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deira, T.P.R. 2014, ‘Gender is still the battleground: Youth,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public space in São Paulo’, in S. Parnell and S. Oldfield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n Cities of the Global South.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 413–427.
前言：在20世纪10年代，圣保罗的青年群体和他们的艺术干预以文化生产而非政治运动的方式不断改造着这座城市的公共空间。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城市的贫困边缘区域，通过掌握文化符号的生产，破坏先前由上层阶级主导的符号系统、社会关系和公共空间使用规则，维护了自己使用城市空间的权利。然而，作者Teresa P.R . Caldeira带来了南部理论的反思性洞见——这些积极的转变中暗含着深刻的矛盾，最为突出的便是性别不平等的再生产。当来自边缘地区的年轻人利用艺术生产的空间来重塑他们的主体性时，他们塑造了具有侵略性和冒险精神的男子气概，却忽视蔑视着女性的力量，因而再生产甚至加强了性别不平等。
一、20世纪90年代：从边缘地区开始
一方面，这些边缘地区的青年艺术家们拥有着城市化带来的更舒适的生活环境。现在成为主要艺术和文化生产者的年轻人，大多都是最初搬到圣保罗的荒郊野外建房的移民的子孙。与其父母一代相比，他们拥有更舒适的居住空间，更多接受教育的可能性和更发达的通信技术，能够使用手机和互联网，因而也被卷入了全球化的青年文化和消费市场之中。另一方面，这些青年也经历着社会衰退和随之而来的失落困顿之感。他们不仅面临着经济危机和失业，而且还面临着工人阶级文化的解体，因而必须重塑自我认同。此外，暴力和犯罪在这些社区普遍存在，并构成了90年代边缘地区青年文化的新主题。其中，嘻哈是第一个且极为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是引领其他艺术创作的风向标。
在20世纪90年代，说唱歌手开始阐述这样一个概念：边缘地区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他们从那里并与像他们一样的人交流。圣保罗最知名的说唱团体Racionais MC's的著名歌词“桥这边的世界是不同的”，有力地抓住了城市隔离的地理环境，划分了他们的领土。在桥的另一边是他们无法触及的上层阶级的世界；这一端则是他们的所生活的边缘地区，充斥着暴力、丑陋、贫穷、肮脏和污染。说唱歌手和后来的其他文化生产者常常用桥梁这一隐喻来表达们对在城市中遭受的日常侮辱的绝望和沮丧。不仅如此，他们还试图将污名化的贬损之语转化为个体尊严和身份信息来源；并用文字作为武器，制造 “文学恐怖主义”，让人们思考，传播信息，揭露不平等，以此“破坏精英们的推理”。
作者指出，说唱和边缘文学也是男性的世界。不仅绝大多数作家是男性，而且他们从90年代在死亡和暴力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的角度来写作。彼时，圣保罗的工人阶级黑人男性黑人经历着社会地位的急速下跌和生活参照的消解，以至于艺术作品中充斥着对性、厌女症和生与死的描述。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其描述的妇女形象的分裂性；一类是值得尊敬的、痛苦地承担着养育责任的母亲，另一类则是淫秽的、愚蠢的、依靠着性交易生存的年轻女性。
二、2000年代：多样化和超越绝望
进入21世纪后，城市发生的最为显著的变化便是凶杀率的显著下降和社区安全感的上升，因而死亡不再是边缘地区大多数社区日常生活的核心主题，文化生产的主题和形式也随之更为多样化。例如，沙龙（saraus）便是当时在城市中心和边缘都颇为流行的文化活动。沙龙的参与者们每周在餐厅或酒吧相聚，阅读、聆听和朗诵诗歌和其他文学作品。沙龙活动的最初发起者Vaz将其生活的城市边缘地区称为“现代的奴隶区（senzala）[1]”，并将沙龙视为生活在此的社会成员的一片“文化的边缘之地（quilombo）[2]”。与说唱和边缘文学相比，沙龙为边缘地区的文化景观增加了一个更充满希望的视角。例如，虽然复仇（vengeance）是这个充满相互暴力和自相残杀的世界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但是沙龙及其传播的文学作品更多是以俘获人们的情感为目标，直指“他人的心灵”。
因此，边缘地区日常生活中死亡率的急剧下降提供了新的创作背景：在文学作为颠覆社会文化基础的斗争中，暴力、犯罪和毒品交易往往以隐喻的方式出现，厌女特质也逐渐淡化；沙龙已经成为边缘地区的新文化空间。在这里，女性找到了一些表达自己声音的空间——在沙龙的定期参与者中，约有三分之一是女性。
总之在2000年代，文化生产的主题和形式都多样化了。这种生产不再仅仅是关于绝望，而是开始描绘一个充满希望的空间。作者认为，这种期许与1970和80年代的社会运动不同，后者要求承认工人和公民的尊严，并将他们纳入中心和现代城市。相比之下，2000年代的边缘艺术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概念：未来，城市的文化生产将源自边缘地区，扩散到整个大都市，由此影响根深蒂固的社会不平等模式。
三、桥梁之外：重构中心与外围的关系
在2000年代中期之后，整个城市都是公共空间的干预和再创造的场所，国家和公民都以崭新的、意想不到的方式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圣保罗市采取了两项对文化和艺术生产具有重大影响的政策。其一，市政府斥巨资投入边缘地区大型教育/文化中心建设（CEUs--Centro Educacional Unificado）。其二，城市中实施了VAI（Programa para a Valorização de Iniciativas Culturais）计划，特别资助是来自边缘地区的年轻公民（14-29岁）进行艺术创作。该计划已成为边缘地区艺术活动的主要资金来源，激起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作者认为，艺术生产者网络通过这一计划联结起来，这座“桥梁”被更频繁、更容易地跨越，城市中也由此产生了新的可能性和紧张关系。
