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沃尔科特（Harry F. Wolcott，1929-2012）任职于美国俄勒冈大学教育学院和人类学学院。其曾撰写过的民族志主要包括他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夸库特尔印第安人（Kwakiutl Indians）和非洲啤酒花园的经历。沃尔科特早在1980年美国人类学协会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学习人类学”这一设想，并于1982年完善后刊登在《人类学与教育季刊》（Anthropology & Education Quarterly）中。

为继续扩大人类学家于教育家之间的对话，并弥补人类学家对个人文化习得的忽略，作者提出将“学习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Learning）作为研究的可能性。在本文中，作者致力于回答人类学研究如何为当前关于学习的思考提供信息，以及学习这一主题的重新唤醒如何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信息，人类学的关注是否可以帮助人类学习重新获得它应得的和曾经拥有的兴趣水平这三个问题。

人类学对文化习得与文化传播研究颇丰，但Wolcott认为当下的民族志都在不程度上忽视文化的学习方面。例如，玛格丽特·米德曾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提到，学习能力是人类学与其他物种所共有的，而教授（teaching）的能力才是最能体现人类特征的（1970:72）；相似的，儿童在美国人类学家鮑德梅克（Powdermaker）研究中，是一个永远存在但社会参与很少的角色。事实上，这些研究预设了人们（从儿童学习自己的文化开始）可以获得自己文化的必然性。

学习不只是学校的学习，它还包括与学校无关的学习。以田野研究和民族志为核心的人类学研究，为研究人类学习的自然和社会过程提供了可能。从应用的角度来说，也许学习人类学也有助于对教师职业产生有益的影响，帮助教育者塑造一个以学习为中心而不是以教学为中心的职业。这要求教师把 学习作为他们的核心职业和关注点，致力于了解关于学习的知识，熟悉并批判竞争的理论，并了解学习如何发生在他们的学生和他们自己之间。为此，基于以往人类学研究，作者更为具体、详细地论述了学习人类学的12项清单、步骤和注意事项。

作者强调人类学习的本质是一个主动重新发现的过程。华莱士（Wallace）在论述文化传播的艰巨性时提出“重新发现”这一概念。在这里，作者借用“重新发现”强调对于我们而言，即使我们展示了我们自己语言或文化能力的新方面，我们也只是成功地证明我们重新发现了我们的长辈一直知道的东西，并且现在声称是我们自己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像语言学家一样，把学习看作是一个建设性的、努力的过程。同时，他提醒我们，学习具有非常多元的种类与意向性（Intentionality）。比如，拉尔夫-彼得森（Ralph Peterson）

在爱达荷州建造木屋的过程中，突然掌握了一项技能，被邻居认定为 冬季学习 。这说明人们学习有时不需要练习，不需要强化。而这也让我们思考，当孩子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其他孩子身上，而不是所指定的正式传播者身上时，那么孩子们实际上学到的是什么？

对于学习过程的关注促使学习人类学对个体学习者的强调。学习人类学要求我们仔细关注学习者对其文化的学习，以及学习者如何以及为什么关注某些东西而不是其他东西。例如，在全球化人口迁移与流动的背景下，社会会坚持让他们的新移民知道什么，而这些新移民又实际学到什么？这样的思考有助于探索文化传播的过程不仅仅依靠传播者自己的努力来完成，它强调了学习者个体的能动性。

本文不但对教育学者有所启示，对于人类学田野研究同样提供了思考。作者在稳重提到，当我们进入田野时，往往会倾向于将长者作为报道人，请他们回顾、分析、解释他们的文化，并将此作为其文化知识的最佳来源，也作为民族志中更好的数据。但是，我们忽略了这些长者实际也是一个学习者的身份，这可能导致我们无意中掩盖了知识的年龄分级问题。作者在其田野中，发现长者作为报道人，如此博学、对其文化了解之多，并非因为是其“祖父在他还是个小男孩时就把这些知识传给了他”。相反，是由于他们承担着作为长者和“遗产监护人”的心决人，所以这些长者仍处于不断学习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