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8月26日下午2点，应上教社储德天老师的邀请，第三期医学与社会科学青年沙龙在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教师书房举行。本期沙龙的主题是“医学人类学视角下的生殖研究”，分享人是沙龙学术顾问朱剑峰教授。
沙龙伊始，储德天老师向到场的沙龙成员表示热烈欢迎，并回顾了上教社与复旦人类学教研团队过往的合作经历，向在座嘉宾介绍与复旦人类学合作出版的“人类学讲读系列”、“人类学十二论系列”以及“医学人文系列”丛书。同时也介绍即将出版的其他医学人文系列丛书。作为沙龙的特邀成员，储德天老师十分关心与支持沙龙的举办。此次沙龙移师上教社，正是她悉心促成的结果。
上教社与复旦人类学团队合作出版的部分丛书
复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潘天舒教授首先对沙龙的两位发起人姚灏和胡凤松“说干就干”的行动派作风表示嘉许，然后他回顾了多年来与上海教育出版社储德天老师的愉快合作经历。潘教授展望未来能够接续出版更多的“人类学讲读系列”、“人类学十二讲系列”。同时也希望沙龙能够定期外出举行，让医学与社会科学青年沙龙的品牌走向象牙塔外的广阔天地。
潘天舒教授致辞
开场结束后，朱剑峰教授带领在座成员展开讨论。围绕多年的研究经历和感悟，朱教授向我们介绍了“人类学在生殖研究中的路径问题”和“辅助生殖技术中的文化”两大主题。
人类学在生殖研究中的路径问题
人类学在生殖研究中的路径随时间不断变化。在最早的时候，人类学家眼中的生殖是一种异文化范畴下的文化传统。他们关注的是生育事件中的文化和传统，比如中国的“坐月子”。直到20世纪80年代，生殖研究都处于边缘状态。朱教授认为，生殖研究在人类学中的边缘地位是因为彼时的生殖研究缺乏一个大的图景（big picture）而只是局限于性别问题。以男性为主的人类学家并不热衷于讨论这类看似无涉更大的权力、政治、经济范畴的问题。
到了20世纪90年代，借助第三波女性主义浪潮，生殖研究开始在人类学领域兴起。此时涌现出许多民族志作品，生殖研究成为一片真正意义上的沃土。这个过程中产生了2类主要的研究。一是以族群/民族医学视角为代表的生殖研究。这类研究关注生育过程中的体验、仪式。二是以生物医学视角为代表的生殖研究。这类研究直面针对生殖的生物医学过程。
朱教授认为，两类研究实际上“处于同一屋檐下”，它们基于生物医学权威给产妇带来的不良体验而与生物医学权威展开积极对话。这种对话必然引出一个问题：在为产妇提供更好的生殖体验的愿景下，是否有生物医学之外的替代路径？
朱剑峰教授作分享
朱教授向我们展示了其中的一些替代路径。比如，照护（care）视角强调以患者为中心，重视患者自身的疾痛体验、故事。这个视角让患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赋权，使得患者的声音被人们听见。另一种替代路径则是向上研究（study up），人类学家深入生物医学体系本身，了解医生及其背后的一整套文化规范、知识，直面人类生殖体验过程中的权力中心。朱教授认为，照护视角使得许多患者的疾痛故事可见，但故事本身不足以与生物医学对话，要使得故事本身具有说服力，则需要研究权力中心。医生的职业生活、医生所在的医疗机构以及生物医学知识体系，其中都深埋着不为人所知的文化符号。医生的职业活动同样具有文化意义上的预设，这些预设将影响他们如何看待生殖、产妇体验以及自身的知识体系。因此，要让患者真正被赋权，需要一种向上研究去揭示生物医学体系中的各种文化预设。
替代路径的铺就并非易事。要让患者的体验得到改善，则需要让现在以及未来的医学从业者接受充分的、有质量的医学人文教育，反思自身的医学知识体系的不足。朱教授提到，医学人文素养的培育，是一个小火慢炖的过程。医生人文素养的获得，是一个长期熏陶的过程。一些简单而深刻的发问或许能推动人们反思当前生物医学体系存在的问题：医学知识的生产与实践是否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什么？生物医学知识能否摆脱文化影响，处在一个“文化真空”的状态？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基于田野工作而产生的知识，则有利于弥补当前医学人文教育中存在的不足。因此，生物医学之外的替代路径，并非舍弃生物医学，而是直面它存在的不足，并将这种不足化作医学人文教育，从而推动后来的从业者为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体验。
辅助生殖技术中的文化
