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很可惜，给同学们上了一学期的课，却还没见过大家长什么样子。”在我上周的英语课上，老师如此说到。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在过去几个月里，许多同学一次都没有打开过自己的摄像头。尽管这是个不足为道的细节，但我们也能从中窥得对2020年春网课时期的一些新了解。
网课完成的“提纯”
与以往相比，本学期所采取的网络教学无疑是疫情之下的特殊应对方式。若要分析这一时期出现的特定现象，我们有必要首先对其进行语境上的检视。从某种意义上讲，网络教学实现了对教学活动的提纯。传统教学要求学生身处教室、出席课程，但无论是学生上课前的位移还是上课时身体所占据的空间，都最终指向听课这一目的。实际上，知识的传授与交流是一个更为直接的过程：大多数情况下，它只需要视觉、听觉以及声音的参与；也就是说，眼、耳、口是网络教学中仅剩的三个器官，是维持课程进行的必要的与最低的配置。当教学场所完成了由实体教室向网络直播室的让渡，教学活动也能够最大程度地聚焦在信息的交换之上。这种理论上的聚焦或者说提纯，是完全基于知识传递的维度之上的。但问题在于，上学这件事从来并不仅限于此。当人们穿过校园前往教室的时候，他们在这个空间之中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不断地对自己的学生身份进行强化；当人们在桌子后面坐下，环顾四周的同学和前方的老师时，他们可以从最简单的眼神和手势中满足自己社交的需求。仅仅是坐满了人的教室，便构成了一个绝佳的社交场所：聊天、游戏、开玩笑，人们在平衡互惠的氛围之内进行互动，改善着自己与他人的心情[1]。传统的教学方式绝不是仅仅与知识的传递有关，它在客观上同样具有重要的社交功能，学生们在主观上也已经习惯了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将上文的“提纯”称为“简化”，它使得教学过程中学生之间潜在的平衡互惠趋近于零，使得其中的社交功能无可寻踪。
无关紧要的设备
那么如果情况确实如此，为什么学生们不愿意打开摄像头交流呢？若是能看到彼此的面孔，人们不是可以构建出更亲切的氛围么？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因为课程的直播会议室具有某种公开性，摄像头并不能像空气一样不加干扰地传递彼此的眼神。在会议室的视频功能里，根本不存在私密性这回事；当你直视摄像头时你的眼光会射向几十个人，而同时你又陷入了这几十个人的审视之中。目光的直线传播被错综复杂的视觉链条搅乱，更何况这些链条都需要经由技术与网络之手中转。人们在这样的场景之下难以自处，无可避免地落入萨特式的困境之中：“我在无数注视下被抛上舞台，又无数次脱离我自己。”[2] (让-保罗·萨特, 2007)这一点与视频聊天全然不同。尽管同样需要借助通讯技术，但此两者的性质与出发点大相径庭。在视频聊天的语境下，摄像头的开启是为了让相隔遥远的人们更亲密地沟通，呈现两个或几个人的面孔，传递彼此之间的目光；它全然地服务于聊天的社交目的。而至于网课，它已经将教室所占据的空间抛向身后，与之一并消失的还有传统教学所承载的社交意义。直播会议室寻求的并非缩短各与会者之间的距离，而是跨越数千公里，将来自某一点的信息辐射到其余的端点。不难看出，摄像头在这样的过程之中无关紧要，人们没有任何打开摄像头的需求。
摄像头之罪
让我们回到摄像头。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有趣的称呼，与我们的另一个选择“相机”对比，它与审美和艺术有着天然的疏离，人们拍照的工具永远都是“相机”而不会是“摄像头”。在这个呈现出偏正结构的词汇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一种明确的功能指向：这种设备的任务就是将画面记录下来，简单如斯。这种近乎粗暴的简单本身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若是与人们的面孔相联系起来，它便几乎要沦为众矢之的。对于这一批大学生——千禧年前后出生的孩子——而言，我们大概从很小的年纪开始，便对个人形象的美观有着近乎夸张的执着。