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mond, M. (2012). Eviction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urban pover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8(1), 88-133.
一、导言
要想在都市安身立命，一个稳定的栖居之所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房价高企的今天，从各地流向都市的人，又有多少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房产呢？租房成了人们必然经历的事件。而围绕着租房，许多问题又接踵而至：高租金、合租关系、房东的监视以及可能发生的驱逐。当一个人的居住权面临威胁，往往也连带着生活机会的消失以及贫困的再生产。这些问题在学术视野的观照下是怎么样的？
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Matthew Desmond以研究租房驱逐事件而为人所知。他的研究重点是美国的贫困、城市生活、住房不安全、公共政策、种族不平等和民族志。他的著作《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困与暴利》对驱逐现象进行了系统性反思。本文推介他在2012年发表于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的一篇论文：Eviction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Urban Poverty（驱逐与城市贫困的再生产）。
Matthew Desmond（图：来自网络）
在这篇论文中，Desmond以定量统计数据与民族志相结合的研究方式，探讨了驱逐与人口流动、城市贫困再生产的关系。同时，这篇文章最大的贡献和亮点在于对性别的关注。他着重探讨了性别因素在驱逐事件中的体现和影响。围绕着密尔沃基穷人的租房驱逐现象，他提出了四个主要问题：
1.驱逐有多普遍?
2.驱逐发生在城市的什么地方?
3.女性受到驱逐的影响是否过大?如果是，原因何在?
4.驱逐的后果是什么?
二、方法介绍
带着这些问题，Desmond深入密尔沃基市开展调查。在定量数据方面，他收集了密尔沃基2003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期间法院下令驱逐的法律记录。此外，他进入驱逐法庭，对2011年1月17日至2月26日期间的每个工作日(除了一个工作日)出现的租户进行面对面调查。在这六周期间，共有1328起驱逐案件被提起。其中的378起案件有租户出庭，这其中的251人接受了采访，应答率为66.4%。此外，在可能的情况下，研究人员以电子方式扫描每位租户的传票和投诉单，或将其内容直接复制到问卷上作为数据的补充。
在定性数据方面，作者以民族志的方式收集数据。他的主要田野报道人是被驱逐的家庭以及房东。他住在密尔沃基一个以白人为主的贫穷社区:格林街移动房屋公园。而在2008年10月到2009年6月，他又住在该市以黑人为主的内城的一套房子里。作者观察了11个驱逐案例，跟随着这些人参与了驱逐的全过程。同时，他与房东和中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研究这类冲突事件、游走于不同的有利益冲突的主体时，如何处理好这种田野关系？作者认为，通过个人的坚持，并且强调自身的研究目标（从不同角度研究驱逐），分享自己能够提供的资源(例如汽车，手机)，他最终得以进入了不同主体的生活。此外，作者还以手写的租金卷、市场租金估计和其他数据来源补充民族志观察。
三、主要发现
经过研究，作者发现驱逐事件在内城的黑人社区较为普遍，而女性明显比男性更多地被驱逐（2倍多）。具体来说，从2003年至2007年间，平均每年有3.5%的密尔沃基租客被驱逐，而在高度贫困的社区，7.2%的租客被驱逐。在黑人和西班牙裔社区，女性租客的平均驱逐率高于男性租客，但在白人社区则不然（白人社区平均每年有1.05%的女性房客和1.14%的男性房客被赶出社区）。在西班牙裔社区，平均每年有2.51%的女性租客和1.16%的男性租客被驱逐。
黑人社区的差异最大，平均每年有5.55%的女性房客和2.94%的男性房客被驱逐。黑人社区女性租户的驱逐率是男性租户的1.87倍，是白人社区女性租户的5.24倍。在2003年至2007年间，每天大约发生16起驱逐事件。几乎一半的驱逐发生在黑人社区。在西班牙裔和黑人社区(而非白人社区)，女性租客被法院驱逐的可能性是男性租客的两倍多。在被驱逐的租户中，黑人女性与黑人男性的比例为1.75:1，与白人女性的比例为6.13:1。来自黑人社区的女性只占密尔沃基人口的9.6%，但在被驱逐的租户中却占到了30%。因此，基于种族和性别的双重劣势，黑人女性群体成为了驱逐事件最大的受害者。
明确了驱逐事件的性别差异，Desmond开始以定性数据分析这种现象。
