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以下简称《重访》）的作者为约瑟夫·托宾（Joseph Tobin）、薛烨和唐泽真弓（Mayumi Karasawa），作为1989年出版的《三种文化的幼儿园》（Preschool in Three Cultures）的延续和修订。主导前后两本书的约瑟夫·托宾现任教于是乔治亚大学教育学院，其博士生导师之一为Robert A. LeVine（“六文化”项目的主导人之一，参见：经典重访 | 《六种文化中的孩子》），托宾深受其文化比较和民族志方法的影响。
△《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英文封面
△《重访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英文和中文封面
第一本书以共时的、跨越空间的视角，比较了中国、日本和美国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得到的主要结论为“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幼儿园是反映和传递文化心理理念的机构”，重访之作则加入了历时的视角，进一步探讨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的传承和变化，在解释三个国家幼儿教育体系的现状与大环境的关系、揭示每种文化的隐藏文化脚的同时，试图和全球化理论对话，询问“从8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日本和美国的教育是差异越来越大了，还是趋同了？”全球化的现代理论认为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世界会越来越趋同，但是本书作者通过扎实的民族志资料，说明地方在发展的过程中，既会融合外来文化，也会抵抗外来文化，还会保持自身的特性。可以说，在本书中，幼儿园是社会各个领域、各种利益、各类社会成员的交汇之处，也是一面棱镜，折射出其所处环境的文化、政治和经济。
《重访》中所使用的方法别具一格，作者称其为“用录像引发的多重解释比较民族志研究法（video-cued multivocal ethnography）”，具体操作步骤为：（1）拍摄每种文化中幼儿园的一日生活；（2）把拍摄到的录像剪辑成二十分钟的短片；（3）将剪辑好的录像给所摄班级的老师观看；（4）请该所幼儿园的其他老师观看；（5）请这个国家其他幼儿园的教育工作者们观看；（6）最后请其他两个国家的幼儿教育工作者们观看。从这些步骤中可以看出，这一方法的核心是以视频为开启话题的线索和由头，让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人对这一话题进行评论，从而使那些对参与者或本文化中的人而言非常熟悉的文化陌生化，形成多方的对话、多重的声音。也就是说，本书民族志资料的来源不仅仅是视频所呈现的事情本身，更多的数据来源于这种混合的、多重的、对话的话语。
《重访》中所使用的录像
对于中国部分，作者所讨论的资料有云南昆明大观幼儿园1985年、2002年，上海思南路幼儿园2002年的录像，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基于这些录像资料的评论。在观看大观幼儿园的录像时，有三点引起了日本和美国观众的强烈反应，分别是寄宿班制度、绝对权威的灌输式教学和简陋的设施。寄宿班制度反映了中国幼儿园的历史，从1949年以来，幼儿园的主要任务即是为家长解决后顾之忧，使得他们能够集中精力投身到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之中，大观幼儿园的员工对她们提供给孩子的教育和保育质量感到自豪，并且毫不认同孩子最好或通常应该由母亲来照料的观点。这一制度在1987年后在大观幼儿园取消，一方面1987年时大观幼儿园的孩子大部分是独生子女，父母对其投入很大；另一方面，中国的幼儿教育开始强调教育功能而非保育功能，老师和家长希望孩子能够“赢在起跑线上”。日本和美国观众引起不适的绝对权威式的教学，比如说录像镜头中有老师要求孩子在吃饭时不要说话，又比如说在积木活动课中，要求儿童像小学生一样，成排地坐在桌子后面，根据图纸搭积木，强调老师对孩子的“管”，这种做法在已经发生了转变，2002年大观园的录像显示，老师开始让儿童自由地拼积木，活动现场氛围活泼，教学模式从以老师为中心转向了“尊重幼儿、主动学习、个性化教学、游戏为主”的教学。
而且相较1985年，2002年时大观幼儿园的基础设施也有极大的改善。作者着重分析了其中厕所的变化，1985年时，大观幼儿园的幼儿成排地如厕，男女只是分立两侧，中间并无挡板隔开。这被日本和美国的幼儿教育工作者批评为没有完全尊重孩子、保护隐私和顾及性别差异，而随着中国努力跨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人们的自我、隐私、空间、财产所有权和个人身体的两个观念也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幼儿园和其他环境中无隔断公共厕所慢慢消失，男性和女性的分隔也越来越早，性羞涩和性启蒙也逐渐渗透到了学前教育中。