这一代人是网络与社交媒体的原住民，依赖自拍与自拍之下的点赞与评论构建自我，迷失在拟真之中而深以为乐。而在挑选照片的标准之中，“好看”自然而然地占据了至高的地位，只有足够好看的内容才能够配上文案，登上微博或者朋友圈。这种心态的最佳表征便是相机与图片的滤镜，面孔与现实被它们恰当地美化，在对真实的稍稍背离中达到这个时代的默契，以至于人们难以接受不够好看的图像。如同居伊·德波 (2005)所言：“在真实的世界变成纯粹影像之时，纯粹影像就变成真实的存在——为催眠行为提供直接动机的动态的、虚构的事物。”在人们被疫情隔离在家中的当下，生活的重心逐渐向网络倾斜时，这个论断显露出了前所未有的洞察力。而摄像头的原罪便在于此。它在会议室中呈现出的只能是完全复刻后的图像，不加修饰，直白粗糙。直播式的呈现打破了人们精心准备、挑挑拣拣的拍照过程；它从斜下方45°所记录的东西更近于讨人厌的真实：凌乱的刘海，顽固的黑眼圈，反光的鼻尖，甚至是层叠的下巴。对于二十岁左右的当代大学生，这显然是不能忍受的。我们并不希望眼见着自己在社交媒体中构建出的理想形象被打破，也不希望自己在房间内的一举一动都被忠实地记录下来。
考场：一种特殊情况
但之前所讨论的只是大多数的情况，实际上总有一些时候学生们必须打开摄像头。我用到了“必须”，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强制的过程。任课教师可能要求学生开启摄像头以完成考勤，或是进行监考。“期末考试时同学们需要使用至少两个设备，分别对电脑屏幕与上半身进行录像。”当摄像头与考核相联系时，直播会议室几乎要转变成为边沁所描绘的全景式监狱[3]，福柯的论断在其中一次次回响：“凡是与一群人打交道而又要给每个人规定一项任务或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时，就可以使用全景敞视模式。” (米歇尔·福柯, 2012)此时，摄像头完全地作为监视工具而存在，无论学生还是教师都不会认为其中存在着哪怕一丝一毫的社交意味。它闪烁的不再是同学们错乱的眼神，而是来自任课教师、教务系统与其身后的社会诚信体系的审视。各个摄像头不再作为分散的端点存在，以排列组合的方式连接其与会者的目光；它们向中心聚拢，演变为了监视系统最末梢的触角。也就是说，虽然此时的摄像头已经打开，但这个转变同样彰显了网络教学中教学的至高地位。需要澄清的是，这样的监视是积极的、生产性的，同时也可以在某些情景下与个体的意愿相吻合。以考试为例，学生群体所追求的莫过于尽可能的公平，而这种公平在当下只能通过摄像头监考的方式尽量达成。所以，同学们唯一会心甘情愿打开摄像头的情况，大概也就是在期末的考场之上。
注释：[1]萨林斯认为平衡互惠是要求价值相当、报偿时间明确的交换，参见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在此处的场景中，我认为同学们之间的良好互动也可以被理解为交换关注、精力与好感，这样的互惠可以在同学群体的社会纽带之上发挥作用。
[2]实际上，萨特认为主体恒久地处于这样一种窘迫的人际关系之中，“注视”并不需要目光便可发生作用。但对于我们来说，直播会议室的存在几乎将这种窘迫放大到了可以感知的地步。关于萨特对于“凝视”的论证，详见让-保罗·萨特：《存在与虚无》，第319-376页。
[3]这种监狱由中心的监视塔和四周的透明牢房构成，从中间可以看到四周发生的一切，但中心则无法被观看。福柯将边沁的这个构想视作一种“神奇的机器”，它不仅可以用于改造犯人，也可以用于教育学生等其他目的，这样便可以通过监视来免除暴力的参与。详见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第224-235页。
参考文献：
居伊•德波. 2005. 《景观社会》.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米歇尔•福柯.2012. 《规训与惩罚》.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让-保罗•萨特. 2007. 《存在与虚无》.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程伊泽，复旦大学2018级法语系本科生
本文系《文化人类学》（本科生）课程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