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对北卡罗莱州的烟草种植者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对于烟草生产业的档案资料搜集和烟草企业为人们建立的心理防御机制，旨在彰显烟草行业的生态与烟草种植者们的内心世界，从而增加人们对这一行业的认识，也为烟草管控策略的制定提供借鉴。
吸烟对人类健康存在着严重的威胁，并且是诱发死亡的重要因素。商业化的烟草种植因此引发了诸多伦理问题的探讨。本文的作者在马萨诸塞州这一传统的烟草生产地进行了田野调查，采访了近200名烟草种植者、企业工作者，也包括公共健康的宣传者。过去，几乎所有关于烟草的研究都集中在烟草的消费方面，政策的制定者和健康方面的专家都很少关注种植者这一群体，也缺乏对于这个集体的文化认识。因此，本文是一项更为全面的考察。
种植者的态度
近年来，烟草行业遭遇了经济方面的严重冲击，许多种植烟草的小户农民纷纷破产。烟草价格的走低则引发了更激烈的竞争，那些有家族历史的种植大户们，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不稳定与动荡。这是政府对于该产业的扶持政策解除后，烟草生产和采购全球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在农场上，作者和农民们从事一样的体力劳动，充分融入当地社会，并与当地人建立了互相信任的关系。在采访时，作者并没有采用新闻工作者式的追问，而是让种植者们自己娓娓道来，引导他们主动提及烟草在健康层面的问题。
通常，人们会将种植者们所面临的矛盾焦点归结为：烟草是对健康有害的作物，但是种植者本身是无辜的。然而，作者在他的田野调查中发现，这绝不是一种“善良的人做着坏事”的简单逻辑——烟草生产虽然是一种有害的产业，但它能在基层群体中激发无限的忠诚和幻想。当地种植者在利润微薄、伦理质疑重重之下，依然选择捍卫烟草行业。因此，其背后不是简单的经济算计，而是复杂的社会结构性力量。由此，作者提出了“道德经验”这一概念，这不是普遍的道德，也不一定是符合传统伦理的，但一定是在当地社会所通行和适用的（这一在田野情境中对伦理和道德所做的“二元论”区分，显然是受到了他的哈佛博导凯博文的影响）。在历史语境中的道德感塑造不容忽视，烟草种植的历史使当地人视这一产业为自己的骄傲。
烟草种植者认为，自己虽然从事着这项对健康有害的作物的种植工作，但也可以同时关注吸烟的有害性问题。他们把自己毕生的经历都用在种植烟草这一件事上，不希望听到对于种植工作本身的负面评价，也不希望受到标签化的对待。
文化投资：自豪感与家庭责任
企业需要彰显其应有的社会责任，面对烟草这一本身就问题重重的商品，加之道德伦理和生产盈利上的冲突，烟草企业只能根据社会对于烟草的态度进行策略性的改变。
一种策略是通过文化投资的形式进行自豪感的宣扬。R. J. Reynolds公司在上世纪80年代建立了烟草生活博物馆，将烟草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来看待，来往的游客可以在博物馆中看到旧有的生产模式。在博物馆中完全是积极的态度和看法，不提及任何烟草使用的危害。公司也发起了 “为烟草而骄傲” 的运动，旨在用烟草正面的形象来对抗负面的冲击。尤其是在从事烟草生产的州，公司通过举办新闻发布会和集会的形式，获得更多的支持者，来拥护烟草公司存在的合理性，即人们的生活需要依靠这种重要的商品；同时，公司也宣称会做 “烟草种植者们最重要的朋友” ，以支持这个国家最古老的农业产业。一旦企业掌握了主动性，便可以削弱更强大的、公共领域对于吸烟危害健康的宣传。
另外，烟草作为家庭收入来源的价值观宣扬也能够使这一被“妖魔化”的行业得到宽容的对待。人们种植烟草是为了维持生计和养育家庭，而烟草又是合法的商品。这样的说法从公司决策层通过媒体，扩散到广大的种植者群体中，赢得了大量的支持者，从而让更多人认识到反烟草运动不仅仅会影响生计，也会影响到行业相关人群个人价值的实现，造成社会归属感的丧失。
政策干预：被告知风险的消费