在2002年重新做这项研究时，研究人员还加入了代表中国幼儿园现代化先锋的上海思南路幼儿园，其可以集中体现中国的幼儿教育改革，即强调以儿童为中心的教学。作者主要介绍了上海思南路幼儿园的两个活动，故事大王和社会角色游戏。在“故事大王”活动中，一个小孩先讲完一个故事，其他小孩在老师的指导下投票是否授予故事讲述者“故事大王”的称号，并且说出各自的理由，在这个过程中幼儿之间互相批评。这引起美国和日本教育工作者的争议，在日本教育者看来，应该鼓励儿童自我批评，但不能鼓励相互批评，因为幼儿园是培育爱心的地方，不能过于强调头脑而忽视爱心，美国老师则担忧这会伤害孩子的自尊心，但中国的老师认为批评并不会让人难以接受，而且儿童的批评反映了儿童的思考方式。社会角色游戏也是以儿童为中心的教学，老师在里面主要是游戏的参与者，和孩子一起扮演警察、护士、超市老板、病人等角色，从而让孩子理解社会生活的意义。
虽然思南路幼儿园体现了幼儿教育中师生平等、以孩子为中心、以游戏为主等理念，但并不代表思南路幼儿园是中国幼儿教育的未来，中国的学前改革是一个有争议的、多方互动的和不断发展的过程，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幼儿园以读经运动为主要特色，强调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说，以老师为主导的课程是中国的过去，以儿童为中心的课程是现在，而多种形式的融合并用会是未来。
日本的部分，作者将1984年和2002年的京都小松谷保育园以及2002年的真荼香幼儿园的影像素材进行对比，并讨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这些影响的看法，对这些录像背后隐含的不同社会文化进行深入地分析。1984年的京都小松谷保育园有一位扰乱课堂、经常欺侮别的人孩子弘树得到了日本以外的影片观看者的极大关注，尤其美国学者将“弘树问题”看成了一个完美的罗夏（Rorschach）墨迹测验的案例，假设弘树具有反社会甚至伤害他人的文化倾向。这种特别关注使得小松谷保育园园长感到不满，对于日本的老师来说弘树只是众多学生中普通的一员，并没有什么特殊性。对于“弘树问题”的不同理解，进一步引入了作者对日本幼儿园不干预孩子之间冲突和纠纷而采用“在一边等待观察（mimamoru）”做法的深入分析。当孩子产生冲突纠纷的时候，日本幼儿园的老师通常不会去进行强有力的干预，通常美国和中国的老师会认为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是对学生的一种漠视。但是实际情况是，京都小松谷保育园的森田老师对班级里的情况了如指掌，并且表示在孩子遇到危险和情况不可控制的时候便不会袖手旁观，森田老师强调需要给孩子实践和空间让他们自己解决问题。同样面对纠纷东京真荼香幼儿园的贝塚老师在两个男孩拉头发的纠纷中采取紧追不舍非要弄个水落石出的做法，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与森田老师的方式背道而驰，但实际上同样反映了教师们使用各种方法促进儿童社会化。日本老师认为孩子能够从纠纷中学会“诉说悲伤”（itte kanashii），使得孩子能够通过表达自我的悲伤情绪更好地融入和了解他人，这种强调自己情感意识的移情感受被认为能够推动孩子亲社会的行为。另一种通过培养移情能力促进儿童社会化的做法是小松谷保育员让大孩子照看婴幼儿，这给大孩子提供了很多施教的机会，同时也提供给孩子学得移情能力的机会。日本的教学中更注重鼓励和解读他人的想法和情感，来促进心灵的发展。这种心灵的发展是为了孩子未来能够更好的社会化，幼儿园注重将孩子培养成日本的社会人，让孩子学习加入他人以及学习日本的社会模式。
在小松谷保育园的录像中，可以看到一些使美国观众不能接受的男老师和孩子们亲密无间的身体接触画面。老师搂抱孩子，充满情感地和孩子交流的画面使得美国的观众感到不安。这些接触恰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日本幼儿教育中的性别观念、人际间亲密关系和身体文化。日本幼儿教育工作者在和孩子交流中将身体视为开放的话题，强调身体接触和身体体验的愉悦，在近几年日本这种身体开放传统逐渐消失的危机中，日本幼儿园常被当作修复传统文化价值和还原文化实践活动的地方。
日本的幼儿教育机构极具多样性，每一个幼儿教育机构处于不同维度相互交错作用的交点上，受当地政治历史和其中各方参与者的制约。作者进一步对日本的两所幼儿园进行比较，看到了日本幼儿教育机构传承和演变的多样实践。由于私立的京都小松谷保育园的特殊传承模式，其教育方法和理念被认为几乎没有改变。相比多元化的市场取向的私立幼儿机构，公立幼儿机构全部由政府机构管理和负责，更加的整齐划一。私立幼儿机构被认为是“传递知识”而公立幼儿机构被认为是“知识发展”。当代日本幼儿机构受到低生育率和经济衰退的影响，在悲观的社会氛围和国民情绪中还是像1985年一样，力图帮助孩子提供机会学习各种社会经验和传统价值观念。
