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选登 | 《人世间》中互惠模式的多重意涵

发布者：刘秋芳发布时间：2022-07-14浏览次数：144


《人世间》一剧，折射着丰富的人类学和社会学思考，它讲述了50年来在改革的巨浪中国家的发展起伏和工人阶级的生命纹理，其中展示的磅礴变迁和小人物的浮浮沉沉牵动了无数人的心。这部剧中无论是周家人还是周秉昆的六小君子各家庭，都在熟悉的烟火气中展现了人与人之间无限的情义冷暖，将恢弘的史诗、细腻的情感与时代群像交织，展现了个人、家庭、群体、城市之间的同构命运。故事描绘了木材厂、酱油厂、军工厂等工人生活的画卷和上山下乡、恢复高考、知青返城、改革开放等家庭生活的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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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剧生动刻画了光字片地区的人情关系、礼尚往来等，描绘了周家人相濡以沫、六小君子肝胆相照、夫妻比翼连枝的交互情感等。本文将以经济人类学的“道义互惠”概念为出发点，理解和分析《人世间》中，光字片群众之间友情、人情、包括有血缘和拟亲属在内关系网络的发展和变化。

一、互惠

互惠的定义为：“构筑给予帮助和回报义务的道德规范”（Gouldner，1960）。互惠的功能是通过分享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创造、维持和加强社会关系，获取他人的产品。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交换是定义社会团结的基本要素，是社会团结的一种粘合剂，它作为一种动态化的过程是不断更新的，也是不断延续的，它更似一种精神力量，无形中使人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三种互惠的形式分别为：广义互惠（generalized reciprocity）、平衡互惠（balanced reciprocity）、消极互惠（negative reciprocity）（Sparrow&Linden，1997）。

二、周家亲情：风雨同舟

正是亲人之间在无数的生活事件中互相扶持、互相帮助，才能带动温暖的亲情在血脉中流动。无私奉献、懂得感恩、关心帮助，偶尔也会发生矛盾，并不以要求物质利益的回馈为至上追求，造就了本剧中最显著的广义互惠。
人们的互惠需要在有形或无形的组织心态即特定的共同体中来实现，卢梭从“社会公约”的角度阐述道：“我们每个人都把我们自身和我们的全部力量置于共意的最高指导之下，把共同体中的每个成员都接纳为全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樊小贤，王琳，2021）。在剧中周家人以守护家庭的朴素信仰作为共意，使得有道德的共同体——周家有了统一性，每个人都是这个共同体的一员。
在剧中占比最大的是周家人的亲情关系。在周母生病后，周秉昆为了不耽误父兄姐姐的工作，隐瞒病情，自己和郑娟承担起照顾周母和外甥女冯玥的责任，没有任何怨言。在兄姐回到吉春后仍然承担起照顾家庭的重任，秉昆体谅大哥在岳父家如履薄冰、姐姐在婚姻中屡屡受挫，守护老屋，俨然成为了家里的主心骨。有时，秉昆得不到兄姐的理解，但是周志刚夸赞周秉昆：“在三个人里，你是做的最好的”，李素华说：“你不差，你孝顺啊，比他俩都强。”在剧后半段，周蓉感激于弟弟一家照顾父母、抚养玥玥，在秉昆出狱后借六万块给了秉昆，一向不擅撒谎的她说：“你姐夫有钱，不用替他省”，与好友春燕的推脱势利形成鲜明对比，奠定了这个人物最温暖、最朴实的形象色彩。作为儿媳和大嫂的冬梅也展现了自己博爱的一面，陪郑娟去美国料理楠楠后事，为秉昆借钱等，都体现了高干出身的她已融入周家这个广义互惠的大本营。


