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书 | 《城市、阶级和社会秩序》

发布者:方志伟发布时间:2023-10-09浏览次数:10

Leeds, Anthony. 1994.  Cities, Classes, and the Social Order (edited by Roger Sanjek). 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

“在每一个关键时刻,利兹都试图挑战传统界限,并通过扩大包容范围来调解它们。”这本出版于1994年的作品选汇集了人类学家安东尼利兹(Anthony Leeds)在城市、阶级和社会秩序方面的重要论文选篇。利兹以其在里约热内卢贫民窟和巴西城乡关系方面的研究而闻名,在利兹的生活与研究中,“多元”作为重要关键词贯穿始终,在生活态度上他兼顾社会研究的科学性和人类情感的美学性——论文选中收集了利兹关于民族志和政治灵感的诗歌选集,在研究中他始终坚持跨学科交流以拓宽人类学既有的理论传统,并试图将城市和农村研究纳入复杂社会统一理论体系,研究视角、研究对象的多样性是他的理论研究能够突破既有学科阈限并作出重要理论突破的核心关键。正如在本书中,利兹重构了城市与乡镇、地方与超地方、阶级等概念所“固有的”的本质内涵。

一、“城市”概念新解:将外部性作为参数

何为城市?城市必然如此吗?利兹对城市的解析与我们日常言谈中所谈及的城市有何差别?对利兹而言,城市并非是资本主义社会下单纯的行政区划的名词概念,他试图探究并质疑在“城市”这一术语在其常识性含义之外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的本质核心,对全书概括而言,利兹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对“城市”概念进行了拆解。

在纵向历时的维度上,利兹认为当下对城市的研究大多基于过去几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城市发展的经验,具有经验研究上的视野局限性,倘若关注历史上城市化早期空间和社会阶级的不同组织模式,将有助于思考城市发展演变的可能性。因此,他将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与历史上欧洲封建时期的组织模式进行了对比,提出所谓城市的本质在于功能分化的地方(Localities)、专业化的技术(Specialized technologies)、专门的制度机构(Specialized institutions)这三重专业化的相互作用。从这一界定视角出发,利兹将“城市社会”(Urban society)的历史起源推至一万年前,认为早在人类历史早期即使是极其简单的社会中也存在三重形式耦合的社会组织结构。利兹对“城市”本质的界定方式取决于也同时服务于他的整体主义观念,既然城市的本质是三种专业化的耦合,那么广泛的社会组织形态、社会秩序得以可能则意味着任何城市或城镇都必须是社会整体系统的一部分,并且随着专业化程度的提升,和社会中其他地方的关联必然更加紧密,整个社会秩序便将愈加复杂化。

在横向空间比照的层面上,利兹延续了上述强调“联系”的观念,将各类城市、村镇、社区等不同尺度的空间概念比照思考,认为“所有的聚集形态,从部落村落到大都市,只有作为社会系统内或这种系统中等级水平之间的节点来看待,才能被充分理解”(Leeds,1994:71)。诸如村庄、城镇或城市的核心聚集点(nucleations)永远不能被视作是封闭的系统、单独的实体进行孤立地考察,而应当将之视作在与外部的联系互动中不断变化构成的,即将外部性视作塑造地方内部特征的某种参数。例如对棚户区的研究并不能局限于棚户区内部的种种,而应当意识到棚户区的存在与更大范围的社区、城市、国家之间的关联,即各类外部环境条件对人生存状态的系统性制约导致个体不得不选择移至棚户区生活,由此这些外部性因素对棚户区的内部形态起到了复杂的塑造作用。

与对“城市”研究的批判性阐述类似,利兹对于人类学的社区研究的批判同样沿袭了“将外部性作为塑造地方内部性”的思路,明确指出人类学社区研究的局限性:仅仅关注特定的、具体地方,将之视作一个独立的微观宇宙,研究其内部单独的、微观的地方文化构成,并认为如此这般便能够描述一个总体文化或总体社会。但不将各个地方文化放在更大的统一复杂系统中进行研究,便会忽视了宏观层面的结构性问题对地方的影响。因此,面对人类学的社区研究,利兹首先提倡用“地方”(Localities)概念替换“社区”(Community)概念,破除社区研究的传统概念、方法对研究思维的制约,提倡将对“地方结构”(Local structures)与“超地方结构”(Supralocal structures)的关注相结合,以考察构成地方时的不同层次的结构性权力合作与博弈对地方的影响。地方结构是基于地方内部的历史、文化、地理、人口等特殊性条件形成的高度灵活的组织系统,具有一定的非合理化、非官僚化特征。而超地方结构则是指其组织原则与任何特定地方和生态条件无关的组织系统,以某一种统一的、普遍的组织和操作规范来面对任何地方。超地方结构的构成与影响更多是社会学、政治学等较为关注社会宏观结构特征的学科的关注点,但此类学科强调的结构的普遍性作用力在遭遇特殊地方时,有时却对地方无法发挥显著的作用力,因为一个地方的现实经验是由地方结构与超地方结构共同塑造的。例如,贫民窟内部的犯罪常常难以完全杜绝,是因为其内部有一套应对外部国家或非国家超地方机构干预的办法,诸如使被通缉的物品和材料消失、隐瞒犯罪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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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阶级到节点:重思社会等级的形成