受到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影像日本的文化和思想产品在全球传播中日益增长，为什么日本的幼儿教育没有对别的国家产生显著影响？过去二十年国外学者对日本学前教育进行大量的研究，并有充分的了解。作者认为没有显著传播的原因在于日本幼儿教育深深根治于自身文化的土壤，很难脱离其文化情情境。日本特色的“自由”的幼儿教育没有基础教材也没有传播机制，日本学前教育的特征是内在的，反映很深的文化逻辑。如“用等待来关心孩子”的策略没有正式出现在日本教育院校的课本或规定的课程指导纲要中，但是日本各地的幼儿老师普遍接纳这一原则，并且这种精心策划的无为而治需要多年的经验积累才能掌握。并且日本幼儿教育的主要目标是把日本儿童教成日本人，把日本传统价值传给儿童以加强儿童适应日本社会环境的能力。与欧美体系不同，日本不把幼儿园视为一种替代母职的机构而是更注重一对一的社会生活的教育。这些理念都反映了日本幼儿教育背后的文化逻辑和文化根基，顺应了日本家长和政策制定者在社会快速变迁的时代对幼儿园能够保留日本文化交织的渴求。
在美国部分中，为让美国读者对陌生的（中国和日本的）东西感到熟悉，对熟悉的（美国的）东西感到陌生，作者选择了美国两个不同阶层的幼儿园：圣提摩西儿童中心(St.Timothy's Children's Center)与阿尔罕布拉幼儿园（Alhambra Preschool）。前者位于夏威夷，具有多元文化的特色，反映了人口后代混居的状况；后者是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公立学校系统的一部分，接受亚利桑那州政府的幼教专项拨款，为贫困家庭的幼儿提供一整年幼儿园教育。作者分别对两个幼儿园进行了共时性和历史性比较，以此揭示那些美国幼儿教育中所隐含的、人人都习以为常的假设。作者主要关注的是全美幼教协会（NAEYC）的倡导规定与“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No Child Left Behind-NCLB)的政策在两所幼儿园课堂实践、教师理念中的渗透以及与现实的种种矛盾，就此回答在美国这样基于一个听上去很好的教育理念，而提出的“标准化”规定和政策是如何影响幼儿园的理念与实践，以及如何不适用于当地幼儿园的。
作者对全美幼教协会的倡导规定与“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政策进行了权力上的批判。全面接受全美幼教协会的理念和质量标准指导：发展适宜性教学(DAP)理念的指导，课程仍然以选择为基础，以发展和儿童为中心；另一方面，布什总统2000年把阅读确立为他教育平台的基石-“有科学依据的阅读教学法(意指“语音意识”教学法)”作为“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政策依据,立为国法规定实施。但现实是两者都是压在教师和园长身上的强权，与提供完整教育、保育服务，竭尽全力满足学生和家长各种需求的幼儿园相互矛盾，制约规章层出不穷。而这样的结果与美国性别、劳动力市场及阶层变迁紧密相关。
与此同时，作者通过比较两个幼儿园的相同之处，圣提摩西和阿尔罕布拉的研究揭示了美国幼儿教育中主流文化价值观的连续性：即自由选择、自我表达、个人权利和对幸福的追求。与日本不同，美国幼儿园强调自由选择的重点在于选择而非自由，其背后是由于美国对于权利和民主的强调，更主要的是它符合资本主义运作。另外，作者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美国宁愿投重资，为有特殊需要的人群服务，而不为所有的幼儿提供服务？事实上，政策背后尤其符合美国“人人机会平等”“公正理念”的文化预设。美国强调竞争基础上的机会平等，这并不意味所有人受同样的教育，而是让教育适合个人和社区需求。其文化逻辑是，为了让有特殊需要的幼儿或生活在困境中的幼儿能有平等的机会去获得成功的人生，所以必须为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也就是不平等的)服务。总之，主流文化价值观的连续性与强调个人的文化信念紧密相连：突出个人权利和笃信个体差异。
《重访》一书中，作者尝试使用经济变革、现代化和全球化来考察这三个因素对幼儿园的影响，与现代化和全球化理论进行对话。但其最终目的还是希望透过这个三个因素看到其背后隐含的文化逻辑（an implicit cultural logic）或者说背后的文化预设，看到文化实践以及文化传承在经济变革、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力量。通过这样一种对幼儿园跨越时代的跨文化比较，作者提醒我们不能就此简单地认为它们变得更好或是更坏，而只能说它们像二十年前一样都反映了各自的文化、社会和时代特点。
作者：胡凤松、张睿俞、王焱
感谢潘天舒老师和张聪老师合开的《教育人类学》对这本书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