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deria, Teresa P.R. 2000. City of Walls: Crime, Segregation, and Citizenship in Sao Paulo.
一、引言
在1980年代中期的巴西圣保罗，出现了一道抢眼的城市景象（图1）——贫民窟与富裕阶层居住的高级公寓看似只有“一墙之隔”，实则横亘着由大门、私人警卫、监控摄像头等安保措施构成的鸿沟。这种新型的居住隔离方式究竟何以出现？基于扎根圣保罗十多年的民族志研究和人类学、政治学、城市规划等多领域的学术积淀，伯克利加州大学资深教授Teresa P.R . Caldeira 在其出版于2000年的《隔墙的城市》（City of Walls）（2000）一书中给出回应。她全面分析了在巴西军事政权后的民主巩固时期，犯罪、对暴力的恐惧和对公民权利的不尊重如何与城市转型交织在一起，展现了当时社会中民主与威权主义传统并存的复杂局面。
图1:圣保罗Morumbi一个封闭式围地（Fortified Enclaves）旁的 Paraisópolis贫民窟（Vieira，2005）
在本文中，我们重点关注的是“displacement”这一概念。诚如作者所言，“displacement”是本书的核心，用中文直译过来有“位移”的意思，而事实上是一个边缘人群被迫迁移和流离失所的过程。它贯穿了作者研究、写作的全过程，既是生活的鲜活经验，也是认识论和批判的手段。在下文中，我们尝试从三个维度阐释“displacement”的不同含义，勾连全书的核心关切。
二、displacement中的人类学者：将自己作为方法与反思
“displacement”作为一种被动性的“移动”，如同本书作者Caldeira的经历：生于巴西、长于巴西，在圣保罗大学获得学士与硕士学位，并于此期间开始思考暴力、民主与城市的关系；在巴西工作后，又前往美国，博士求学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期间往返美国与巴西，完成此书的研究。
与一些研究者陈述自己成功融入环境却仍保客观中立而不同，Caldeira以一种诚实和审慎在开篇就写出了自己的位置。在写作过程中，尤其是从葡萄牙语到英文的翻译、转换中，语言上的拧巴让作者意识到不同出身的学者，其思考的学术问题往往具有强烈的地方/国家“偏见”，并给自己了一个有趣的描述：有口音（accent）的人类学家——当以“圣保罗”为研究对象，作为人类学者的Caldeira在这里既非社会位置中的“他者”，也未遵循国际（欧美）学界的惯例将自己从研究对象中剥离开来成为“他者”；相反，Caldeira选择以巴西公民的角色研究圣保罗，并选择和巴西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将参与性、批判性、建设性的倾向带入研究之中。但作者也没有完全投入这种身份，而是既带着国际化的“欧美人类学者”的比较与反思意识，却不默认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参照，同时努力规避“民族人类学者”的狭隘视野，穿梭于两种身份中，将displacement的张力化为自我提醒、反思、理解与批评的动力与工具。
本书作者：Calderia, Teresa P.R.