当这一议题从政治宣传的层面上升到法律制定的层面，便需要更好的应对策略。世界上最大的烟草公司Philip Morris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达成一致，在烟草商品上贴上醒目的标志，以提前告知消费者所有危害健康的信息，公开有害物质的化学成分，让成人被告知危害的前提下进行自主选择和消费。这其实是一种正常的消费，即在充分了解主体外部因素的前提下，为个人的使用后果负责。同时，公司大规模地进行健康教育的普及，规范烟草产品的使用，并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公司也成立了青少年吸烟防治中心，引导父母告诉孩子不要使用烟草制品，甚至花费100万美金制作了“Think, don’t smoke.”的巨幅广告牌。
在作者的研究中，除了田野调查方法的使用，也有着对于社会政策和动态的把握。田野研究显示了烟草种植地特有的社会文化语境，引导人们理解和承认烟草对种植者的文化和道德价值；而社会政策的把握则彰显了烟草这一商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变迁。同时，作者也希望，对于文化和道德价值的把握不应该仅仅作为一种策略制定的手段，而应该作为一种最基本的人类行为被看待。
书籍｜无烟：关于一种社会、道德和政治氛围的人类学研究
Dennis, Simone.2016. Smokefree: A Social, Moral andPolitical Atmosphere. Bloomsbury
直到本世纪初，针对吸烟行为和吸烟者的人类学研究并不成气候。尽管在许多田野场合里，烟酒消费是参与式观察必不可少的一环（包括本书作者在内的研究者要么与被研究者一起吞云吐雾，要么被动地吸入大量二手烟或三手烟）。应该说，到目前为止，相较于那些证明烟草对人体健康危害并呼吁大规模戒烟的科学研究项目来说，对于抽烟行为的社会和文化解释显得尤为不足。当然这也为人类学者提供了既接“地气”又接“烟火气”的研究契机。
作者西蒙尼（Simone）认为人类学者在研究中应避免在反对或鼓励抽烟这两种立场中选边站队。她独辟蹊径，主张聚焦（禁烟）战争（即：war），而不是纠结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battle）中采集何种立场（2016: 172）。在书中，她的关切显然不是“人们为什么要吸烟”这类动机性的问题，而是: 当前在澳洲，笼罩着抽烟和抽烟者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道德和政治氛围？在10年精心研究的基础上，西蒙尼在书中对公共空间的大众认知以及构建（针对吸烟的）道德谴责氛围的一些常识性的概念进行了理性审视。她将全书的重点放在聚焦吸烟者和政府之间通过控烟措施而展开的关系分析，而不是常规性对烟草业和公共健康这两股对抗力量进行理论阐述。
澳大利亚被选做主要田野点，显然也是有意为之。为了实现在2030年全民禁烟这一雄伟目标，澳国政府采取了全球范围内最为严厉的管控措施。作者通过生动的田野描述，将读者带到一个个完全敌视吸烟者的空间：在大街小巷里，抽烟者因扩散癌症的自私行为而被呵斥痛骂；在循环播放的电视戒烟宣传广告里，时时展现出实验器皿里盛放的吸烟者遗体解剖后的器官，如同法国奶酪黏性物一般恶心……【这梦魇般的场景在欧美大部分国家都难以想象，更不用说是在我们这个全球首屈一指的烟民大国了】。
多数研究者会着眼于吸烟者的行为模式来找出规范烟草消费的良方。作者西蒙尼却选择对吸烟的日常生活体验进行现象学的分析。在“无烟”的氛围内吸烟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作者刻意关注的不仅是吸烟者的身份认同，而是他（她）们作为社会行动者是如何利用吸烟（吞云吐雾）来挑战身体、物品、场所和时间之间的边界。比如说，无视法定空间的二手烟透过私人住宅的门窗和墙隙壁缝，如入无人之境。
对于作者来说，思考吸烟意味着思考空气。空气是无限和无历史性（ahistorical）的存在，还是一种饱和的和地方性的物质？作者试图告诉我们将（二手）烟排除出某些空间其实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常识框架，即：空气是一种纯净的由集体互享的资源。通过空气和烟雾，作者力求得到有关“洁净”空气的归属以及政府部门、烟草公司和普通民众（即日常空气呼吸者）三者关系的洞见。
