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天，我参观了一个特殊而有些离奇的场所——黑色博物馆（Black Museum）。在黑色博物馆中，展览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址、艺术作品、生物标本这些当提到博物馆时人们自然会联想到的事物，而是精神障碍者的生活世界——他们的画作、脑海中潜在的形象、日常服用的药物、生活视频、日记、遗书。在这篇文章中，我会先简单地讨论参观者如何“参与”这一空间，再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人类（精障患者）精神世界何以作为“秩序”的博物馆空间进行呈现和叙事。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承载沉重议题的博物馆竟然处于一个热闹非凡的市中心商业综合体中。它并非独幢建筑，而是“委身”于购物中心的某一高层，一个毫不起眼的角落。它占据了一个寻常店铺的空间，只是面向商场走廊的橱窗换为了黑布与黯淡的灯光。虽然并没有很大的规模，醒目的条幅，但我还是很容易找到了它的位置——毕竟其外观装饰与周遭的店铺还是格格不入。它的购票处被设计成医院挂号处的形象，当我完成付款，我得到了门票——它被设计为参与住院治疗的精障患者的手环。

 悬置“正常”——参与空间，“感同身受”

戴着精障患者的识别手环，我正式进入展览区域。门口黑色的帏幕上，写着醒目的白字，英文为“What is abnormal?”，而中文却是“什么是正常？”。似乎预示着，在这里，正常与非正常，normal与abnormal，并非绝对的规范，一种颠覆的基调已然被透露。紧接着是随参观顺序依次罗列的各个展厅，每个展厅展示不同的精神症状，强迫症、抑郁症、双相、自闭症、精神分裂……

这些最开始的展厅旨在运用不同的物件表达该种精障患者感受和认知的世界与附近。比如，在强迫症展厅中，一面墙上满是黄色的颗粒，唯有一粒红色的颗粒混入其中，旁边的解释表明，这种场景让所谓强迫症患者欲罢不能。演示“幻听”、“幻象”的展厅是一个小房间，其间摆放着一部无法挂断的老式电话，冷不丁会传出几乎没有规律却引人烦躁的模糊语音，或是以慵懒的语调挑衅听众，或是以温暖的话语安慰着听者，突然又会有家长式责备的、辱骂的表达。由于该位置附近的各个展厅缺乏独立性，临近展厅的参观者也会听到“神经质”的语言不停嗡嗡作响。有些参观者明显被惹恼了，他们对这些声音感到厌烦，“好吵，好烦”，我身边的一对情侣如是说道。于是，在被动的煎熬中，参观者被迫参与到精障患者可能的切身体验之中。还有些展厅挂着部分患者的画作，墙上随机展示关于精神障碍患者认知与表达的文字，地上放置着他们可能看到的场景。比如下图中，仿佛沾满鲜血，却水流盘旋的盥洗台，被认为是幻象者可能日常体验到的可怖场景；墙上有一则文字试图表达患者与医生的角色互动：“矛盾”，医生将毛巾挂在脖子上以擦拭患者可能吐在他们身上的口水，而在患者眼中，毛巾则呼应了医护人员可能对他们造成伤害的想象。

展厅中类似触目心惊的场景、光怪陆离的画作和雕塑几乎无处不在。这显然是博物馆设计者特意制造的，目的就是尽可能的将参观者带入精障者的日常体验，在一定时空范围内解除原有的理性和认知模式，参与到作为空间的精神世界中，进而实现“感同身受”。除此之外，如此参观的过程还颠覆“看展览”的规则与惯性思维。也许在一开始，参观者带着观看的意识进入展览，自己身处于展品之外，下意识地作为旁观者，或是有意识地作为某种艺术的欣赏者、从观看对象中收获感悟的主体。但是，当夸张的场景全方位占据参观者的视听感官，这些“折磨”“骚扰”，最终使参观者成了“患者”。此时，参观的对象成了“参观”本身，一种具身的精神体验成了某种全控的展品。这种展品，或者说体验，就是博物馆空间试图表达的精障患者的生活世界本身。

经历了前几个沉浸式的展厅后，我来到了一个稍显宽阔的大厅。大厅中摆放着精障患者的手记、药物、物件、自杀工具，旁边配有文字介绍。大厅联通几个子展厅，这些展厅不再像之前那样闭塞、狭窄，也没有环绕包围着参观者身体与感官的音像氛围——倒是与那些“正常”的博物馆更相似。在这个阶段，有些展厅播放着艺术治疗的短片，有些集中展示精障患者的画作、雕塑作品（在这里画作和雕塑并不像前面那样被摆放得“咄咄逼人”，反而更接近其他博物馆和展览的放置距离），还有些展厅播放教育短片，展示精神病学的发展史，还有卡片介绍去污名化、去病化叙事的知识。最终的展厅表现死亡——多数是自杀。在这里并没有眼花缭乱的设计，只有几面墙，贴着几份人们自杀前写的遗书。在离开黑色博物馆前，参观者可以拿一张形似处方单的纸（博物馆提供的是白色的，笔者认为也可以提供淡红色的纸张，因为医院中标准的“精一”的处方单就是淡红色），写下参观感言，或是给精障患者的寄语，以及任何此时你想写下的心情。这些写有参观者留言的纸条会被放到各个展厅角落的箱子中，这几乎是一种最露骨的“参与”，任何一个参观者都能在博物馆留下痕迹。