或许正是这种社会关怀所带来的强烈的问题意识，加之回答暴力、社会隔离这样宏大议题所需资料的客观要求，这本书灵活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如使用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居住隔离，钻进历史资料摸清巴西军警的变化过程，对政府官员、私营企业人员等进行采访……同时，作者还选择三个具有典型性的工人阶级、中下阶层、上层阶级社区进行详细研究，才最终完成了这项“关于恐惧和犯罪经历及其与社会变革关系的跨阶级调查”（Caldeira，2000，p.12）。
三、Displacement作为过程：变迁中的三种居住隔离模式
displacement在本书中的重要意涵为“被迫迁移”，用以指代伴随社会转型，不同阶级被迫迁移，导致圣保罗居住（隔离）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经历。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40年代，伴随圣保罗的快速工业化，传统的服务业和金融业被工业取代，工业厂房连同大量涌入的工人移民一齐挤满了未同步扩张的圣保罗城。此时，城市内部仍然是集中、异质分布的空间：工厂、商业、服务业、住宅等不同功能区相互混合，精英和工人也住得较近。这时的社会隔离模式主要体现在住房类型上：精英和一小撮中产多住在属于自己的豪宅或房屋中，而超过80%的住宅都以出租形式被使用，工人只能住在需要共用卫生设施的混乱而拥挤的空间中。健康、卫生被勾连着道德问题引发社会忧虑，当局希望对穷人进行更多社会控制。
第二种城市形态——“中心-外围”——主导了圣保罗40至70年代的城市发展。前述社会忧虑带来了一轮对城市中心的改造：借鉴奥斯曼改造巴黎的设想，城市中心建起了宽敞的公路、健全的基础设施，穷人则被迁走，中产和上层阶级集中于此。与此同时，50年代后，进出口替代了圣保罗原本的工业发展，大量来自巴西东北部的移民涌入，替代上一轮外国移民成为此时城市中最贫穷的人。他们从趁势谋利的私人开发商手上购买城市外围“被遗弃的土地”，自己建房、逐步改造，形成了外围城市。但外围城市没有基础设施，生活条件十分恶劣。
80年代，一种前所未有的趋势——富有的居民离开首都中心、设备齐全的地区，迁往遥远的地方——拉开了第三种隔离模式的帷幕。在以前只有穷人居住的城市西北部和南部，富裕居民的比例大幅增加，大量高墙之下的封闭式围地（Fortified Enclaves）出现：这是一种私有的、封闭的、充满复杂监控，并集居住、消费、休闲、工作为一体，具有“安全美学”的空间；但道路狭窄、公共交通不便，出门只能倚靠汽车。于穷人而言，80年代的经济危机、此前工人阶级呼吁公民权的社会运动、恰巧迎合了政府行动导致的土地合法化，使得城市外围在拥有更优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居住成本也大幅上升，他们原本通过自建房屋的方式拥有住房已不再可行，部分转而搬进了城市中心，原本属于精英的社区转变成为贫民窟。富人和穷人不再完全被距离隔开，而是被围地的高墙与复杂的安全系统所区隔。但此时，如果从象征意义出发，在历史上，城市中心一直与更高的权力地位相联系，上层阶级为何“愿意”迁往外围的偏僻之地，仍是需要回答的问题。
四、犯罪、暴力与displacement：隔离何以可能
1940年代至1970年代末，圣保罗发生着戏剧性又充满矛盾的变化——伴随着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的，是政治压迫、财富分配不均等社会问题——成为了贫穷却现代化的工业消费社会的象征。遭受80和90年代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后，在这座城市中潜藏的不稳定因素终于爆发，使得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强烈的不确定与困顿感。开展访谈时，作者敏锐捕捉到了受访者们在谈论城市变革和经济危机时的共性：频繁提及犯罪故事，并将前者给内心带来的冲突与不安转移（displacement）给后者——犯罪与暴力因此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具体而言，随着暴力和犯罪的高频发生，人们对犯罪的恐惧也日益增加，并由此形成了有关犯罪的日常话语（everyday discourse）。它不仅提供了表达社会衰败感和失落感的语言，还通过象征性重组（symbolic reordering）人们身处的混乱无序的生活世界的方式，实实在在地生成了社会偏见和空间隔离，进一步加强了各种私人保护手段的合法性。