本文认为，周秉义属于为父母“养心智”的类型，自古忠孝难以两全，他不能拘泥于自己小家的“孝”。冬梅与秉义长期分居但没有怨言是作为妻子的贡献，父母不埋怨长子、秉昆周蓉不伸手求助且顶起亲朋好友的压力，是父母和兄弟姐妹的贡献；一个一辈子为国家和人民做实事的好官，是需要他的亲人舍小家为大家的支持的。而秉义作为高官所拥有的声望，在实际生活中给家人们带来具有“分寸感”（周秉义岳母语）的“保护伞”的回馈、荣耀与尊重。声望作为一种象征资本是使用价值无法转换为经济价值的情况下的一种积累手段和支配方式（Bourdieu，2012）。赶超买鞋被骗，秉昆找到了秉义解决了这件事。在骆士宾向郑娟索要周楠时，郑娟首先找到了大哥秉义，秉义安慰郑娟道：“你别着急，骆士宾万一回来找，你让他来找我，这是周家的事，我是周家的长子，让他去办公室找我。”骆士宾也受限于秉义的政治背景，一直采取柔化的态度去感化周楠，并不敢打官司明抢。龚伟则看在郑娟作为秉义的弟媳的份上，帮助春燕解决洗浴城的事情；彭心生看重秉义的政治势力留下冯玥。


在这场广义互惠中，周家人清晰展现了平民阶层的精神价值，以血脉相连为基础，以情感依恋为脉络，并不强求物质利益的回报，用纯粹的利他心理真心对待，构成了相濡以沫的广义互惠。剧中也透过国庆、春燕家反衬了周家的广义互惠，吴倩不满国庆的姐妹在家中添麻烦，春燕对婆婆不满，与周家儿女的孝顺、无私、善良形成鲜明对比。

三、“六小君子”友情：义薄云天与矛盾并存

光字片的“六小君子”的友情也是剧中一大亮点。现实中人们社会行为的发展变化总是社会构成相联系的，社会构成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都统称为社会文化，社会文化使得人们的社会行为表现出与文化背景相应的特点，而在世俗社会生活中累积和提炼的“世俗化的文化概念”，诸如人情、关系、面子等具有行为规范的约束、限定、支配和制约作用（李伟民，1996）。在故事架构上，基于小圈子社会的“家”确立了光字片的阶层定位，大家庭的背后是熟人社会的运作法则。六小君子开始是以“广义互惠”为主要模式，遵循“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原则，但是90年代中国的社会关系和人们之间相互对待的原则则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城乡的建立，开始了全面理性化的进程，形成了“利、权、情”秩序的新格局（杨善华，侯红蕊，1999）。互惠模式受到了个体生命历程、双方生活状况对比、社会环境、交换的产品几个因素影响，不再单纯属于广义互惠，而是依据“家庭式”的运行规则处理互惠模式。
六小君子的初期最符合“广义互惠”模式，原因在于人与人之间差距小，因为环境的因素，一定程度上平等是这个时代、这些人身上最大的特点。六小君子分别是酱油厂、木材厂的工人，生活状况相差不大，当时的社会环境强调集体、共同性和互帮互助，且朋友之间能够交换的、帮助的更多偏向于劳动；例如一起买猪肉，在周母生病时帮助秉昆料理家里、给周母按摩，秉昆买了大房子后免费把两处房产让给赶超和国庆住，兄弟几个齐心协力轮替着用板车将周父拉到医院，而妻子们则在家安慰周母......这时的互惠并不强调物质，更多的是人情和无私帮扶。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纯碎的市场行为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分离”（付来友，2021），社会既定的“逐私利的生活蓝本”设定力量如此之强，以致于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人情交往往往难以避免地在潜移默化中被隐藏的利益关系所规训。聚会时春燕以秉昆没有家室让其买单就初见端倪，当秉昆工作顺利、搬进新家后，隐藏在友谊背后那岌岌可危的平衡性最终断裂，秉昆的朋友们一旦出事就找秉昆帮忙，只要秉昆拒绝就会产生矛盾和冲突：“我是你哥们啊，这点小事怎么不帮”。秉昆要求国庆家腾房子，吴倩立刻表示了不满，后续把国庆找工作的压力丢给秉昆；春燕对于秉昆帮助赶超而没有帮自己而生气。原本秉昆对于好友们秉持不求回报、能帮则帮的广义互惠原则，但好友们却逐渐转变为消极的互惠模式，只想得到更多而不想付出，用家庭式的人情关系进行压迫，双方之间出现了矛盾对立。
在最后的片段中由于春燕、秉昆郑娟、于虹三方的争房子事件，矛盾升级到极点。于虹索要郑娟老屋属于温和型的单方面消极互惠，郑娟单方面以于虹当年照顾周母的情义劳动作为交换产品，一定程度上扭转成弱势的平衡互惠模式；而春燕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秉持利己原则、单方面的消极互惠模式只是以更高水平的利益需求为目的，并非是基本生活需要，双方产生了强烈的价值观冲突和利益摩擦，在利益的驱使下春燕甚至去污蔑秉义，将消极互惠转化为仇敌关系。