精神世界的空间表达：在秩序与失序之间

空间并不一定意味着秩序。柏格森曾经区分两种时间，物理时间和纯粹时间；物理时间的秩序是显然的，而纯粹时间则强调绵延（duration），意识的“流动”，进而没有明显的秩序。空间亦是如此，尽管我们日常体验的空间似乎总是能归为某种规则、形状的集成，可以认为是明显秩序的，但是空间并不仅仅指涉物理空间。比如文学性的空间、抽象的心灵空间等。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讨论了不同空间形态的现象学形象，角落、内外、柜子、家宅都能作为自我意识、想象力、记忆的叙事结构。在这种意义上，空间的秩序指的恰是它天然的失序——缺乏规则和约束，全凭主体意识的任意呈现。

所以，当话语停留在意识中时，谈论秩序毫无意义，因为秩序与否的标准无法确定。但当精神世界的所思所想，进入到社会生活和人际沟通中，秩序与失序的区分，正常人与患者的身份，才存在可能。空间也是同理。当空间停留在纯粹精神世界中时，它是无形的，也无所谓秩序与失序。但是，当一个物质的空间诞生时，秩序也就随之诞生了——它正以它确定的形态存在于世界上。

博物馆无疑是一个物理空间，它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秩序，有着将其中展品乃至本身有序设置的意向。长久以来，比照日常社会生活和人际交往的基本秩序，精障患者的精神世界被认为是无序的。然而，黑色博物馆却以实体空间的方式，以物理空间的秩序性，叙述着精障患者精神世界的某种秩序性。博物馆地处商场中十分常规的角落；参观者原本“正常”与“非正常”二元对立的逻辑从一开始便被迫悬置，转而依附此空间定义下的新秩序。精神障碍的空间表达，其实是一种秩序的、去混乱的重新建构，这一建构由展览设计者和参观者共同完成——博物馆将原本意义上的“无序”以秩序的语态呈现出来，而参观者也渐渐接受博物馆的秩序。经历这一洗礼，参观者才能进入内容更丰富，表达却不那么激进的常规展览空间中，以获得更深刻的感悟与体验，更有效地打破误解与偏见。

当然，从精障患者的角度，对其内心世界的空间表达也存在问题。这不禁让我联想到大卫·卡普（David A Karp）对精障患者照护的反思。他的《同情的重负》一书聚焦心理疾病患者的照护者，认为他们在面对患者时也背负了巨大的压力。一方面，照护者作为患者的至亲，具有在交往中关怀精障患者的意愿；但另一方面，照料者自己并不是精障者，又常常以理性、“正常”的思维方式对待患者。这样一来，同情的边界难以确认，患者和照护者的关系揭示出其难以协调的文化矛盾。我也发现，在一些描述精障患者康复生活的公益文章中，虽然笔者与患者朝夕相处，倾尽所能照料患者，但言语中总是流露出对患者能做出某些“正常”行为感到的欣喜，以及对此的期待之情。然而，这些正常人认为“好的”、“美的”举动从精障患者的角度并非是最舒适的。在黑色博物馆的例子中，博物馆的设计者具有与照护者、至亲、伙伴相同的身份，虽然注意从精障者的角度阐释他们的意义和生活世界，但是这些空间化、秩序化、艺术化的努力本身，并不一定符合精障患者对同情、同理的期待与想象。在这里，空间隐含的秩序化叙事，与更广泛的精障患者去污名化努力有着相似的结构（也势必面临去污名化的困难，比如不少参观者表示无法接受、无法感同身受，甚至对展览的精障者的物料抵触）。尽管如此，我认为黑色博物馆是一场十分有益的文化实践，它以极为罕见的深刻向所谓正常人展示精障者的意义世界。如果说以往出于“回归社会”的终极目的，各类机构对“失常者”单方面的治疗、管理是一种面向“正常”的濡化，那么参观黑色博物馆便为“正常人”提供了一次“失常化”的机会。边界在这一过程中被模糊了，也许，我们的距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更有益的联结并非没有可能。

参考文献

Karp, D. (2001). The Burden of Sympathy: How Families Cope with Mental Illn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加斯东·巴什拉，2013，《空间的诗学》，张逸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