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国际家政工日之际，复旦人类学推荐由美国匹兹堡大学资深人类学教授Nicole Constable于1997年发表的《香港的训唤女佣》（Maid to Order in Hong Kong）一书。 本书为“菲佣”研究的典范之作，作者用翔实的史料和民族志材料仔细描述了外部力量（包括雇主家庭、中介机构和条约法令）对菲籍家政工作者的规训和管控、菲籍家政工作者对其命令和压制的反抗与顺从以及她们为了表现出专业精神而主动进行的自我规训，表明了权力（power）不仅具有消极作用，也具有生产性同时可以产生愉悦（pleasure）的观点。 本书九章可分为三大部分。前三章作为第一部分为整本书提供了理论框架和历史背景。在第一章中，作者首先梳理了研究家政工作者的过往文献，指出以往研究大多将家政工作人员看作没有权力的受害者，被动地承受来自外部的压力，而忽视了家政工作人员的主体性。同时，作者也提醒我们，反抗并不都是浪漫化和英雄式的，本书作者并非仅仅描写结构性的不平等，也不打算单纯讴歌胜利的反抗，而是将家政工作者的研究放在更宽广的民族志讨论中，展示权力、规训、反抗和调适（accommodation）之间微妙的互动。作者在第二章中介绍了造成菲律宾“出口”工人的诸多因素和香港对外籍工人的巨大需求。第三章则描述了香港历史上不同形式的中国籍家政工作者，包括奴隶、妹仔（muijai）和阿妈（amahs），这三类香港历史上的家政工作人员经常被拿来与菲籍家政工作者做对比。作者认为，介绍这三类家政工作者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地方文化和历史的因素如何影响香港人对待菲籍家政工作者的态度。 第二部分着力描写菲籍家政工作者如何被外部力量控制和归训。第四章“买卖工人”探讨在招聘过程中，中介机构如何包装“产品”。中介一般分两头，一端在菲律宾，另一边在香港。菲律宾的中介负责招聘合适人选并对其进行初步改造，他们会根据雇主喜好，寻找没有在殖民地国家工作过的女性，并对其打工目的、个人兴趣和品质等一一进行审核，后将招聘来的备选女性——无论是学校老师还是乡村农妇，青少年还是中年妇女——重新培训成勤劳顺从的家庭帮佣。第五章主要介绍雇主及其家庭成员对“菲佣”的身体、时间观念、外在形象等一系列的控制和调教，雇主教会“菲佣”记录时间、按时完成任务并给她们制定时间表；有些雇主需要“菲佣”穿工作服，规定其头发和指甲的长度，并对她们的发式、是否使用香水和化妆做出详细要求。第六章通过香港政府制定的法律政策和合同等地区宏观层面，讲述菲籍家政工作者如何被要求成为守规矩的移民和顺从的工人。 最后三章讨论菲籍家政工作者的反抗和顺从。作者认为“菲佣”从来不是逆来顺受的听天由命者，对于外在的制度性压迫，她们从法律制度层面到八卦笑话中都进行了一系列反抗。她们会游行、办杂志、起诉雇主，也会和雇主讨价还价，还会在工作之余一起吐槽、开雇主的玩笑或者模仿雇主拙劣的英文。然而，菲籍工作者并不具备孙悟空式的彻底的反抗和斗争精神，与之相反，大多数情况下她们几乎无条件接受指令，并力争在家政服务行业做到更专业，以期得到雇主的认可；她们还主动交流和探讨如何在家政行业中自我学习和自我严格要求，想要改变人们从报纸新闻中了解到的对于“菲佣”的刻板印象，“更专业、更自律”甚至也成为她们的骄傲和荣誉的来源。 作者指出，正如贝都因女性在冲破制度藩篱，吟唱小歌表情达意的同时也支持既存的权力系统，以纱遮面；香港的菲籍家政工作者也既挑战又维护权力结构，也许“菲佣”对于不对等的权力结构有着清醒的认识，然而表达出来的反抗却通常停留在言语层面，安静地转换为个人情感的释放，有时甚至利用权力结构让自己在市场上变得更有竞争力。这也正如福柯和莱拉·阿布—鲁尕德所说，权力不只是禁止、约束、抑制、产生消极作用，权力也是积极的，具有生产性的，也能产生愉悦、知识系统和话语。作者以power and pleasure作为结尾，认为菲籍家政工作者以更顺从和更加勤奋工作为代价，在努力使自己的形象变得更加专业的同时也获得了某种享受和满足，毕竟这项工作是她们得以留在香港这个富有的国际化都市的有力筹码。对于“菲佣”来说，香港在榨取她们劳动力的同时，也丰富了她们的想象。 作者：复旦人类学 李兴华编辑： 陈若云、潇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