本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的三章介绍了作者的核心概念--“无烟”的氛围。作者描绘了过往“恐吓”式戒烟运动以及其他官方控烟行动的历史图景，从而展现出吸烟者在当下司法化氛围里情不自禁产生的特别联想和意象。在第二部分的第四到第七章，作者深度分析了吸烟者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在吸烟者和不吸烟者获得和吸收控烟信息之时，各种具身化的知识（embodied knowledge）的转化过程。第三到第六章的内容应该会引起医学人类学者的浓厚兴趣，尤其是第三章中作者对人类学理论中理性行动者地位的质疑。作者要求同行早早抛弃借助深度民族志来知晓吸烟动机然后为公众解惑这种想法。她批评人类学者过于草率地加入公共健康的阵营，以至于轻易地失去他（她）们展示知识特长的机会（不得不说，本书的封面设计的确有误导读者的可能性）。在她看来，人类学者在田野实践中更应注意那些“前后自相矛盾的逻辑”，因为那才是构成受访对象日常生活世界的特质。
在本书的第五和第六章，作者对于二手烟和三手烟的分析可圈可点。她以有关瘴气的一套陈旧说辞（与毒化的空气接触而感染疾病）为切入点，将话题引向抽烟分析一般较少涉及的阶级不平等这一维度。当一位打工阶层的吸烟者用烟味来污染（公共）空气，他的行为就被认作是侵犯了中产阶层公民对于没有烟味的正常空气的占有权。作者由此敬告人类学同行：如果一厢情愿地认同全面禁烟的官定目标，那么研究者实际上也参与了在社会和空间层面将吸烟者边缘化的行动。
作者在第六章里尝试对三手烟（吸烟后残留的烟草附着物质）进行田野分析。在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中有关“污染”洞见的导引下，作者暗示读者像三手烟这种藏匿于头发、衣物、沙发、家具和墙纸之中的残留物质，作为一种碍眼的东西（matter out of place），其危险性不言自明。在第七章作者不惜花费笔墨，让读者看到吸烟者是如何用香烟来进行自我表达的。烟草公司会通过广告文宣手段让吸烟者神游四方，而公共卫生机构则将他（她）们拽入腐烂的黑肺深处。而吸烟者在日常生活中却有着将香烟当成一种生命技术（biotechnology）来使用的能耐。作者在书中对一位“调情女梅根”进行了生动的民族志临摹。这位梅根声称香烟使她的手指显得纤长，口吐烟雾也是她在酒吧里驱赶讨人厌的男子的方式（2016:166）。作者由此得到启发，认为对于吸烟的社会功用与手机类似，可以将此作为身体延伸的一部分来进行审视。
就写作思路而言，《无烟》的确展现了作者非同一般的人类学想象力。不过，假设作者选择中国这块世界烟民最多、烟草公司的风水宝地来进行田野考察的话，是否会对这里缺少澳国那种鄙视瘾君子的“无烟”氛围而感到好奇和欣慰或者无耐呢？她能否在公共健康话语的框架之外找到有意思的切入点呢？
文章｜医生也抽烟：论当代中国的治理、体塑化和指责转移
本文是Matthew Kohrman 2008年在Medical Anthropology上发表的 《医生也抽烟：论当代中国的治理、体塑化和指责转移》。作者Matthew Kohrman是斯坦福大学的医学人类学教授，目前从事的研究涉及政治治理，社会性别理论，公共卫生以及政治经济学等。他根据自己自2003年以来在昆明医院心胸外科科室的田野考察，认为医生吸烟这一现象与身体政治（biopolitics）和男性体塑（male embodiment）紧密相关，吸烟引发死亡的现象与中国政府对国内外不连贯的禁烟政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众所周知，吸烟有害健康。美国化学学会（ACS）的报告中指出上世纪至少有一亿人因吸烟死亡，如果保持这个速度在本世纪将有十亿人走向同样的命运。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死于吸烟(是艾滋致死人数的40倍)。除了烟草公司的敛财动机之外，Matthew Kohrman认为这种毁灭源于跨国领导的自相矛盾。国家体系和国际组织追求的烟草双轨制（一方面，继续采用烟草销售作为保持经济政治优势地位的策略；另一方面，规范烟草以赋予其合法性），在中国2001年加入WTO后也被中国采纳了。