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奇菲尔德（Lawrence Hirschfield）曾担任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人类学和心理学教授，也是人类学系的主任。在这篇题为“为什么人类学家不喜欢孩子”（Why don't anthropologists like children）的论文中，赫奇菲尔德（2002）认为人类学研究忽视了儿童这一重要的主题，并探讨了可能的原因。他认为儿童应该成为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关注对象，并评述了现有人类学关于儿童研究的得失。在文章的最后，作者结合自己所做的一个经验性研究，力图进一步说明儿童的重要性，他甚至说“儿童是人类之父”（the child is the father of man）。

从研究人员来看，美国人类学学会2000年发布了《美国人类学学会指南》（AAA Guide），根据《指南》，总共有155名专职的文化人类学家在国家研究委员会排名前十的机构供职，其中只有9位人类学家将儿童或青少年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从发表的论文来看，1896到2001间，《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关于儿童的文章只有3篇，以“child”、“children”、“child-care”或“childhood”作为关键词，对《美国人类学家》中的文章进行搜索，从1904年以来的文章中，只搜到了14篇相关文章。从人类学的教材来看，儿童也是被忽略，一方面很少出现儿童，另一方面鲜有关于儿童的理论。由此来看，儿童在人类学研究中处于边缘位置。

但事实上，人类学有很好的关于儿童研究的传统：玛格丽特·米德研究了萨摩亚人和新几内亚人的儿童和青少年（Mead，1930；1933），Whiting夫妇研究了六种文化中儿童的行为模式和所在社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的关系（Whiting, & Whiting, 1975），Brian Sutton-Smith（1959；1976）新西兰儿童的游戏和美国儿童的玩具，Mary Ellen Goodman (1970)尝试从儿童的视角来看待社会和文化，Helen Schwartzman (1978)研究了儿童的玩耍并对玩/工作这一二元论提出了批判性的思考，John Ogbu (1978)研究种族对黑人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Charles Super和Sara Harkness (1980)以人类学的视角研究了儿童发展，Robert LeVine(LeVine etal.1994)通过对比肯尼亚古西人(Gusii)和美国中产阶级白人的儿童养育方式，挑战了美国中产阶级白人所谓的“规范的/正常的”养育方式，语言人类学家Bambi Schieffelin (1990; Schieffelin and Ochs 1986)则研究了语言和儿童社会化的关系。这些研究不乏洞见，有些甚至具有十足的影响力，如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但是人类学家并未继承和发展壮大这一传统，儿童研究仍然处于人类学研究的边缘。 

作者分析了人类学忽视儿童的可能原因：首先，人类学家可能会认为儿童是不成熟的文化物，是正在成为成人的人，在本质上是无聊的，所以不值得关注。其次，在此基础上，人类学家认为研究了成人，就相当于了解了儿童，因为儿童成长的终点即是成人。

作者驳斥了这样的观点并指出儿童应该成为人类学的重要的研究对象。首先，人类学家相信文化是习得的，而非遗传的，而儿童正是大量习得文化的时期，所以要理解文化，就要理解儿童如何习得文化。其次，对儿童的忽视，实际上是对关系的忽视。我们可以想象有一个人类学家，在一个高度分层的社会中做田野调查，如果这位人类学家只关注弱势群体的生活，详细地观察和记录了他们的活动、在公开场合的越轨行为、以及他们的成功和失败等等，即使事无巨细，这个人类学家对这一群体也不算真正了解，因为弱势群体之所以为此，和优势群体有极大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塑造了弱势群体，所以这位人类学家急需补充记录弱势群体和优势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情感等方面的关联。人类学已经有了性别转向、种族转向等，这些研究关注性别、种族等是怎么被关系所塑造的和影响的。由此，人类学需要儿童转向，因为儿童相比于成年人，即是弱势群体，而不在儿童和成人的关系中理解儿童或成人，既无法理解儿童，也无法理解成人。再其次，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言，人类学就是要研究不同人行动、思考、言说的不同方式，在这些方面，儿童和成人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基于这些原因，赫奇菲尔德呼吁人类学家关注儿童。最后，“儿童”“成人”“父母”和“后代”的概念都是文化的产物，在不同的文化中对于“儿童是什么”“如何养育儿童”“对儿童的期待是什么”等等的看法有不同，具体有什么样的不同，以及如何理解这些不同是人类学需要去研究的问题。

