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漫长的马拉松：从经济人类学的视角解读2020年新加坡新冠疫情防疫措施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破坏⼒前所未有，可谓是“一场具有历史影响的⼈类危机”。如果把这次新冠病毒的暴发⽐作⾜球赛的话，一些海外华侨曾经这样形容⾃⼰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战中的处境：“中国打上半场，世界打下半场，海外华⼈打全场”。笔者认为这句话⽤来形容与中国⼤陆有紧密的经济和社会联系的台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的新冠肺炎防疫措施是⾮常贴切的。
身为一名在中国留学的新加坡籍华⼈，笔者在一月中旬放寒假回国的时候就经历了新加坡的第一波疫情。当时新加坡是中国以外情况最糟的国家，但是通过追踪、隔离并监控所有疑似感染病例，在没有实⾏封锁措施的情况下，我们有效地遏制住了第一波疫情，被外界戏称为“佛系抗疫”。但是随着欧美病例激增，我国又在二月底、三月初出现了第二波境外输⼊性病例。到了4月，外籍劳⼯居住的宿舍内出现了聚集性传播的情况，第三波疫情的感染⼈数达到⾼峰，全国被迫实施为期两个月的“断路器”（circuit breaker）防疫措施。截止2020年5月30日，新加坡确诊⼈数达到33895⼈，其中已有23人死亡。幸运的是，近期每⽇新增病例数已出现了明显下降的趋势。
在这场新冠疫情的持久战中，新加坡和谐社会下潜伏暗涌的社会问题逐渐遭到暴露：外籍劳工的居住环境恶劣，成为病毒天然“温床”，他们默默的⾟勤付出是否没有得到国人的重视？政府给人民分发⼝罩、发放补贴⾦，但是新加坡人是否会因为过度依赖政府⽽缺乏自我面对危机的能力？疫情催⽣免费线上演出和网络资源，看惯免费视频的观众在疫情结束后是否还愿意付钱看演出或购买这些资源呢？笔者希望通过经济⼈类学的“道义互惠”理论，探讨以上几项重要课题。
在对礼物交换的研究中最具影响⼒的是英国功能学派创始⼈⻢林诺夫斯基。1922年，他在《⻄太平洋的航海者》这本具体描叙美拉尼⻄亚社会库拉交易的民族志中，对馈赠、酬劳及商业交易进⾏了分类。在⻢林诺夫斯等⼈类学家的启迪下，法国社会学家莫斯于1925出版了《礼物》⼀书。在该书中，他把礼物交换看成是⼀种社会的整体现象，并认为是“豪”（hau）——礼物之灵促使了礼物的交换，即礼物中的“豪”迫使收礼者要作出回报，他把这称之为“礼物之灵”（2002：18）。
1960年，古德纳（Alvin Gouldner）提出了“⼲泛道德交换模型”（a generalised moral norm of reciprocity）理论。他认为，互惠源于“如果你想得到他人帮助，你必须帮助别人”，在互惠的讨论中有两个重要的变量：涉及交易人所界定的价值对等及在送礼和还礼的互动间的时间消逝问题（Susana Narotaky，1977：45）。
在⻢林诺夫斯基及古德纳理论的基础上，美国⼈类学家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一方面使莫斯的“礼物之灵”⾮神秘化，另一方面他又强化了互惠原则的可计算性，提出了三种互惠类型：泛化互惠（generalized reciprocity）、平衡互惠（balanced reciprocity）和消极互惠（negative reciprocity）（阎云翔，2000：7）。萨林斯对互惠的三分法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他的互惠理论为经济学对礼物交换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
互惠的三种模式各有不同的特征。在泛化互惠（generalized reciprocity）的过程中，给予者不计算给予别人东⻄的价值，并且偿还的时间也不确定。例如捐赠、富有同情心的举动等都属于泛化互惠。平衡互惠（balanced reciprocity）则指赠送和接受，以及涉及时间都很明确的交换。在平衡互惠中，接受一定价值的物品的人有义务以相同的价值作出回报。例如，某对年轻夫妻在新婚时收了亲朋好友的“份子钱”并不意味着挣钱，因为通常情况下，在这些亲友结婚时，他们也要相应地给出对等的“份子钱”。消极互惠（negative reciprocity）的目的则是在于以最少的付出获得赠予，交易双方可能有对⽴的利益。（哈维兰等，2014：186-187）接下来，笔者将根据以上三种互惠模式来对新加坡的⼀些防控措施进行分类。