除此之外，在中国国内，1976年之后党政机关以前所未有的热情，鼓励烟草发展，以提高政府财政税收。1980年代以后，政府也有进行烟草控制，但这种控制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不是在商业领域根除烟草买卖，而是规范香烟及其危害。尽管现当今中国社会意识到香烟的危害，但是他们依然缺乏对烟草承包商的敌意。在以前的研究中，Kohrman记录了两个过程，一个过程是将烟草暴露的责任从生产体制推给吸烟者个体的危机意识潮流(Kohrman 2004)，另一个过程伴随着哪些人死于香烟的记忆塑造(Kohrman 2007)。Kohrman指出这篇文章涉及的是第三个值得思考的过程——医生香烟消费行为的问题化。近年来，医生逐渐成为主要吸烟的人群，医生吸烟也被人们指责是导致烟草疾病的幕后推手。
政治学研究者最近关注人们的日常行为。福柯在《治理术》（1991）中提到政治分析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更应该关注国家和非国家政治实体怎样通过管理“人”和“物”来巩固自己；另一个是怎样通过体制、话语、规则和实践使得政权、人和物的行为问题化？Kohrman更关注使医生成为批判焦点的手段，他聚焦具体体现（embodiment），即肉体的存在（corporeality）成为社会、符号、政治形成的生产方式，特别是布迪厄所说的男性形象（male embodiment）。尽管一些学者认为研究医学人类学中的行为和性别形象甚至指责已经过时了（e.g., Greenhalgh 2001; Lock 1998; Martin 1987, Evans Pritchard 1937;Farmer 1992; Good 1995），但是也没有学者能够撇开男性形象来研究肉体的存在（corporeality）是怎样管理医生的人和物关系的。Flynn认为在临床上，医生的行为涉及到”合理性”(rationalities）和“统治心态” （mentalities of rule）（2002:164; 同见Hackett 1999; Llewellyn 2001;Walshe et al. 2000)。
在田野调查中， Kohrman发现存在一个讽刺的现象，作为工作在临床第一线的医生，本应是最了解吸烟的危害，也最不可能吸烟的人群，吸烟者的比例却并不比寻常人低多少。据当地医生说，在实际临床中，因为吸烟而得肺癌的案例不多，致使他们怀疑那些指责吸烟作为肺癌致死的报告和文件并不成立。在接下来的研究中，Kohrman总结道医生吸烟的功能在四个方面：一是保证医疗部门工作人员的性别、资格和资历的分层。Kohrman发现在医院中，女性作为临床医生的情况很少，大部分是护士，原因主要是女性觉得临床医生专业性很高，自己不能胜任，工作忙碌之余无暇照顾家庭以及大部分临床医生都要抽烟，自己接受不了；二是帮助新人度过过渡仪式（rite of passage），刚来医院的医生总会给其他医生提供香烟，称为“递烟”，Kohrman发现这不仅是出于友好，也是一种固定的礼节，为了创造良好的“关系”，顺利度过新人阶段。三是建立导师-弟子的关系，在当今的医生教育中，尽管学生可以以不会抽烟拒绝“递烟”的礼节，但大多数医学生为了顺利在病房中工作，甚至将来能在更好的医院工作，这些需求使得男性医学生参与到“吸烟”的队伍中来；四是促进病房内部和外部的交流，在病房里“递烟”的除了了病房里的医生，还有其他科室的医生，医院行政人员以及医药器材商代表，医生们不会拒绝这些递烟，否则会影响双方的“关系”。除此之外，病人的家属也会给医生“递烟”，以表达尊敬和感谢，甚至是寻求额外的特殊治疗。在中国，病人给医生送礼是很常见的，礼物通常是果篮一类的。然而男性亲属时常通过“递烟”作为破冰的象征，和医生展开一段对话，医生如果不接受会被当作不重视这个病人，病人唯一不会给医生发烟的例外就是这个医生是女的。Kohrman很少将个人权利与医生为吸烟理由联系在一起，在他的田野点，很多医生都热衷于打破他们长期养成的吸烟习惯，而好几个人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了戒烟，但其他人表示很难戒除，一是设备的缺乏，二是尼古丁作为集体荣誉感的象征等。对于Kohrman的被观察者来说，他们已经对自己的男性价值——吸烟行为表示蔑视然而又了解到无法逃脱的宿命感，他们对烟草控制话语体现的反复挣扎体现了福柯的个体与自我的关系。
