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偷家族》是日本导演枝裕和的作品，刻画了生活在东京城市底层的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境况。潦倒的工地临时工柴田治与儿子祥太常在超市行窃，妻子信代和妹妹亚纪则分别在洗衣店和风俗店工作，一家人的生活也依赖老奶奶初枝的养老金。一日，治和祥太将独自在家的四岁女孩由里带回了家。由里的加入给柴田一家的生活带来微妙的变化，随着故事推进，真相渐次揭开：原来这一家人竟毫无血缘关系，仅是游走在贫穷和违法边缘的人们在一起抱团取暖。
是枝裕和用电影的叙事方式呈现了一个跨越血缘、社群关系的家庭共同体。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柴田一家的日常生活就是（与血缘无关的）亲属模式的建构过程，他们在道义互惠的相处模式下塑造自身对家庭、身份的认同，在冲突和羁绊的张力间实践着源自心灵的情感连结。世态炎凉和温情脉脉共同上演，我们能从中看到，亲族关系在特定语境中有着怎样复杂的实践。
建构亲情：“是我选择了你”
日本人类学家清水昭俊基于日本及雅浦的田野研究，提出了亲属的认定或建构的三个概念层次：生殖而来的亲属、建构的亲属以及意识形态的亲属。日本文化中的“家”可以让完全没有血缘或姻缘关系的人，经过象征过程成为家的成员，并继承财产——这样的家庭单位与生殖、血缘无涉。（Shimizu，1991）
《小偷家族》中的六个人，都是原来家庭的弃子，或是走投无路、或是失望脱离，才聚集到一起组建了新家庭。他们全家人都会在各种场合行窃，以换取生存生活的物资；而在屋檐下，每个人也从这个拼凑的家庭中窃取爱和温暖，以此愈合原生家庭的伤害，填补亲情的空白。
列维·斯特劳斯的“家社会”（house society）概念关注日常生活中亲属的实践与运作（Lévi Strauss，1983），影片同样用大量细节展现了他们亲属认同的形成过程。比如，当信代得知由里常被家暴后，有相似经历的她执意留下由里，并为由里剪去长发、焚毁原来的衣服。剪发焚衣就成为由里迈入新生活的象征：由里加入了柴田一家，而信代也完成了身份确认，自视为由里的母亲。再如，海边游玩时，身为“父亲”的治看出祥太的性意识启蒙，又在玩笑间轻而易举地化解了小男孩青春期的性烦恼——这是一个极其日常化的情节，二人关系的亲密也分明可见。
这个临时家庭有过许多围炉夜话、同喜同悲的时刻，虽非血缘亲情，却也有了家人般的深情厚谊。是枝裕和甚至在影片中追问了血缘联结与亲属认同的关系——他借信代之口问出：“生下孩子就自然当母亲了吗？”由里被她的亲生父母虐待，反而在信代那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温暖熨帖的母爱，而信代也在与由里的双向爱意中治愈了自己童年的伤痛。妹妹亚纪同样如此，她不愿回到那个富有但冷漠的原生家庭，宁愿逃亡，和爷爷的前妻（也就是奶奶初枝）一起生活，虽然贫穷，却真切地被奶奶的爱意包围。对于“小偷家族”中的每个人来说，那个拥挤、破败的小屋，比他们自己的血缘家庭更像是心灵的避难所、情感的寄身湾。
大概也是这种在忧患中萌生的真情、真心，将萍水相逢的六个人，深深浅浅地绑定在建构的亲情中，生死相依。
道义互惠：抱团取暖，更是有所希冀
法国人类学者马塞尔·莫斯在《礼物》一书中提出了“馈赠-回礼”的呈献机制。他认为现代社会的经济和道德基础源自原始部落的“赠礼-回礼”机制，交换和契约总是以礼物的形式达成，表面上这是自愿的，而实质上，赠礼和回礼行为都是义务性的、强制的和重利的。（莫斯，2016）
在人类学视角下，礼物的交换可以延伸至社会交往、情感互动、规范建构等互动过程，人类交往充斥着“馈赠-接受-回礼”的互惠机制。这样的道义互惠模式同样可以解释《小偷家族》中亲属认同的建构过程。
一方面，穷途末路的六个人以重组家庭的身份生活在一起，是同忧相救，抱团取暖。他们每个人都“呈献自己”，向对方投掷出一定的爱意，并希冀获得来自对方的情感酬偿。影片中最典型的三对人物：信代和小女孩由里互相完成了救赎，是影片中“互惠”完成度最高的一组；妹妹亚纪是除了由里之外最晚加入这个“家族”的，她对重组家庭的认同感最为疏离，却和奶奶初枝最为亲昵，初枝同样给了亚纪最多的宠爱，让亚纪体会到真实的温情；祥太始终叫不出治所期待的那一声“爸爸”，但治依旧甘之如饴，也在与祥太的日常相处中收获了为父之乐。善意的真情流露，就像寒风腊月中的一簇篝火，让他们灰暗的生活有一星温暖光亮。
