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回顾 | 田汝康人类学纪念讲座（三）景军：南部理论与本土追求

阔别数年，复旦大学人类学特色活动——田汝康纪念讲座再度回归。2023年9月17日上午9点30分，本系列纪念讲座第三场在复旦大学邯郸校区文科楼919顺利召开。

受我校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刘欣院长委托，沈可副院长莅临致辞并对景军教授表示欢迎，沈可副院长同时表达了各学科携手并进、相互学习的美好祝愿。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景军教授以“南部理论与本土追求”为题，为现场师生带来了一场极具启发性的学术报告。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潘天舒教授主持，中山大学余成普教授、云南民族大学陈斌教授以及本所全体教职员工列席会议。不同院校、不同专业的各路师生踊跃参与。

景军教授（左）与沈可副院长（右）

讲座伊始，潘天舒教授结合景军教授的项目经历与成就，对其在艾滋病防治以及其他公共卫生议题中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简要介绍：景军教授在清华大学设立全球健康中心的行动，对社会科学界的发展而言具有丰碑意义，这一行动所展示的智识真诚与社会责任也是值得晚辈学习之处。

潘天舒教授发言

随后，潘教授向与会者回顾了田汝康纪念讲座的历史渊源：于2019年12月在社政学院首次开讲的田汝康人类学纪念讲座，旨在传承田先生的爱国精神与学术风范，鼓励后进学人以田先生为楷模，成为严谨治学并具有社会担当的新时代社会科学工作者。

首先，景军教授提问大家，“为什么在中国所介绍的社会学理论几乎都来自西方，而见不到第三世界？”

葡萄牙学者桑托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书写的《不在场社会学》（sociology of absences）说明：第三世界理论的“不在场”并非意味着本身不存在，而是不存在于主流之中。正因如此，这些理论被定义为抗衡性知识（rival knowledge），即与主流理论相抗衡的知识。景军教授进一步指出：南部理论的关键在于反抗性和抵制性，滥觞于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思想的持续性反抗和批判。澳大利亚学者雷文·康奈尔（Raewyn Connell）通过研究非西方的、社会边缘的社会学家，展现了南部理论的反思性。承袭这一思路，清华大学业已组织校内外一批中青年学者，积极探索南部学者们的研究视阈和理论建树，形成初步成果。景军教授进一步表示，“第三世界的社会学理论像一个小山丘、一堆土，是因为我们挖掘的还不够”。以此为契机，景军教授也对有志于从事南部理论之知识考古与成果发掘的同行者表示诚挚的欢迎。

景军教授作分享

以南部理论为契机，景军教授在本场讲座中以“对话”破题，借由“想象”南部学者与中国学者的对话，来呈现南部理论之成果，回应我国传统思想中的问题意识。

首先是海地学者费尔明与中国学者潘光旦的对话。

费尔明于1885年出版《论人类种族平等》一书，他重新测量不同种族的人脑规格，检讨传统颅象学在研究方法上的错漏，试图说明英美“体质科学”的不当之处，力证人类不平等的颅像学是非科学的。以此为基础，费尔明提出主观带入假说来反思心智论对种族不平等的错误性区分，强调种族平等。而潘光旦于1925年发表《近代种族主义史略》一文通过知识考古，从人种学理论谱系的视角诠释种族主义危害，前瞻性地指出种族主义必将作茧自缚。回顾历史，潘光旦的预言颇具前瞻性地预测了后续纳粹主义的崛起，并进一步指出了这种伪科学所内涵的前见与种族主义悲剧的隐秘纠葛。

对话二是印度学者瑙罗吉与中国学者戴秉衡。

瑙罗吉通过记录1835年至1869年印度财富流耗金额，批判英国对印度财富的榨取，在殖民主义的批判框架中探讨了印度作为英国殖民地所能承受的极限，他的理论被印度知识分子称为“流耗理论”（drain theory）。他关于停止财富流耗的经济学计算，为印度民主运动铺垫了理论与事实基石。而戴秉衡通过对毒品问题所进行的调查，记录了鸦片专卖在南洋英国殖民政府1922年收入中的所占份额。基于为期四年的对芝加哥阿片所进行的社会学研究，提出了“毒瘾生态学”的观点，勾连了阿片成瘾背后的社会动力学机制，并以此为基础强调毒品不是中国问题，与国民性无关，在不平等框架下，阿片的泛滥必将成为西方社会的普遍问题。

