经出现。13世纪始，代币在欧洲一些区域内稳定存在，但是它们的重要性不能被夸大。此外，储蓄存款、支票、汇票、货币票据、中央银行的历史同理，早于波兰尼所语的“大转型”年代就已经出现。总体来说，梅利茨认为波兰尼的说法，更应该被认为是对19世纪以来西方采用货币交易以及共同记账单位的重要性的肯定。
2. 货币定义的混淆与问题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梅利茨主要对“货币是一种象征物（money as a symbol）”，“货币只是购买力的象征，没有任何物品是货币本身”等波兰尼人类学学者们推崇的货币理解方式做出自己的评析。
波兰尼学派的支持者Helen Codere基于Dalton的观点认为，任何货币材料都有物质形式，但是它们都是货币的象征。任何交换媒介（货币）都象征着它所能购买的所有东西，货币可交换的商品范围越大，货币的象征含义越包罗万象。而梅利茨认为，这种观点也只适用于货币的交换媒介与支付手段功能，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可能会被象征为它能购买的使用商品。但是，不管象征着什么，货币材料的商品描述已经能很好地表示它能满足支付或者价值表现功能，继续强调它的多样象征性可能导致更多混乱和误解。
梅利茨认为，在当下，货币作为一种符号或者抽象物的唯一可行的观点是关于记账单位的。而且他进一步认为，将货币的概念限定于交换媒介和支付手段，将记账单位独立看待会更为合适，能避免一些含义上的混乱。实际上，历史上货币的记账单位与交易媒介不能对应的情况比比皆是，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也不能用来提供一个记账单位。人类学学者博汉南（Bohannan）认为，万能货币在所有领域中提供了共同的分母，从而使每个领域中的商品都可以用单一标准表示，因此可以立即交换。与博汉南的观点不同，梅利茨强调两种商品不会因为它们的价格以共同的记账单位表示而变得立即可以交换，他在此处举的例子是大麻、儿童堕胎与白宫等。这些东西的价值虽然能用美元衡量，但是实际上货币并不能买到这些。另外，实际上即使货物价格以不同的单位显示，人们也能彼此交易，如国际贸易。总之，让货币仅作为支付手段和货币兑换的媒介会更为合适。采用同一记账单位在价格报价方面有便捷性，但是交换媒介的情况更复杂，二者不能简单划归为同样。在实际使用中，将货币只作为支付手段和货币兑换的媒介会有更多的好处。
梅利茨也表示，支付手段和交易媒介不足以定义货币。不过，可能也没有什么理由要坚持和区分明确、单一的货币概念。没有初民社会人们对货币的一些模糊设想，货币的形式是很难真正出现的。如果一个初民社会存在能被翻译为英文中“money”的事物，那么它至少存在类似货币的经验货币。人们持续讨论货币的概念和定义是为了继续持有货币而非放弃，持有更多的货币也是为了维持交换。既然货币的出现和持续存在是有意义且被肯定的，那么对于人类学学者们来说，初民社会货币最重要的问题可能不是“货币是什么”，而是货币的起源和发展，以及货币发展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等话题。在这些问题上，货币/非货币之间的确切分界线并非那么重要，甚至可能阻碍研究的进展。经济学家们也倾向于使用各种货币衡量标准。
3. 使用现代经济学货币理论分析初民社会
针对波兰尼及其追随者 “西方经济学的货币理论只适用于分析现代西方社会” 的这一论断，梅利茨希望人类学界的读者们（本文发表在权威期刊《美国人类学家》上）认真思考他的观点：使用任何现代经济学理论工具处理原始货币的主要障碍，实则是认为现代货币在经济上比原始货币更为优越。他认为，波兰尼学派首先预设了现代货币是更为高级的货币形式，并据此认为货币理论在文化上、经济上不适用于初民社会。