另一方面，感情并不构成关系的全部，四个成年人显然有更理性的考量。这个家庭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契约精神上，互惠交换的重利性在初枝去世后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极看重死亡仪式的日本，一家人眼看着奶奶死去，却选择秘不发丧。治和信代将她潦草埋在屋子后院，之后更是兴高采烈地取出了奶奶的遗产。成年人能够冷静地将感情和钱划入两个象限，泾渭分明。对于被社会边缘化的家庭来说，当微薄的情感酬偿消失，钱财就成了最重要的交换砝码。图穷匕见，正应了那句“在世间本就是各人下雪，各有各的隐晦与皎洁”（佚名）。
也正是这份秘而不宣的算计，让这个本就不甚安稳的家庭更加摇摇欲坠。成长中的祥太本就对偷窃谋生的生活方式有所怀疑，在目睹治和信代在奶奶死后开心数钱后更寒了心。直到那次他看到由里又在行窃时，他不想让年幼的由里也重蹈覆辙，因此选择以暴露自己的方式保全由里。这也让警察注意到这个怪异的家庭，最终重组家庭被迫拆解。
羁绊对抗分隔
“小偷家族”如寄生虫般依附于世，两个孩子都因为身份问题无法上学，一家人始终在法律和秩序的阳光之外躲躲藏藏。他们成为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的社会的“隔离区”：正常社会中的底层群体是没有社会地位的，而且被剥夺了集体表象与身份认同的控制权（鲍曼，2004）。即便他们会用“我们什么都没有，只有爱”的暖心话语达成自洽，会将错误的观念合理化并教给孩子，即便他们不断用各种解释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他们依旧是失望的、无奈的、被迫妥协的。
信代在最后告诉了祥太关于他亲生父母的信息，她最终意识到，隐匿的小共同体不可能与社会脱节，只能让孩子回到真实的人间（不知道信代会不会认同陈奕迅唱的那一句“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这恰恰说明，他们的互惠关系本身就不是坚不可摧的，贫穷和隔离早已在他们身上刻下暗伤，构筑起来的亲情只能成为“正常秩序”的阳光之下的一道道隐痕，在飞鸟各投林后成为他们回忆里的余温。但，即便是余温，也足以治愈。
《小偷家族》建构的亲属关系有着复杂的实践机制，彼此间的利益考量是真，可相互给予的真心也从来都不假。祥太虽然不满于治的偷窃手段，还曾失望于跌倒入院后一家人“丢下自己离开”，但他最后终于默念出了那一声“爸爸”；而感情最疏离的亚纪，也曾怀疑奶奶和自己在一起是为了她父母的钱，但她最后还是回到了那个破旧拥挤的小屋——她选择相信自己认定的东西。
回到结局之前，奶奶初枝和信代走在开满樱花的桥上，奶奶说“是我选择了你，你也选择被我拖累”，信代则笑着说，“是羁绊”。在鲍曼（2007）看来，这种羁绊是“那些联结在一起的人恰当的、真实的意愿”，温馨行为的出发点并非外部的社会逻辑，也非依托经济学上的收益盈亏，而是真正发自内心的良好意愿。正是笃深的羁绊将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即使重组家庭肢解了，成员间基于“爱”的情感缔结会继续守护着他们亲属关系的疆界。
结语
写作此文时，我贴合电影“扬-抑-扬”的叙事脉络进行分析，这又让我想起英国人类学者卡斯滕（Carsten）在《亲属之后》（After Kinship）中所举的研究：一群从小被收养的苏格兰人，起初想要了解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谁，但最终都认为抚育他们长大的人才是真正的亲人（转引自：黄应贵，2010）。《小偷家族》与此有相通之处，情感羁绊是导演是枝裕和对战胜孤独的最终回应，亦是一次对亲属关系的直接演绎。
在《小偷家族》里，血缘关系反而成为伤害主人公们的魔咒，唯有拥挤平房中的真情、真心能聊以慰藉。他们建构起来的亲属关系那么薄弱，弱到抵抗不了警察的一句追问；但彼此间的亲属认同又那么强大，强大到，即使分隔两地，还能长久牵挂。真情真心可以如此强大，哪怕是像处处裂痕的陈年风褛，依旧能遮风避雨。
参考文献
Lévi Strauss,1983,The Way of the Masks, London: Jonathan Cape.
鲍曼，齐格蒙特，2007，《共同体》，欧阳景根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
莫斯，马塞尔，2016，《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黄应贵，2010，《反景入深林：人类学的观照、理论与实践》，北京：商务印书馆。
Shimizu. (1991).On the Notion of Kinship. Man (N.S.) 26(3): 377-403.
作者 复旦社会学 沈家怡
编辑 潇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