从支付房租的人群上看，黑人女性是支付房租的主力。相较之下，有能力支付房租的黑人男性更少。许多单身母亲需要独自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即便领取了救济金，但她们的经济能力仍然是脆弱的。单亲母亲家庭约占密尔沃基所有非裔美国人家庭的58%。许多人不能依靠孩子父亲的定期支持来帮助支付学习用品、衣服、食物、医疗保健和其他与抚养孩子有关的费用。为了避免子女抚养费，那些没有监护权的父亲甚至会把钱藏起来，不承担抚养子女的义务。同时，在过去的十年里，福利津贴完全停滞不前。根据作者的统计，如果一名妇女每周工作35小时，也就是低收入单亲母亲的平均工作时间，那么她在1997年至2004年期间每月可以赚到721美元，2005年为789美元，2006年至2008年为910美元(税前)。房价的上涨远远超过了工资的增长，经济上的入不敷出使得她们有可能被驱逐。
此外，她们的收入相对固定，但花费却无法预期：贫困租户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已经用于房租，一笔相对较小的开支——买一双新鞋、乘坐一次出租车就会导致他们入不敷出。许多单身母亲认为，考虑到抚养孩子的责任，她们无法花额外的时间打零工。对于在正规经济中工作的母亲来说，如果加班，她们就要支付更多的托儿费用，因此她们几乎没有从加班中获益。当然，由于她们领取了福利救助金，因此她们还需要参加一般同等文凭课程、生活技能课程、试工、社区服务等活动。凡此种种，加上照顾孩子的义务，使得她们没有更多的时间挣钱。另外，诸如亲人去世、孩子在外闯祸等突发事件，需要母亲额外花费金钱。而调皮捣蛋的孩子会让房东更加头疼。因为孩子的存在，房东将受到政府越来越多的审查，同时孩子还有可能制造噪音、毁坏房屋，因此在驱逐决定中，儿童远不是一个缓和因素，而是一个加重因素。
这样看来，似乎被驱逐的重要原因在于没钱。但真的如此吗？Desmond发现，即便是有能力支付房租，有些女性租客仍然会被驱逐。他从互动模式的性别化差异入手，分析男性和女性对驱逐通知的不同回应。他认为，正是这种回应方式的差异，使得女性更容易被驱逐。
首先，Desmond发现，面对驱逐令，房客的回应方式会影响房东是否下狠心驱逐房客。在一个比较案例中，他发现，由于男性在面对驱逐令时更加硬气、敢于撂下狠话而毫不退让，使得房东准许他延后上缴房租而不被驱逐，但女性面对驱逐令时表现软弱，苦苦哀求下反而让房东更加坚决地驱逐对方。
第二，一些男性租客会以替房东劳动的形式抵扣房租。在证明自己是一个可靠的人之后，他们与房东形成了一种契约：以工作支付租金。然而女性往往不认为自己是一种有能够创造价值的劳动力。唯一的例外是女性可能以性交易的方式换取租金。这使得她们比男性少了一种支付租金的渠道。当然，作者在文中以一个案例说明，在种族的维度下，黑人男性即便提供了体力劳动，也可能是一种徒劳。
第三，女性在面临驱逐决定时，如果她们没能及时解决危机，她们更倾向于东躲西藏，回避与房东的互动。黑人女性的社会网络往往难以给她带来更多的优势资源，与房东正面对抗的女性通常会被贴上粗鲁或越界的标签（女同性恋更容易被讨厌）。Desmond认为性别、种族、阶级等维度决定了一个人的身份，而这种身份又对应着特定的行为方式，使得任何打破常规角色期待的个体都有可能面临无法回旋的余地。例如，一些妇女没有选择躲避，而是通过中间人与房东对质。她们可能会向有关部门举报房东，指责房东的房屋条件存在问题。这大大激怒了房东，让房东下决心赶走这些房客。
Matthew Desmond的代表作《扫地出门》（图来自网络）
总之，Desmond认为，驱逐是由不同地位、性格、互动方式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一个人面临驱逐决定时能采取何种策略，将受到身份的限制。由于女性在性别、种族和阶级等方面的弱势地位，她们在收到驱逐通知后，可供选择的策略比男性更少。因此，她们被驱逐的可能性也更高。总之，在穷苦的黑人社区，驱逐之于女性好比监禁之于男性，这导致城市贫困的再生产。
在文章的最后，作者谈到了驱逐的后果：首先，房客无法再找到体面、付得起的房屋。由于驱逐记录，她们将处于租赁市场的最低端。第二，驱逐让这些人无家可归，四处流浪。第三，由于驱逐，房客的家当无法随身带走，而保存的过程中又可能被丢弃，这进一步导致她们的财产损失。第四，被驱逐的房客无法获得住房项目资格和经济援助。凡此种种，将导致贫困的再生产。从黑人社区驱逐成千上万的妇女不仅导致她们无家可归和贫困，还破坏了社区的稳定，这种破坏本身就与更高的犯罪率和社区混乱有关。驱逐和监禁这两个孪生过程共同作用——黑人男性被关起来，而黑人女性被赶出去——在美国城市中心传播经济劣势和社会苦难。
四、小结
Desmond这篇文章让我们看到住房市场对于某类群体的系统性排斥。以往的研究或政策往往关注住房的获得，并尝试在这个端口促进平等。然而租赁过程中的淘汰事件同样需要许多促进平等的措施。淘汰过程中涉及的性别歧视，又是我们值得关注的焦点。
我们这片天空下到处是可以庇护“广大寒士”的广厦，但它又是如此的等级森严、壁垒坚固，企图排斥一切弱势者。唯有手握足量的钞票才能有瓦遮头且无四处流散之虞。这个难题是世界性的，也是难以破解的。在未来，我们该如何安身立命？对此，社会科学从业者们又能做些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思考和探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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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编辑：方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