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背景
1.“语码互换”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1951年，Lucy Shepard Freeland（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第一位教授，也是著名人类学家Alfred Louis Kroeber的学生之一）在她的著作《塞拉米沃克的语言》（Language of the Sierra Miwok）中，最早使用了“语码互换”（code-switching）一词。该书主要研究的是加州的印第安土著的语言使用问题。当时，许多学者将语码互换视作一种不标准的语言使用现象。但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界开始将其与文化交融的全球化背景相结合，视其为双语或多语语言环境下的一种自然产物（Goldstein, B & Kohnert, K.，2005）。“语码互换”的术语首先被应用在语言学领域，用来描述包含一种以上语言元素的文学风格（Torres，2007）。之后，随着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介入，语码互换被用于指代在日常的语言交流之中，两种或多种语言的相对稳定的非正式共用现象，也用于指代方言或者语言风格之间的切换。
此外，对“语码互换”（code-switching）与诸如“语码混用”（code-mixing）这样的概念之间的辨析问题也始终存在。前者主要指句间的转换现象，而后者主要指句内的转换现象；前者主要发生在断句处，后者主要发生在句子内部（何自然、于国栋，2001）。在此，因为主要研究的是在交际场景中的通俗化语言表达现象，没有必要做过多的句间、句内的区分，因此，本文所说的语码互换，仅仅是指学界对这一概念的共识性定义。
2.研究方法与目的
在语言学领域，对于语码互换现象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四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社会语言学、语法、心理语言学和会话分析路向（何自然&于国栋，2001）。基于本文的田野研究特点，以及疫情期间受到的诸多限制，本文将主要选择社会语言学和会话分析这两个研究角度。在研究目的上，一方面，本文希望使用会话分析的方法，着力于还原最原本的田野观察下的对话实际情况；另一方面，通过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寻求在语码互换现象发生背后的种族、年龄、社会经济地位等社会层面的原因因素，以小见大，试图探讨语码互换现象背后的社会动机。
基于疫情期间笔者在上海市嘉定区居家隔离的限制，本文的语料来源主要是在在家中隔离时发生的对话记录，以及在小区内做核酸时与医护人员发生的对话记录。
田野观察记录 1. 笔者与对象A的对话记录
对象A是笔者母亲的父亲，常年与笔者及笔者的父母亲一起居住，今年73周岁，平时主要使用上海话，普通话的使用不标准，但是能听懂。记录周期为2022年4月25日至2022年4月27日，共3天，其中共发生与对象A的单独对话17次。在这17次的对话之中，笔者对共计6次的语码互换现象及原因进行了总结与分类。
其中最常见的一个现象，是“词汇空缺”的现象。这是指在交际过程中，由于原本所使用的的语码之中缺乏适当的词汇来表达说话的人想表达的意思，所以会进行语码互换，用另一种语码中的词汇来进行表述（祝畹瑾，1994）。尽管对象A大多数时候都在使用上海话，但是当面对传统上海话之中不存在的词汇，会选择使用普通话进行填补。这样的语码互换现象在观察期间共出现4次，涉及词汇有“肯德基”、“养乐多”、“必胜客”、“百奇”、“梦龙”等，基本都是一些外来词汇。以下将进行两个实例的展示（其中“天天”是笔者小名）：
1）对象A：“天天，你要吃（上海话）肯德基（普通话）吗？我看到微信群里面有人在卖，你要吃吗？我给你买一份。（上海话）”
笔者：“给我看看。（上海话）”
对象A：“ 喏，就是这个，这个群里面。（上海话）”
笔者：“这个假的呀，它是肯德基的供应商，卖的是冷冻的鸡翅，不是肯德基在卖鸡翅。（普通话）”
对象A：“ 哦哦骗人的原来，还好让你看一下。（上海话）”
2）对象A：天天，我叫你表哥去外面给你买了一点吃的，你看看这个（上海话）百奇（普通话）的零食你要不要吃。（上海话）
笔者：我要吃的，谢谢爷爷，叫表哥多买一点。（普通话）