师生认真聆听

对话三是美国黑人思想家杜波依斯与中国学者吴泽霖。

杜波依斯自1887年至1889年开展费城社会研究，通过对费城黑人犯罪率及相关影响因素的调查，提出黑人“双重意识”概念和“颜色界线”，预言20世纪的问题将是“颜色界线”。吴泽霖于1930年出版博士论文《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东方人的态度》，该研究有四方面的创新性：一是将独立的种族研究融合在一起，引入了比较性的视野；二是在研究中不断把黑人社会学搬上舞台，将“不在场社会学”变为“在场社会学”以拓宽视阈，丰富讨论；三是其不单分析受压迫者的病态，也分析了统治者的病态，强调两者的辩证关系；四是其以东方人的身份经历，对美国化理论的霸权提出挑战和质疑。

对话四是吴至信与田汝康。

1932年，清华大学大四的学生吴至信书写了有关民国时期妇女自杀的文章。吴认为，涂尔干的自杀论不适合中国，这主要是由于其缺乏对“未遂自杀”之讨论的缘故。吴至信主要比对了由上海市、广州市、杭州市政府公布的1928年至1930年自杀数据，强调了女性自杀问题的严重性，反驳了涂尔干笔下女性自杀免疫力强于男性的结论。他又结合来自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天津、无锡六个城市的，与自杀事件有关的新闻报道作为分析案例，强调家庭矛盾是女性自杀的首要原因：家庭既是女性自杀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她们的主要自杀地点。

田汝康先生同样关注中国女性的自杀问题。他用数据说话，挖掘了数据变化背后的社会事实。田先生使用《古今图书集成》中的节妇人数说明明清节女数量骤增、妇女自杀现象愈演愈烈的现象。他结合旌表制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十分深刻：地方文人科考失意，常常借助书写寡妇自杀的表文的机会来彰显个人价值。田汝康先生关于17-19世纪中国帆船和对外关系的研究更为深刻，他洞悉了中国帆船发展停滞的原因在于晚清时期的进出口与海关政策逻辑，并将其与其他国家的保险制度等机制进行比对，与此同时，田汝康进一步强调了大量中国农民在这一过程中被诱骗为船工的事实以及地方提督仍与殖民者沆瀣一气，中饱私囊的政治性过程。

景军教授作分享

对话五是马来西亚社会学家阿拉塔斯与北宋名相王安石。

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于《懒惰土著的迷思》中提出了“囚徒心智”学说（the captive mind）。统治者给中印劳工贴上“勤奋”的标签，给马来原住民贴上“懒惰”的标签，以期分而治之，这种划分囚困着同为劳动者，即被剥削者的心智，并使其难以团结起来。以此为基础，作为文化批评，景军教授也对亚洲学界在学术研究上的伦理抉择进行了诚恳的反思。此外，这位马来社会学家还吸收了中国的知识，他讨论了王安石治理腐败的王政思想，同意“教之、取之、任之”的策略，不同意“养之”的策略。景军教授以这一生动的例子说明南南理论之间的活力。

“打个比方，西方理论有九层大楼，中国理论有两层楼，南南理论只有一堆土。但这一堆土好好刨一刨，也会有九层楼！”伴随景老师这一句引人深思的话语，田汝康人类学纪念讲座（第三场）接近尾声。沈可副院长对景军教授的观点报以高度欣赏，强调了在新时代背景下开展南南理论研究对于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意义。其后的提问环节，会场讨论踊跃。

现场学生提问

会议尾声，景军教授强调了“理论建设需要破除的蔽辟”，鼓励大家去除胆怯、惰性、盲从、面子、清高，勇于去做具有全球意义的学术，并列举了一部分现当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创意和贡献。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