面对疫情，真善美和假丑恶的⼈性往往会展露⽆遗。有⼈抢购⼝罩和消毒液，再⾼价转卖出去（⻅图1），但也有⼈做出善举，为邻居提供消毒洗⼿液和⼝罩。新加坡东北部榜鹅地区就有居民特地把消毒洗⼿液和⼝罩放在电梯内供取，还匿名留下字条，写着“回家前消消毒”（⻅图2）。
那些⾼价卖⼝罩的“商⼈”试图趁机发灾难财，引来众多网民讨伐，可以说是消极互惠的最佳例⼦。另一方⾯，热⼼居民免费派发⼝罩和消毒液，让一些有需要却买不到防护⽤品的居民也能够使⽤，这种不分你我，不求回报的举动是值得⼈们赞赏的泛化互惠。
在全球持续防疫的情况下，各地民众⼤多只能待在家⾥。为了防⽌发⽣群聚感染，许多原定的演出⽆限期延后，各领域的制作公司和艺术团体遭受空前的打击，但是⼈们也开始探索另类的表演舞台。本地剧团“九年剧场”原本在三⽉有⼀出戏准备上演，限制措施宣布之后，剧场也取消演出。“九年剧场”艺术总监谢燊杰之后决定把过去⼏年的舞台剧录影挂到网上（见图3）目的的是希望在阻断措施期间，继续和观众保持联系。国内外歌⼿为了保持曝光率，也在各个社交平台上开了更多的直播和上载短⽚，增加和粉丝互动的机会。
观众在网上观赏这些表演和视频基本上是免费的，只有少数⼈会在看完演出后捐款给表演团体。因此，观众给予这类线上表演的关注可以算是消极互惠，但是如果考虑到疫情结束后，欣赏他们线上表演的观众会买票去现场⽀持他们，那么这项举措也可以归⼊平衡互惠模式之下。况且，在防疫期间失去了表演的舞台的表演艺术⼯作者也需要⼀个能够发挥⾃⼰才华的平台。
至今，新加坡政府已宣布了四个抗疫预算案，包括团结预算案（Unity Budget）、坚韧团结配套（Resilience Budget）、同⾈共济配套（Solidarity Budget）以及最新的 坚毅向前预算案（Fortitude Budget），总值929亿新元（⼤约4700亿⼈民币）。从全员发放薪⾦补贴、外劳税回扣、到对企业现⾦流的⽀持以及对受损严重的⾏业的特殊救助等等（见图4），政府大规模、多主体、全⽅位的财政补助和经济救助计划旨在协助国⼈保住饭碗、提升技能和创造新的实习和就业机会。
从短期来看，我国国民是单⽅⾯的受惠于政府给予的补贴，但是从⻓远来看，政府帮助企业保住产量和产能，不⼤幅减退，⺫的是为了稳定本地⾦融市场，不让⾦融市场的波动对实体经济造成损害，以便将来全球经济复苏时还能占有⼀席之地。因此，这不是⼀次不求回报的付出，也就是说，此项措施不属于泛化互惠模式。
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根据宪法，新加坡下一届大选必须在明年4⽉之前举⾏，执政党能否再次获取高票，在很⼤的程度上取决于选民对于政府应对此次新冠疫情危机的表现的满意程度。因此，政府给⼈民发放补贴的这⼀项措施可以被视为赢取下一届大选选票的一个政治⼿段。也就是说，此项措施看似属于泛化互惠模式，实则属于平衡互惠的模式。
当然，选民最终的选择还包含很多其他考量因素，例如反对党候选⼈的质量等等。但是新加坡历届⼤选中，但凡危机时刻，执政党都能取到⾼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变当前，人心思静。例如，纵观新加坡2001年大选，⼈民⾏动党得票率高的一个主要因素是美国“9·11”事件，全球局势恶化，经济前景黯淡，时任总理吴作栋希望选民给予他强⼒的委托，好让他更有信⼼处理一连串的棘手问题[4]。韩国执政党在今年国会选举以狂风扫落叶之姿⼤胜，其主要原因⽆⾮是政府在疫情暴发后，快速抑制疫情扩散，凭着出⾊的防疫表现⽽再度虏获民心[5]。可见，选举时间点对选民投票取向有着很大的影响。那么本届大选又逢危机，李总理频频释放即将选举的强烈信号[6]的目的是可想⽽知了。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政府发放补贴的这一政策或许是为了迎合选民的奋力一搏。
曾在与新冠交手的“热身赛”中表现不错，并被世界卫生组织点名表扬为“抗击疫情典范”的新加坡，4⽉以来确诊的新冠病例却不断上升，4⽉20⽇成为了东南亚病例最高的国家，⽽新加坡外籍劳工占了新加坡总确诊人数的一大半（见图5、图6）。