人类学对辅助生殖技术的研究侧重其文化层面，即技术使用过程中涉及的文化问题。首先，朱剑峰教授以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为例，探讨了辅助生殖技术中的关于自然与文化的边界问题。1978年，路易斯·布朗（Louis Brown）出生于英国奥海姆。作为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她的诞生并非像今天想象的那样被世人广泛接受，被认为是解决人类不孕不育问题的里程碑事件。相反，她的出生引起了许多极具争议的问题，为此还收到一些死亡恐吓。其中一个主要争议在于：这个孩子是否是自然/天然的？因此，辅助生殖技术中的其中一个文化问题是，技术作为人类文化的代表，在介入人们的“自然”生理过程后，“自然”何在？究竟何为“自然”？
朱剑峰教授作分享
技术的受益对象是谁？谁需要用这项技术？答案似乎不言自明：不孕不育者。然而不孕不育的定义却随时间推移不断发生变化。在1978至1985年，世界卫生组织对不孕不育的定义是“一对夫妇一年以上进行无保护措施的性行为，但没有受孕成功”。围绕着有生育意愿的个体的性别、数量、亲密关系以及致力于受孕的时间等因素，不孕不育的定义随时间推移发生着细微而重要的变化。“不孕不育”这一医学范畴，实则蕴含了对人类生殖行为的一种文化想象。是否为异性恋？是否为一对夫妇（a couple）？是否为女性？致力于受孕多长时间？这些考量很难不受我们所处的文化的影响。而对于不孕不育的定义，又影响着卫生统计工作，进而影响我们对不孕不育现象的宏观把握。此外，不孕不育在不同文化语境下又有着不同的内涵。朱教授提到，在我国的语境下，“不孕不育”这一范畴被拆分成“不孕”和“不育”两个部分，并“分配”给女性和男性。这与西方单一的infertility有所不同。由此可见，地方文化影响着人们对这一现象的微观理解。
辅助生殖技术的受益者是不孕不育者，但它是人人可获得的吗？谁能使用这项技术？这就涉及技术应用过程中的病人筛选问题。朱教授指出，除了直接的经济能力，医生在筛选患者时受到其文化预设的影响。在西方语境下，白人、异性恋、有长期稳定的伴侣关系，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成为医生眼中的合适家庭。在这个意义上，医生的角色已不是简单的技术提供者，而是具有微妙道德意义的判官。当然，这个筛选过程也有诊所自身的考量。为了提高技术的成功率，医生必须对家庭进行筛选。综合以上因素，一项技术附着了大量的文化意义，并借由人的身体，既实现了人的生物再生产，也实现了文化的社会再生产。
除了上述方面，精子捐献带来的乱伦恐惧、代孕带来的复杂亲子关系，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想象亲属关系的可能性。此外，精子的选择与分配也包含着地域、生理指标（比如身高）、国别身份的倾向性。凡此种种，都是辅助生殖技术涉及的文化问题。朱教授向我们展示技术的文化维度，使得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医学与社会科学交融的着眼点。
讨论环节，朱教授分享了一个与生殖技术有关的具体案例。沙龙成员各抒己见，彼此交换了看法。来自复旦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的张聪副教授、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姚灏医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沈雪彦医师、上海慧灵的陈戎东先生、山东中医药大学的施晓畅治疗师、读客文化的文彦老师以及复旦社政学院和其他院校研究生方志伟、赵雅卓、张睿俞、杨如冰、唐紫璇、胡潇月、熊雨溪和高嘉诚等结合自己的学习体会、田野观察和临床经验，与朱教授进行切磋和交流。
在场师生热烈讨论
本期医学与社会科学青年沙龙在低调和务实的气氛中进入尾声。与会人员热切期待九月下旬来自复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丁玫老师的田野研究经验分享。
沙龙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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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要整理：方志伟
摄影：唐紫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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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回顾：
沙龙纪要 | 姚灏：松绑！松绑！精神科病房里的约束保护、风险管理与人本照护
纪要 | 医学与社会科学工作坊暨医学与社会科学青年沙龙成立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