从马克思开始,阶级(class)一直是我们分析社会现实时不假思索地加以使用的概念。在三到六章当中,利兹以农民与中产阶级两个与阶级相关的既定概念为例,分析了他们如何在解释拉美地区的社会时无法生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套以节点(Node)为核心概念的新分析框架。

比如,如果我们深入思考“农民(peasant/peasantary)”这个概念,我们很快会发现它可能拥有的多重意涵:土地劳作者、农民工、乡村无产阶级、原始人等等。当我们未经界定在学术研究中试图使用农民的概念时,我们只是借用了一个通俗用语而为对它做必要的科学界定。并且这种科学界定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如果我们试图赋予一个含混的概念明确的、本质性的界定,我们一定先入为主地为其设置了某种单一的内涵。

利兹考察了围绕着“农民”这一概念的一系列社会角色:乡村无产阶级(rural proletariat)、农夫(farmers)、农奴(serf)等等,其中也包括农业劳作中不同的所有制关系导致的角色:合约工作者(job contract)、租用土地者(tenancy)、土地盗用者(squatting)。利兹为这些角色提供了一个初步的、不严格的意涵界定,这些不同的角色也反映着社会现实中多样的农业劳工形式。这些形式又包括了三个维度:物质生产与生产管理的区分、生产事业规模的区分、角色之间关系结构(其中包括对劳动人口的控制方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与城市系统与城市化过程的关系、不同角色之间的重叠关系、角色的程度差异)的区分。在巴西的可可种植区域,“农民”群体的实际上是广大的乡村无产阶级与庄园主(fazendeiro)根据花销等各方面的衡量控制的各种其他劳动角色(合约工、土地盗用者等等)一同构成的,这些角色之间根据以种植园主人的利益诉求为导向的策略相互转换。这就意味着:我们无法以一个简化的农民/地主模式去分析这一些不同的身份及其变化,这些劳动形式必须在与其他形式的关系中被理解。这不仅是当下巴西种植园的现状,也是历史尺度上整个拉丁美洲的现实:农民一直被分散、边缘化、减少;农业劳动力是以奴隶以及后日的乡村无产阶级、租户的形式为主的。

“中产阶级(Middle Class)”概念遭遇着类似的问题。利兹从概念综述中指出:一个可以界定的、识别的中产阶级必须是一个结构(也因此是功能)意义上的概念。在欧美,种种中产阶级组织的存在标志着这一阶级,它一方面具有一种社会连接功能,一方面位于社会底层与顶层之间的中间位置。而在拉美,并不存在一个拥有几乎所有资源的顶层阶级,也没有一种维系阶级界限的资源阻塞情况。整个拉美社会(阿根廷例外)更像是一个“双阶级”社会:底层的无产阶级被明显地区隔出来,而上层的阶级则由广泛联系、纠缠、流动的不同阶层(rank)组成,这些阶层都至少承担了某项功能,包括社会连接、决议制定、分配等等。这些功能越集中,参与的人数就越少,但没有垄断某一功能的个人或群体。总的来说,在欧美经验中被总结出来的阶级模式都不适用于拉丁美洲。

利兹由此呼吁一套分析框架的革新。他使用“节点(node)”来描述自然出现的社会结构的位置,以区分通过经验材料提炼抽象的社会结构与从理论和定义中直接加以使用的概念。节点可以对应群体、组织,但他们应该是自然在历史里存在的,而不是通过一些标准界定出的。节点内部的组织特点就被称作节点结构(nodal structure),比如节点自我维持的机制(章程(charter)。节点间的联系(Nexus)、其界限(Nodal Boundary)与网络(Nodal Network)也相应地被提出。通过这些概念,利兹将原本“阶级”视角下的社会描述为节点间的动态网络系统,这一系统占用着不同的资源。资源的不同分配、权力等等话题在对节点的描述中便清晰明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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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利兹的城市人类学研究方法论的核心在于:要建立某一个地方与其所在外部环境(城市、国家等)之间的变量关系,将之置于历史的、现实的条件中加以考察,既要能够产生关于地方和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一般化理论模型,也要从中产生描述具有地方特殊性的差异化模型。而针对阶级问题,例子围绕巴西和拉美的作品则都在关照了民族志-社会学材料里的重大问题的同时,在理论上尝试推进阶级分析带来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并提出了一种阶级边界形成与维持的总体办法。利兹的研究根据拉美地区的经验推进了西方源头的分析理论与分析术语。其中,一种通过关联代替区别和界定的分析取向被他大量运用,从而在实际的经验材料中提炼出理论。

利兹的研究具有突破性的重要原因在于,利兹充分发挥多种跨学科研究方法的优势之处,消除了学科建制化带来的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使得面对某一经验性现实时的“提问方式”没有学科思维的禁区,由此对各类似是常识的概念做出再定义,围绕其关键概念形成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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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佳璐、张祁锴

编辑:方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