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24日下午2点，第四期医学与社会科学青年沙龙在复旦大学邯郸校区文科楼919会议室开展。本期沙龙的主题是“医学人类学田野的一些思考”，分享人是复旦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副教授丁玫。
活动伊始，复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潘天舒教授对沙龙以每月一期的形式如期举行感到鼓舞和欣慰，并表达了让知识分享成为每一位参与者内化的周期性习惯的殷切期望。在潘老师简洁凝练的开场后，丁玫老师正式进入对医学、文化与蒙医的讨论。
丁老师首先指出，在医学人类学研究中常见民族医学和生物医学两种方向，但这种二分的研究方向本身是存在张力的，因为代表着科学性、现代性的生物医学自身便是各不同背景下民族医学的综合体。因此，医学人类学研究容易产生两个问题：将民族医学塑造为一种文化的、民间的、充满仪式性的医学的同时，进一步将生物医学塑造为“没有文化的文化”。
同学们认真听讲
对民族医学仪式的关注本身有着人类学早期研究的痕迹，无论是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还是埃文斯·普里查德对阿赞德人的关注，都包括了对宗教、仪式和巫术的浓厚兴趣，通过研究仪式和巫术可以帮助人类学家了解当地的社会结构、思维模式。然而，这些早期的研究的田野选择大都在前殖民地，而人类学家的田野出资者也是殖民政府，对当地仪式与巫术的解读本身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由于这样的历史，我们在研究民族医学的时候，需要反思早期人类学历史上的问题。
生物医学也并非文化无涉。丁老师分享到，在她进入田野与医生相遇时，医生们都建议人类学家去研究医学伦理，因为在大多数医生看来，医学中的文化几乎等同于伦理，而伦理又被认为与患者的视角相关。但是这一等式并不成立，因为从医学临床研究、多学科会诊、到门诊问诊决策，这些过程都充满了文化预设，而伦理也不只是关注患者视角，其中更包含了医生的视角。
在破除关于民族医学的仪式性单一想象，并用文化视角解读生物医学实践之后，丁老师进一步介绍了她关于某三甲医院的蒙医骨科的田野。在该研究中，蒙医不再只是一个对立于生物医学的地方性符号，而是被置于公共医疗系统、国家卫生与健康平台上的，与“现代”生物医学不断交锋和合作的民族医学。在医生、治疗师、医科大学、医院、卫健委以及人类学家的共同参与下塑造了当前的蒙医文化。
蒙医实践广泛存于我国新疆、青海、内蒙古和东北地区。传统蒙医研究多重视仪式和传承，有的致力于寻找萨满的足迹并追溯其历史，有的重视蒙医知识在患者中的普及程度，还有研究关注蒙医教育的变迁，如在其离开寺庙的过程中宗教与医学的分离。尽管蒙医与萨满、传统、仪式、民间医疗不可分割，这些要素也是医院获得国家资源的重要策略，但这些“文化”因素同时使得蒙医医学不断遭到循证医学的挑战，从而处于“补充”医疗的地位。
在蒙医正骨科室的医疗实践中，仪式性的要素同时也具有医疗性功效。悬挂在科室的蒙文书法作品不仅是一种文化的表达，同时也是用来作为肩周炎康复和诊疗的参照物；蒙医在正骨时的喷酒不仅仅是仪式性的，更是通过这种方式转移患者注意力，喷酒治疗使得患者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在听觉和嗅觉的感官上，这样做可以使患者紧张的肌肉放松，以达到正骨的良好状态。
同时，循证医学也在时刻挑战着蒙医医学的科研、教育和医疗实践等多个方面，其中蒙医医生的生存空间就是这样一个充满变动、犹豫和艰难的过程。民间师徒出身的医生在公共卫生系统的尴尬境地、医科大学科班出身的蒙医医生的晋升困境，蒙医学学科不确定的未来等。但这些困境并不意味着蒙医学完全被动地被卷入现代医疗进程之中，在这些挑战中，蒙医学也在寻找着自己的新的可能性。
在场师生热烈讨论
在沙龙分享的最后，丁老师也对民族医学的人类学研究进行了总结性思考。她提出，人类学研究中单一关注民族医学中狭义的“文化”，对蒙医学医生的生存、学科发展、医学教育、科研和临床资源的获取并没有益处，我们的研究很有可能导致民族医学越研究、越边缘的尴尬境地，因此人类学研究在这个角度应该有更多的反思。
分享结束后，丁老师和参与沙龙的医生、各专业背景的学生对于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包括大家提到的传统医学中“文化”的理解、民族医学诊断中对机器的浅运用，以及蒙医的疾病观念等多个话题。在知识的分享、碰撞与回味中，本期医学与社会科学青年沙龙也最终落下了帷幕。
沙龙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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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要整理：高韵琳
摄影：金紫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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