首先，犯罪话语提供了简单化和刻板的分类以及解释日常经验的方式，试图在动荡不安的世界中建立起静态稳定的叙事。比如，人们会构建起对某一类社会成员负面的刻板印象，将其视作“罪魁祸首”；并将犯罪事件的发生作为特殊的时间点，强调其引发的巨变。此外，他们还运用相同的方式来理解邻里空间和城市发展的变化，如把新移民的到来视作对社区的入侵和破坏。事实上，当人们在谈论犯罪时，对犯罪的恐惧与对社会衰退和社会地位下降的焦虑交织在一起，并通过这一套话语的不断转译和重述，强化着社会困境的影响。
其次，犯罪话语还重塑了人们对日常生活空间的理解，产生了新的居住隔离形式。比如，人们会用渗透（infiltrate）、滋生（infest）和污染（contaminate）来描述犯罪增加及其发生的背景，为采取强制手段来控制和屏蔽邪恶（evil）行为的快速“传染”提供了合法性基础。由此，人们人为地建造起了自我保护的隔绝之墙——包括加强对某些群体社会偏见和污名化的象征性障碍，和在居住区域筑起墙壁、栅栏和电子安全设备的物质性障碍。
最后，当人们认为司法机构失效时，这类犯罪话语促使私人的、非法的保护手段合法化，由此复制和加剧了暴力。公众期待着依赖公共机构的权威打击犯罪行为，但在巴西强大的军事独裁传统的影响下，其司法机构软绵无力、警察时常滥用职权和暴力手段，人们感到自己无法通过公共机构来获得日常安全保障。于是，具备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上层阶级采取了私人化的自我隔绝的保护策略，中层阶级支持治安团体和警察的暴力制裁以保证自身安全，下层阶级则只能通过私人的非法报复行为讨回公道。就这样，暴力行径不断被复制和升级，圣保罗就此深深陷入了“暴力循环（the cycle of violence）”。
五、整体性的视野：暴力、空间隔离、民主进程与社会不平等
在全书中，作为人类学家的Caldeira不仅勾勒了巴西社会暴力和犯罪问题、社会隔离模式的轮廓，更为关键的是，她一直用整体性的思维与洞察，将这些议题与社会转型、民主进程相关联，揭露其关键却隐秘之处，从而更深刻有力地批判了巴西的社会不平等及残酷血腥面向。
诸如分析暴力问题，作者认为，暴力事件的增加不能仅用社会经济、城市化或国家安全支出等变量来解释，而应重视构成人们支持使用暴力的社会文化背景、使暴力干预合法化的公共机构的运作模式、对公民权的不尊重等多重因素。她指出，尽管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民主化转型，但公众对警察的暴力手段的纵容反映了一种普遍存在的、难以撼动的文化模式——将秩序和权威与使用暴力联系起来，忽视甚至剥夺了公民权利。本质上，暴力犯罪及对其采取的新型控制和隔离手段是巴西社会民主“脱节（disjunction）”的显著表征之一，它引导着我们思考加剧社会不平等和个人权利合法性丧失的根源。
这种对民主化未来的担忧同时体现在对新的居住形态的分析上，尤其是建筑的“安全美学”，在作者笔下实为对民主的背离。当城市精英们退缩到有门、只有私人汽车可以到达的社区，并构建起内部功能齐全的私人空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公共接触空间变得更加有限。同时，作者透过精英的内部生活，如青少年无证驾驶的泛滥，更深一步揭示了精英对法律的蔑视。在工人阶级内部，如私人警卫对佣人的监视与控制，分裂而非团结的忧虑也从作者的笔下浮出。可以说，这种空间隔离模式从价值和实质上，都破坏了一个民主社会应有的开放、流通、自由和平等。
“不平等”也是贯穿全文的主题。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犯罪、肮脏的标签常常被贴于移民或穷人，他们也因此成为遭受更多暴力的对象；不同的居住隔离大多沿着阶级界线形成，而工人阶级所主张的权利虽然实现，却将自己带入新一轮贫民窟的生活……
在书的最后，Caldeira则将关注直接回归到了人本身，将批判的刀锋直接对准了巴西的民主脱节问题。结合80年代后巴西社会对人权捍卫者的广泛反对、争取将死刑纳入巴西宪法的社会运动，以及前文所述的暴力问题，作者认为在巴西，人们对于操纵身体（包括使用暴力方式）缺乏限制，且具有极大的宽容性，这种宽容可能导致暴力更大的泛滥，使正义、人权离巴西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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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喆 巫冰
编辑：方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