此外，赫奇菲尔德还批判了人类学关于儿童的已有的研究。首先，现有的儿童研究将儿童视为文化过渡期，但实际上这是以成人的视角看待儿童，认为儿童的目标一定是成为“成人”，在这样的预设下，儿童研究关注如何创造适合的环境，让儿童发展出相应的能力，来适应社会，而且作者还敏锐地发现，这些研究还给予成人的干预过高的评价，事实上，成人所进行的干预，以及所承担的“教学者”的角色，很多时候结果并不能让人满意。由此，他指出“一个孩子的目标不是成为一个成功的成年人，而是成为一个成功的孩子”，也就是说，儿童不是成人社会的无能成员，而是自己社会的合格成员，有自己的标准和文化，所以要站在儿童的视角来研究儿童的活动和文化。这些活动和文化以儿童为中心，有其特殊的目的和意义，具有独立性，而且往往将成年人排除在外。值得注意的是，儿童的活动也是一套社会实践、关系网络和意义系统，儿童和儿童之间也有权力关系，所以我们不能站在成人的视角，将儿童自身的文化视为“反叛行为”，而应该认真倾听、感受和理解，这是人类学家所擅长的。其次，作者以同样的逻辑反思了社会化理论，社会化理论实际上也是基于儿童成长的目标即是成为成人这一预设，而且将儿童的发展归功于成年人，忽视了儿童自身的作用。社会化理论影响了以儿童游戏、玩耍为主题的研究，这些研究沿着社会化理论的路径，重点关注儿童在游戏和玩耍中怎么社会化，怎么形成认知、文化和社交的技巧，也就是说，游戏和玩耍的目标和成人社会、成人的目标相关联，并未关注到儿童自身的文化。此外，文化再生产理论也是强调社会化的过程，基于了同样的预设。

为了进一步说明研究儿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赫奇菲尔德举了他所做的一个经验性研究，用以说明不理解儿童的认知结构（cognitive architecture）和基于这种认知结构而形成的学习机制，就无法理解文化。这项研究关注美国儿童对虱子的认识。几乎每个美国儿童对于虱子都有说不尽的事情，在儿童之间，对于不喜欢的人，儿童往往认为此人身上有虱子，由于虱子可以传染，所以要远离这个人，但是真正见过虱子的儿童并不多。由此，作者认为虱子作为一种“自然化”的手段，作为一种调节和巩固的手段，规范和实践了儿童之间的权力关系。这与种族异曲同工，种族也是作为一种“自然化”的手段，来规范和实践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由此，作者挑战了一个普遍被接受的观点，即儿童对种族的认识是在成人的诱导下形成的，认为这一观点并不完全正确。赫奇菲尔德认为儿童有一个认知装置（cognitive device），可以对人进行分类，形成虱子、种族、种姓和性别的分类系统，当然这一认知装置是从文化环境中取样的，所形成的分类系统受到文化环境的影响，而且分类系统越匹配和适应文化环境，就越能够被扎根下来。但是离开了儿童的认知装置，就无法形成这一分类系统。这一项基于心理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让作者宣称：儿童是人类之父（The child is the father of man）。或许也可以说，儿童是人类之母（The child is the mother of human）。

参考文献：

Goodman, M. E. (1970). The culture ofchildhood: Child's-eye views of society and culture (Vol. 1444). teachers college press.

Hirschfeld, L. A. (2002). Why don't anthropologists like childre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4(2),611-627.

LeVine, R. A., Dixon, S., LeVine, S., Richman, A., Leiderman, P. H.,Keefer, C. H., & Brazelton, T. B. (1994). Child care and culture: Lessons from Af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ead, Margaret. (1930). Growing Up in New Guinea. New York: Blue Ribbon Books.

 (1933). Coming of Age in Samoa: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Primitive Youth for Western Civilisation. New York:Blue Ribbon Books.

Ogbu John. (1978). Minority Education and Caste: The American System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Schieffelin, B. B. (1990). The give and take of everyday life: Language, socialization of Kaluli children (No.9). CUP Archive.

Schieffelin, B. B., & Ochs, E. (1986). Language socializatio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5(1),163-191.

Schwartzman, Helen. (1978). Transformations: The Anthropology of Children's Play. New York: Plenum Press

Super, Charles, and Sara Harkness. (1980).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Child Development.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Sutton-Smith, Brian, (1959). The Games of New Zealand Childr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Toys as Culture. NewYork: Gardner Press.

Whiting, B. B., & Whiting, J. W. (1975). Children of six cultures: A psycho-cultural analysi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复旦人类学 胡凤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