四、其他互惠模式

同样在剧中占据大篇幅的还有爱情，婚姻的纽带让夫妻将爱情逐渐与亲情融为一体。秉昆不顾世俗排挤和家庭阻碍，接纳拖家带口的郑娟，郑娟用爱为秉昆浇灌了一个美满的家庭，在他风光时不争不抢，在他落魄时不离不弃，秉持“她/他幸福，我幸福”的信条；秉义与冬梅为彼此让步，时刻体谅对方、为对方着想，验证了“ 苟富贵，勿相忘”的婚姻格言；郝省长与金月姬一辈子辩论，是对方的灵魂伴侣；马守常与曲书记表面上吵吵闹闹，实则相互关心。这几对鲜明的夫妻都落实了爱情与亲情维度下的广义互惠。
剧中还有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家庭，即和周家有拟亲属关系的郝家。郝省长一家坚信和亲家并无往来的必要，想维持一个“谁也不靠谁”的纯粹平等的关系；而秉义一针见血指出“他们的傲慢是双方地位和差距的必然结果......这里面没有误会，只有差距。”与周蓉习惯性接受亲人的付出不同，金月姬在这场拟亲属的关系中非常冷静理性，拒绝广义互惠。后来她为了周秉昆能尽早出狱求了人，本文认为是玥玥的到来让她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彻底改善了对亲家这层关系的认识；另一层原因可能是对秉昆这么多年代替秉义尽孝的感激，她从“谁也不靠谁”的反广义互惠模式转向了平等互惠、甚至是广义互惠。值得一提的是，在经典人类学视角中，婚姻的本质是结婚双方的礼物交换。婚姻的关系，自然是有缘分在起作用的。所谓缘分，乃是由家庭的社会等级作为前提的。而秉义在郝省长家如履薄冰、小心谨慎，根本原因是秉义的出身阶层使得她与对方无法达成理想的均衡互惠。

五、总结

《人世间》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富的地方道德世界，一个家庭式的情义社会，通过展现温暖、多元的时代群像，向我们传递了一种豁达、开阔的人生态度。人在社会中产生欲望和需求，通过互惠的途径进行产品、礼物的传递，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发展，在一定规则下人们的普遍合作与利益共享是和平生活的社会基础，是道德生活的基本要求，通过互惠，每个人都已不是自然状态下的“我”，而是有共意的共同体中的一员，得到共同体成员相应的道德关怀。《人世间》里“道德性存在”带来的是广义与积极互惠模式在社会中的积极发展，而消极互惠在其中只能带来无尽的对抗和矛盾。

参考文献：
樊小贤, & 王琳. (2021). 互惠：环境伦理的心理机制.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 32-36.
李伟民. (1996). 论人情──关于中国人社会交往的分析和探讨.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2), 57-64.
杨善华,侯红蕊.(1999).血缘、姻缘、亲情与利益——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中“差序格局”的“理性化”趋势. 宁夏社会科学(06),51-58.
付来友.互惠、道德与共产主义——莫斯与马克思的一种可能对话[J].社会学评论,2021,9(05):122-140.
蔺姝玮, 孙炳海, 黄嘉昕, 肖威龙, & 李伟健. (2022). 共情对广义互惠的影响:自我-他人重叠的中介作用.心理发展与教育(04), 475-484.
布迪厄.（2012）.实践感，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Alvin W. Gouldner.(1960).The Norm of Reciprocity: A Preliminary State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
Raymond T. Sparrowe & Robert C. Liden.(1997).Process and Structure in Leader-Member Exchange.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

作者：复旦大学 杨怡凡
胡凤松编辑
本文为2022年春季学期《文化人类学》课程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