对象A：哦哟差点忘了，家里的（上海话）养乐多（普通话）是不是也快要喝完了，喝完的话又要买了。（上海话）
笔者：是的，就3瓶了，叫表哥也买一点吧。（普通话）
可以发现，在上述对话中，当经常使用上海话进行对话的上海人无法将一些普通话词汇转为上海话，会更倾向于使用普通话进行表达。一方面，这可能是因为上海始终面临世界各类文化的汇入交融，所以会将更多外来词汇内化于生活之中；另一方面，这可能是因为在上海地区普通话的推广与普及导致的。同时，可以发现，可能是基于疫情期间的封控原因，导致以往可以随时买到的食物成为了稀缺品，所以对话内容多集中在与食物有关的方面。
2.笔者与对象B的对话记录
对象B是笔者居住的小区内的一名核酸检测志愿者，性别女，在对话结束之后通过笔者的父母了解到她也是笔者的邻居，上海人，今年33周岁，记录日期为2022年4月22日。
对象B：是来做核酸的吗？请来我这边扫码。（普通话）
笔者：好的。（普通话）
对象B：诶你这个码不对啊，现在换新的了，不用健康云的码了，用上海政府新发的那个核酸码了呀。（普通话）
笔者：啊，这样吗，是支付宝里的那个伐？（普通话，但是结尾处使用了上海话中表示疑问的语气词“伐”）
对象B：是的呀，诶你点开这里，这个图标，诶对的这个随申办，点进去，认证一下，诶好的，再点这个核酸码，对的就是这个，好的给我扫一下。（上海话）
笔者：嗯嗯好的，谢谢谢谢。（普通话）
可以发现，当笔者无意中在一句话的末尾使用了上海话的语气词“伐”之后，即对象B意识到笔者是上海人之后，对象B的交流语言就从普通话完全切换成了上海话。这一现象符合游汝杰教授在2006年提出的一个实验结论：当一个同时会说普通话与上海话的上海人面对不确定是否会上海话的交流对象时，将近97%的上海人会使用普通话进行对话；但是，当一个同时会说普通话与上海话的上海人，面对另一个会说上海话的上海人时，将近80%的上海人会倾向于使用上海话进行交流（游汝杰，2006）。
初步结论
根据对象A的田野观察，可以发现，语码互换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于对应译词的缺失，或者对应译词的表述太过复杂。这一现象其实与中文英文并用现象的产生逻辑存在类似之处（李楚成，2003）。就比如日常生活之中我们习惯于使用“GDP”代指国民生产总值，因为GDP的表述明显比起对应的中文表述简单直观。
根据对象B的田野观察，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出发，可以发现语码互换与民族身份建构之间或许存在关系（刘承宇&吴玲丽，2011）。这一现象其实与课上提及的马丁·路德·金演讲中的“言语趋同”式语码互换现象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一般情况下，同时会说普通话与上海话的上海人会倾向于选择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此时，语码与民族身份之间的关系是静态的，由普通话的语码所指示的民族身份固定为“中国人”。但是当遇到同样会说上海话的上海人时，这种静态的关系往往会被打破，说话者会产生不同于之前的，身为“上海人”的范围更小的地方群体认同感。在这种动态的关系下，语码互换现象也随着民族身份认同的切换而发生。
参考文献
何自然&于国栋. (2001).语码转换研究述评. 现代外语 (01), 85-95.
李楚成. (2003).香港粤语与英语的语码转换. 外语教学与研究 (01), 13-19.
刘承宇&吴玲丽. (2011).语码转换与民族身份的建构——社会心理语言学的视角.外语学刊 (05), 101-105.
游汝杰. (2006).方言和普通话的社会功能与和谐发展. 修辞学习 (06), 1-8.
祝畹瑾. (1994).语码转换与标记模式——《语码转换的社会动机》评介. 国外语言学(02), 11-15.
Goldstein, B. & Kohnert, K. (2005). Speech, language, and hearing in developing bilingual children: Current findings and future directions.Language, Speech, and Hearing Services in Schools, 36 (3), 264–267
Torres, Lourdes (2007). In the Contact Zone: Code-Switching Strategies by Latino/a Writers.Melus, 32 (1),7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