而实际上，西方现代货币当然并非在技术孩子逻辑上更为先进。首先，采用任何一种货币的可取性总是取决于相对于利益的成本。货币创新的成本和收益是一个现实问题，例如，采用硬币需要大量资源，而印刷纸币需要特殊技术成本。实地方面的证据是，许多非西方地区在实际上长期拒绝西方货币经验，或者在尝试使用西方货币形式后最终没有采用。其三，在殖民扩张时期，西方人也往往改用殖民地经济形式与当地人甚至自己人交流，并没有去延续西方货币习惯。一旦考虑到货币创新的成本和收益，波兰尼学派对货币分析的批评就会失去力量。
总体而言，梅利茨认为如果要将货币理论应用于原始社会，我们需要放弃“目前的货币理论组织是所有文明国家货币问题的合理解决方法”这一预设。甚至，货币理论在当下社会的效率也值得我们反思。通货膨胀等危机在当下仍如影随形，我们也仍未到达货币发展的顶点。他也为人类学学者与经济学的合作提出建议。他认为，可以从研究货币演进与对外贸易的联系这一点入手。在这一点上，人类学的例证和经济学的意见可以达成共识。
梅利茨最后还对波兰尼对西方经济学发展史的观点做出评析。 他通过此举可能意在表示，波兰尼作为非经济学学者，对西方经济学史中的人物和理论的认识与经济学界的普遍认识有出入，这导致他可能对经济学的认识出现偏差。例如，他指出：波兰尼认为西方现代经济学发源于英国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这一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他认为，英国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做的工作更像是体系化、聚合而非发明。例如，中世纪晚期的经院哲学家已经做出了价值决定的供求分析理论的雏形；18世纪早期，货币、国贸与税收理论也已经成熟。英国古典主义的主要贡献，应该说是提供了一个经济学零散知识聚集的生态，一套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以及一种理解社会的政治经济哲学。类似地，梅利茨还指出，波兰尼将“经济人”、“工资铁律（iron law of wages）”等理念归于古典经济学者的发明这一点也存在问题；Joseph Townsend也并非如波兰尼认为的那样，对古典主义经济学者们有那么深刻的影响；而波兰尼对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劳动价值理论更是表达不当的轻视。
4. 结论
梅利茨最后的结论是，人类学学者们首先应该放弃预设现代西方经济学已经发展到了顶点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不要将经济理论认为是一个完美的结构，每个重要的细节都已经明确。同时，也应该放弃在经济学中寻找现成的证据作为立论和驳斥的立足点。
其次，他认为社会科学学者们需要坚持一项原则：人们都倾向于在某些限制条件约束下达到某种效用的最大化，虽然人们不可能拥有所有想要的东西。这一原则可以采用更宽泛的经济概念加以理解，而波兰尼学派否认初民社会的经济成本和价格，仅以他们很少进行贸易、而严重依赖礼物交换和/或中央决策为理由认为西方现代经济学不能适用于初民社会，是没什么实际意义的。
推介者思考
我认为，梅利茨作为经济学学者做出了两条十分可贵的建议：1.人类学学者需要反思自身在立论时对西方经济学乃至西方社会的预设；2.经济学学者们也可以借由人类学的论著延续对西方现代经济体系的反思：我们现在的经济体系，远远称不上是最全面且先进的。而这两条建议，都需要学者们对社会史、经济史做出更细致的回溯和梳理。
同时，我认为梅利茨这篇发表于数十年前的文章在当今看来也十分有趣。他在文中举出的许多例子局限于当时的社会情境，这些例子似乎有些已经被我们当下的社会现实推翻。例如，现在金钱实际上已经能买到毒品、婴儿或者学术/政治职位。从这些在今日稍显奇怪和古板的例子中我们能看出，我们社会距离这篇文章成文时已经走出了多远。其次，我想提出疑问的一点是，所谓“他地”（other），尤其是在有过殖民历史的非西方社会是否采纳西方经济货币体系，仅与货币创新的成本和收益有关吗？这反倒是一个经济学不能独立解释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