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人类学2019级硕士毕业生瞿滢获得“上海市优秀毕业生”的称号，并受邀在社政学院毕业典礼上作为优秀毕业生致辞。复旦人类学公众号编辑部分享瞿滢的致辞视频，并对瞿滢做了一个专访。因为疫情，再加上骨折、因新冠疫情阳性而进方舱，瞿滢的研究生经历看似困难重重，但是她坦言人类学是她应对困难时很重要的资源，在访谈中她多次提到“生根发芽”，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个“生根发芽”的过程吧。
△ 瞿滢在做志愿者
瞿滢：我入学的时候是2019年秋季学期，研一下学期开始就笼罩在疫情当中了，所以我的体验和疫情分不开。由于疫情，我真正参与线下的课程时间不是很多，而且之后我又骨折，又因为新冠阳性进了方舱，线下和本专业的老师、院内其他老师接触的机会很少，这是比较遗憾的地方。复旦人类学给我的感觉就是多样化，老师的风格、研究方向、理论取向、关注的议题等都非常多元。在适应不同老师课程的风格时，我也学到非常多样的能力。我觉得我们人类学老师，像丁老师、朱老师和潘老师，都会非常强调对于书本的研习和精读的过程，去和书本的作者对话，结合当下的现象和你的研究经历去拓展出人类学的反思。人类学对阅读的量要求、阅读的深度很高，阅读的范围也非常广阔，视野很开阔。专业里的四位老师对我的毕业论文和投稿论文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意见，也或多或少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影子。我在写酵素的发展史、以及土家医药的发展时，丁老师给我提供一些新的视角，帮助我追根溯源和看到这个事情发展的来龙去脉，做知识上的考古。朱老师在看待一些事物的时候，会一针见血的提出这个事情很重要的方面，这是她学术积累深厚的体现，在课上她总是能够发表令人深思的言论，这也在学生包括我的心里播下了医学人类学的种子。潘老师对学生很有包容性，他看了非常多的东西，他的积淀非常深，看东西视野非常开阔，他课上说的、以及平时和他交流的一些东西，需要反复琢磨，可能一开始不能懂，但是反复琢磨之后会发现很值得继续钻研，如果结合一些文献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张聪老师和其他三位老师的方式可能不是很像，但是张聪老师给我最大的启发是，她能够在你既有的研究和观察中，梳理出非常有意思的点，她会提供非常独到的一个视角，这也是她对于学生的包容带来的非常好的结果，张老师在这点上给我的启发和对我之后研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也很感激。我科研的发展方向受到张聪老师影响很大，我现在在申请的方向就是之前和张聪老师一起做的研究的方向，关于中国家庭教育和青少年发展。我做这个方向最直接的原因在于，我去年起参加了张聪老师、李萱老师等合作的南京都市宝贝的长期追踪调查项目，我访谈了50余名家庭成员，了解到中国家庭教育和青少年发展的现状，这是宝贵的经历，也是材料；另一方面是上了张聪老师教育人类学的课，激发了我很大的兴趣。我本科去过农村支教，也梦想做一名老师。这几年社会学和人类学学习给我的体验非常好，可以学到最初想学的教育学专业所缺少的视角。我教育人类学课程作业主题是关于父亲缺位的反思，我当时用了混合研究的方法。由于隔离在家，没法做访谈，所以就开始依赖于一些数据，开始琢磨如果没有实地访谈，怎么做人类学相关的研究，我一方面是学知识图谱，还有一种就是去做网络民族志。在这个过程中也学了一些定量的方法。受到了张聪老师的启发，从反思父亲在场但不一定在职的现象作为切入，去做了一些访谈，从一家三口的口述和相互佐证中，看父亲在职在家陪伴孩子是什么样的情况，比如有些父亲说是陪伴了孩子的，但是在妈妈和宝宝看来是游离的状态，并不是陪伴等。于是就投了一些稿，参加了一个国际会议。疫情回来之后，我就修了黄荣贵老师的R语言，在这个方向上也写了一篇父职相关的研究。现在我申请博士的proposal是一个对比研究，涉及到跨区域的对比，少数民族地区和农村地区、贫困地区有些是重合的，在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和非贫困的汉族地区是完全不一样的，前者除了享受少数民族的政策外，还享受贫困地区的政策，所以在政策上就有很大的不同，这个属于社会政策和教育政策下面不平等教育的分支。在很多农村家长眼里可能没有心理健康这样的概念，他们不一定会去关心，可能只在意孩子更高的分数，我在农村支教时也观察到了这样的现象，用家长的话来讲就是“打一个更好的工”，所以可以去反思家庭重心下行的概念，重心是不是在孩子，也是一个存疑的地方。不过不关心心理健康的发展，并不代表孩子的心理健康不会受到家庭教育的影响，可以从现有的数据库中分析里面的关系。