Kohrman关注香烟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他认为中国烟草工业的起步阶段是20世纪初，当时的烟草公司如美国烟草公司（American Tobacco）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Nanyang Brothers Tobacco）等抓住时机，以丰富多样的广告吸引眼球，进军中国的烟草市场。最初的广告就是将香烟与男性气质结合在一起，将吸烟这一消费行为与先进文化联系，美其名曰“点亮新中国”。当然也有针对女性的烟草广告，将女性吸烟市场定位为财富，独立，有吸引力的新女性。尽管这个时期缺少专门针对医生的广告，但Kohrman认为医生在20世纪初期已经步入吸烟的场域。第一，在20世纪前半段，大多数中国医生都是男的；第二，在20世纪之前，国内外的医生就称赞过烟草的功效；第三，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医生不仅重视病人身体，也以健康和男性尊严为原则管理自己的身体；第四，20世纪初期，随着烟草市场的发展，医生也相应受到新的期待。
Kohrman指出1949解放后的十年，医生吸烟率尽管有所下降，但和禁烟运动无关。相反，这是因为新一代党政群体为兑现男女平等的承诺，增加了不少女性作为临床医生，因为女性很少抽烟，所以医生的吸烟率也就下降了。而男性医生抽烟的状况基本没变，甚至增加了。在访谈中，不少老医生提到50年代以后，政府推动在国内供应价格便宜的香烟，60、70年代每个家庭也会获得香烟券，香烟的更容易获得也没有理由不使男性继续使用香烟维持“关系”以及舒缓工作压力，这种压力源于60、70年代紧张的政治局势，女性进入职场给男性带来的职场压力以及现代医学的发展，官僚化和专业化。女性不被烟草毒害也源于新共产主义政权的反淫话语，这是源于战前吸烟广告中的西方女性形象，即抽烟的女性被认为是无耻的和违法的。另外，掌权者，手握香烟的往往是男性，通过大众媒体或日常互动交流，香烟的形象成为男性掌权的象征符号。
Kohrman进一步分析医生如何被诟病为吸烟致死的凶手。2005年，在第十八届世界卫生组织的无烟日中，中国媒体都在宣扬吸烟危害，一篇社论报道指出吸烟的医生希望别人也抽烟提高吸烟率，为医生群体提供暴利。然而奇怪的，这篇社论也很公式化，是和其他主流媒体共同分享的“鸡尾酒”报道，这篇“鸡尾酒报道”起了一个误导他人的标题，引起了那些把中国当作落后国家的西方国家的注意，他们忽视真实情况，根据这个标题指责中国医生的香烟消费行为，Kohrman指出这样的指责是没有个人独立思考的。同样有趣的是这篇“鸡尾酒报道”还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资助）提供了调研支持，在得出中国男性医生吸烟人数较多后，调查人员迅速建立了一个不当行为和过失的叙事模式，而不是社会文化的原因，指出国家的尴尬源于个人的失败，医生缺失专业责任和义务感，类似的报告也在指责医生对公民健康权的漠视，尽管他们的主张得不到证据支持。
Kohrman认为医生成为众矢之的的背后是学者们在田野记录时已吸收这种指责的倾向，因此，只要有人指责背后的机构，后来的研究者们会更好的将烟草问题归因于社会。除学者以外，充满活力并快速增长的非政府组织可能会提供改变现状的一线希望。当然这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上的：政府不断裁减小型健康相关的非政府组织，烟草流行病传播速度与计划一致，那些在流行病中的利益相关者（治愈者，病人家庭，倡导者，临床医生，医药商，研究人员，资助者）找到各种管理流行病的福利机构。只要这些假设成立，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将形成强有力的力量对抗烟草公司及其支持者。如果以上设想顺利实现，非政府组织内部的日常行为也将是有趣的塑造和被塑造的实现（embodiment）案例。
推介者依次：朱彦珺、潘天舒、冯博雅
编辑：潇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