为此《纽约时报》长篇评论新加坡近期确诊数增多和其应对措施，暴露出在这个40%民众出生在国外的城市国家，富裕外籍人士和贫穷外国劳工有着截然不同的处境[9]。⽂章⾥指出，虽然新加坡有“花园城市国家”的美誉，街上从来看不⻅垃圾，培养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但这个人口密集的岛国⻓期以来一直依赖100多万低薪工人，他们盖起了新加坡的摩天大厦，把城市打扫干净，维持着繁忙港⼝的运⾏。但这些几乎没有机会获得新加坡公民身份的外国劳工，没被纳⼊社会保障网，尽管新加坡有许多确保最低工资和医保覆盖范围的法规。事实证明，这个外劳群体是新冠病毒大流⾏的一个主要盲点。
文章也指出，虽然一开始新加坡防疫措施做得到位，但是因为过去几天新加坡感染者翻倍，其中最大的感染群来⾃客工宿舍。为此《纽约时报》表⽰：“大多数新增病例都是在外来务工人员拥挤的宿舍⾥，这些⼈未受到新加坡许多富裕居民的注意，⽽事实证明，政府也忽视了他们。”笔者也认为，人口高度集中、居住条件恶劣的客工宿舍是病毒的天然“温床”。据悉，这些客工一般住双层床，有时候一间房⾥甚⾄可以居住20⼈。宿舍每层楼居住着数百⼈，却只有一个共用的卫生间和淋浴间[10]（见图7）。
因此，新国政府和人民确实需要对此问题进⾏检讨与反思。没有了外劳们的默默⾟勤付出，新加坡的基本运转根本⽆法维持，更别谈什么快速发展的一线城市了。这些外籍劳工虽然有为⾃⼰的劳动获得薪酬⽅⾯的回报，但是这方面的回报远远不及他们为建设新加坡所付出的努⼒。因此，笔者认为，新加坡政府和⼈民给予外籍劳工的待遇应该归类于消极互惠模式。
令人欣慰的是，新加坡政府已经在改善客工宿舍的环境，为防止病毒的蔓延，当局前正在对客工群体进行大范围的病毒检测，将未检测的客工安置在空置组屋、樟宜展览中心（见图8）、位于裕廊和勿洛的陆军军营、内政部下属的内政团队学院、浮动宿舍、尚未启⽤的北岸⼩学校舍等临时宿舍。当局除了在8个被列为隔离区的宿舍设置医疗站措施外，全岛43个客工宿舍都将有医疗人员进驻[11]（见图9）。
图8：樟宜展览中⼼被改造为客⼯临时宿舍[12]
新加坡人力部长杨莉明声称，待疫情稳定后，政府将全⾯检讨客工待遇与住宿条件，以及国家整体的流⾏病监测，负责任地⾯对此次防疫的任何缺失[14]。李显⻰总理在发表冠病疫情声明的时候也肯定了劳工为新加坡的贡献，并承诺新冠疫情期间保护劳工们的健康和安全（见图10）。这一方面是为了安抚客工们的情绪，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确保阻断措施结束后有足够的人手复工复产，因为我国许多基础建设其实很⼤程度上依赖外来劳工，⽐如组屋、地铁、公路桥梁、新机场的建造等等都需要大量劳工。因此，新加坡政府在疫情期间给予外劳的帮助也潜藏着平衡互惠的。
除了政府人员的肯定以外，新加坡网民也纷纷在社交平台上向外籍劳工表达慰问和感谢（见图11），如#SGforFWs（Singapore for Foreign Workers）以及#Welcome-InMyBackyard（相对于 Not in my Backyard［NIMBY］，⼜称邻避效应，因其简称⾳近似中⽂的“邻避”）。这可以说是一份迟来的关心，但是迟到总好过未到。
从国家层⾯来说，新冠危机激发了新加坡社会的反思。新加坡一向社会安定祥和、环境优美整洁、人民安居乐业。不过，当新冠疫情来袭时，大众明⽩了这一切都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正因为有了前辈们的苦心积蓄，新加坡在⾯对此次疫情时才能“⼿中有粮，⼼中不慌”；正因为有了外劳们的默默辛勤付出，新加坡的基本运转和快速发展才有所保障。令人欣慰的是，新加坡社会展现出更多的是同舟共济和守望相助。当然，部分企业和民众未来可能也需要反思，该如何增强⾃我⾯对危机的能力，⽽⾮事事都依赖政府。
从个人层⾯来说，新冠疫情也给笔者带来很大的启发。人们的生活或许也很难回到疫情之前的老日子了，“很多人没有想过有一天戴口罩上街是⽇常，坐在外头⽤餐是无常；看着荧幕工作上课聊天是日常，和朋友拥抱是无常。”[16]那些过去以为的日常都被新冠病夺⾛了，人类在大自然⾯前，什么都不是。人们唯一能做的是调整好⼼态⾯对后疫情时代的“新日常”，这将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本文主要⽤了经济人类学的视角来观察新加坡疫情期间所发生的社会现象以及政府所制定的一些防控措施。总体来说，在三种互惠模式当中，平衡互惠与人们⽇常⽣活中的“惯例”最为密切相关，是人们为人处世的默认法则。艺术团体的免费线上演出、政府的补贴，甚至是对外籍劳工感染的应对政策都有其平衡互惠的部分。笔者身为一个局内人，角度可能略微偏颇，但是以上论述都是笔者基于对中国及其他国家的防控措施的了解所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