在这里，作者特别介绍了涂鸦（graffiti）和像素化涂鸦（pixação）这两种艺术形式的区别：前者常常采用彩色元素和形象，创造出复杂的人物和构图，并成为城市的旅游景点之一（图1）；而后者的身影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由黑色的、由垂直拉长和尖锐的字母组成的书写组成（图2），常常被民众评价为毫无美感可言，被视作对公共财产的污损的犯罪行为。
图1:圣保罗的涂鸦（graffiti）
图2:圣保罗的像素化涂鸦（pixação）
像素化涂鸦被其从业者设想为一种无政府干预和一种激进的城市运动，其理念是在最不可能的空间上刻字。这些青年在没有安全设备的情况下爬上高楼、倒立书写，在建筑物的最高部分留下标记；他们也接受了对其非法性的指控，并认为这是来自边缘地区的年轻人唯一可以说话的方式——尤其在富裕区域留下了那些本应被忽视的边缘地区社会成员的存在。与其他来自边缘地区的艺术干预形式一样，它们用一种更具侵略性的方式破坏了现有的表征体系、社会关系和由上层阶级主导的公共空间使用规则，挑战了根深蒂固的统治和歧视模式。
四、年轻女性：对性别等级制度和其再生产的挑战
毫无疑问，边缘地区的艺术创作具备引人注目的创新性；但是，这些大多是男性的世界，而几乎没有女性的位置。作者认为，当边缘地区的青年通过占领城市并在城市周围流动、反思死亡和暴力、将自己的身体置于危险之中来重塑他们的主体性时，他们反映和加强了性别不平等。比如，当男性在城市中留下自己的印记并利在公共空间中享乐时，女性却悄悄地在这些让她们感到不适的、充满骚扰的空间中活动；男性通过以侵略性、冒险性的方式介入公共空间来彰显自己的男性气质，而参与新文化生产的女性往往会质疑她们女性身份的意义。
作者进一步点出了女性艺术生产参与的悖论——女性在公共空间的许多方面都非常活跃，但在艺术文化生产中却只占极少数——并试图给出解答。首先，是缺乏时间，因为她们面临着巴西女权主义者现在所说的三重旅程：工作、学习和母亲/家务劳动，而他们的伴侣和兄弟从未为之分担分毫。其次，她们发现艺术生产的环境充满敌意和侵略性，因而不得不通过否认女性气质——融入男性——发挥刻板印象以换取进入男性主导的艺术创作领域的入场券，否则自己的作品将不断被忽视、嘲弄和抵制。虽然她们尝试对于男性霸权和歧视进行反击——通过组织来表达自己的声音，发展与女性气质更为亲和的艺术创作形式等——展现了无与伦比的坚韧；但是在具体处理“成为男性”的需求和女性气质之间的张力时，依旧存在着难以化解的矛盾。怀孕的身体、堕胎的身体、被强奸的身体、受虐待的身体……这些身体都清楚地表明了以试图女性身份进入男性主导的文化生产领域的局限性。但至少值得欣喜的是，圣保罗的青年女性艺术家们持续加强着自己在文化生产中的存在感。虽然她们不像男性同行那样频繁地参与城市运动，但其活跃的创作与发声亦唤起了更多女性对自身处境和刻板印象的反思和质疑。
作者认为，来自圣保罗边缘地区的新艺术作品有力地代表了当地的年轻居民，表达了他们对不平等和不公正的谴责，并影响了公共空间的特征；然而，它们常常在男性的主导下维持着性别等级制度和性别刻板印象的再生产。具体而言，当面临城市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根深蒂固的歧视和不平等待遇时，边缘地区的男性青年将艺术创作视作重塑自我和男性气质的途径，强调侵略性和冒险精神，并表达着对女性气质的否定与蔑视。但参与艺术生产的女性的努力下，男性为这一环境定下的规则也呈动摇之势。不过，女性的反击通常是相当模糊的，因为她们常常以融入男性气质、或者依托于女性天性作为力量的源泉和塑造女性气质的方式来确立自己的位置——这并没有在根本上挑明和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在寻找表达女性气质、实现艺术与生活间的平衡的方式方面，女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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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喆
编辑：方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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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Senzala在巴西是一个具有历史和文化意义的术语，意指该国非洲奴隶制时期盛行的奴隶区或奴隶之家。Senzalas的特点是生活条件恶劣，空间小，卫生条件差，设施不足。在这种环境中，奴隶受到剥削、虐待和非人化。
[2] Quilombo意指巴西殖民时期和非洲奴隶制时期由逃亡奴隶寻求自由和自治建立的定居点。在这里，他们建立起了具有自己规则和领导结构的有凝聚力的社会，亦为保存和发展独特的非裔巴西文化提供了空间。在当代巴西，“quilombo”一词也被用来隐喻地描述抵抗压迫并为社会正义和平等而战的边缘化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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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Caldeira, T.P.R. (2000) City of Walls: Crime, Segregation, and Citizenship in São Paul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aldeira, T.P.R. (2006) ‘“I came to sabotage your reasoning!”: Violence and resignifications of justice in Brazil’, in J. Comoroff and J. Comoroff (eds) Law and Disorder in the Postcolon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102−49.
Caldeira, T.P.R. (2012) ‘Imprinting and moving around: New visibilities and configuration of public space in São Paulo’, Public Culture, 24(2): 385−419.
Holston, J. (2008) Insurgent Citizenship: Disjunctions of Democracy and Modernity in Brazi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