学习人类学可以给我提供一个很好的视角，在分析数据时，人类学的视角可以帮助我看到变量之间的关系是不是真的问题，通过分析这些数据我又可以为我的定性研究，或者田野观察找到新的切入口，询问变量之间关系的机制是什么，背后的故事牵连和黏连是什么，这是人类学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地方。可能很多人会把人类学和具体的方法挂钩，学人类学要去做定性研究和田野研究，但是如果我们不去看数据，不知道社会学做的定量在做什么，批判定量就会缺乏说服力，如果知道之后，再去批判，可能反思更有说服力，更加站得住脚，这也觉得我们可以再去拓展的地方，这也是潘老师提倡的跨学科非常重要的点，但是具体要怎么跨学科，还是有非常多可以探索的地方。我觉得现在跨学科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大家不敢讲，都觉得我不懂你这个学科，所以你讲的就是老大，所以就很难针对性地去解决某些问题，因为在合作的过程中还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没有实践，没有达到某一种合作，这也让我觉得挺难的。我可能不太想被环境太左右。比如说骨折的时候，我可能做不了访谈，但是我会去采用那个时候适用的方式。赖立里老师来我们这做讲座的时候，我也和她请教了一些少数民族医药的问题。因为之前我在治疗骨折时候，我开始深刻体会到了少数民族医药在整个医药体系中的地位。我在老家治病的过程中，接受了土家族接骨斗榫法的骨伤疗愈实践，在治病的过程中去访谈，当时找了那边比较厉害的中医，中国少数民族医药也属于中医，和他们聊，也访谈了来治病的病人，包括他们为什么用这个土家医学和药物，哪个更好。大部分人，包括我骨折的时候，第一时间去大医院，打石膏，如果严重的话是要打钢板，我的骨折不是特别严重，是多发性骨裂，打了石膏。很大的问题是我不能洗澡，每天还要室友来背我，行动非常不便。土家医在治疗过程就没有这么痛苦，用药酒，我下地很快，也不用石膏，我的室友就不用背我或者一直依赖轮椅，我的负罪感会少很多，我的社会功能恢复也更快，这对于大部分病人来说是很重要的。我感觉我的这些研究和我的亲身经历都比较有关，因为每个人经历都非常丰富，所以也不要担心没有什么选题，只要肯去发散，敢去生根发芽，每个题目都大有可为，找到与更广阔的社会议题的联结。
第一个，一定找到自己最感兴趣的方向和议题，兴趣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不用觉得有些“困难”是困难，我感觉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就是说你还能够活动，没有影响到你正常生活的困难，都可以转化成你前进的动力。我感觉就是要珍惜每一次困难和你每一次特殊的经历，它都可以转化成一个特别的东西，和你当下的议题、问题、现象做一个联结，用人类学的视角、方法、理论去解读和反思它，总会找到和这个社会联结的点，在这个过程中你也可以找到人类学和其他学科联结的点。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困难，我感觉我的研究生三年也算很惨了，可能很多人也骨折过，也新冠阳性过，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急剧性地发生这样的事情，也比较少，所以我感觉可以在这方面带来一些启发。人类学在访谈和研究的过程中，常常要问的问题是别人为什么会这么想，为什么会这么做，这背后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逻辑、动力，可能会牵连出一整套社会关系、文化背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关联，以及一些更广阔的东西。人类学常常觉得一些田野资料非常宝贵，如果你身在田野，你是这个第一手资料的生产者，比如说在方舱的时候我坚持写日记，后面我再去看这个日记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我当时为什么这么想，而且我可以观察我舱友的状态，可以和他们聊天，聊他们的生命历程，问他们为什么来到这里，以及他们为什么会变成阳性，由于你自己也是阳性患者，他们会非常愿意和你分享。
△ 瞿滢和自己的核酸阳性合影留念
△身体好转后， 瞿滢在方舱记日记
如果你身在困难当中，又和同样经历困难的人打交道，来获取这些资料也会兼具深度和广度，当然我也随时在反思这些资料的有效性，注意获取这些资料的背景，是在什么情况下获取这些资料的。所以我觉得你遇到这些困难，既是拓展这个课题的契机，也是为你提供宝贵一手资料的来源，所以我觉得人类学是你去处理和应对困难以及获得启发非常重要的资源，可以把人类学作为生活的能量。
瞿滢，复旦大学社政学院人类学2022届硕士毕业生，19级科硕党支部副书记，获2022年“上海市优秀毕业生”称号。参加国际和国家级学术会议并做主题发言4次，参加学术课题5项，累计担任7门课程助教并获得“优秀助教”称号，获国家奖学金和一等奖学金等。在担任党支部副书记期间，创建示范党支部获得组织生活会案例大赛优秀和暑期实践A等评级荣誉等。对知识具有公共参与的精神，一直探寻产出的学术性和实用性的平衡，参与“游戏化学习”知识社群为科研知识图谱形成赋能并获奖，自主搭建学术公众号知行犬，累计获得上万次阅读和关注。研究兴趣为身体与社会、代际交换与家庭教育，将赴海外学习，目标学习和研究方向为中国家庭教育和青少年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