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六月，我的爷爷以九十五岁高龄离开了世界。
父亲是爷爷的幼子，我出生时爷爷已经年过七十，自己已需要旁人照顾，我自小住在外公外婆家由他们带大。与我不同，娘娘[1]在离婚前有一个女儿，也就是我的表姐，自小是由爷爷奶奶带大的，只是后来被判给了娘娘的前夫。我常听奶奶说表姐小时候特别爱吃面衣饼，爷爷每天早上都去菜场给她买两大个热腾腾的饼吃，这才让表姐个子长得这么高，而我多半是没吃着饼，这才比表姐矮了一截。
（图片来自网络）
从小到大，我只有逢年过节才会和父母一起拎着各种礼盒去爷爷奶奶家，一声声喊出“爷爷好”、“奶奶好”后再寒暄几句后就跑出去玩了。等爷爷后来年事已高，眼睛花了、记忆也不好了的时候我再喊“爷爷好”时，大多数情况下他拉着我的手喊出的是表姐的小名：
“橙橙来哉——[2]”
我回握住他枯瘦的手，代替比我更少有机会来见他的表姐应下这声呼唤，爷爷走之前我与他的最后一面也没有例外。
在爷爷出殡的那天，我因为孙女的身份，需要捧着遗像走在整个队伍的前端。沉重的木质相框被交到我手中的时候我回头寻找表姐的身影——她因为悲伤而佝偻着，淹没在长长的队伍末尾。
一瞬间，不解、愧疚、悲伤等等情绪涌上心头，我在心里问自己：
为什么是我捧遗像？为什么不能是表姐？爷爷更希望由我们谁来？
但一切的问题最终也只是被我埋在了心底。相框沉甸甸的，除了我对爷爷的情感，似乎更多的是一份沉重的责任和义务。
一年过去，回望这段经历与当时的思绪，我似乎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我与爷爷、表姐与爷爷，看似都是相同血缘关系下同样血浓于水的亲人，但正如Janet Carsten所说的，亲属关系未必能够直接由生物性的血缘所构筑，或者说这种血缘构筑得到的关系强度和韧性实际上并不能成为支撑亲属关系的最重要基础。亲属关系不是一种先验的关系，而是需要在日复一日的共同生活、共同陪伴和相处中，在日常生活的微观实践中，在各种“相关性联结”（Relatedness）中被逐渐加强和确立起来的。正如我从未吃到的那一个个热气腾腾的面衣饼，它们不仅仅帮助表姐一天天地长高长大，更在她与爷爷的生活实践中，为他们之间的相关联结性注入了微小却强大的能量。
然而，这种实践性的、联结性的亲属关系尽管在日复一日的生活连续体中承担起了亲人之间互动的重要基础性作用，但当平静被打破、连续出现断裂，实践性的亲属关系却难以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各种规范性价值体系中得到承认。相反，在父系继嗣制度、传统风俗习惯的文化强大制约力量下，能够在仪式性前台得到合法性认同的，是一种血缘性与制度性（或称象征性）亲属关系的结合——在继嗣制度下，我是“孙女”而表姐是“外孙女”，内外有别的制度规约对亲属关系的亲疏进行了清晰且不容置喙的划界；在法律制度下，表姐被法院判给了娘娘的前夫，更进一步地剥离了她与爷爷、与“我们家”的紧密联结。
在日常生活连续体的断裂之处，实践性、联结性的亲属关系被文化和制度的强力所暂时压抑，但其强大的情感联结为其在仪式“后台”的持续运作保留了空间。表姐的悲伤溢于言表，周围的亲戚在葬礼结束后也纷纷前来安慰，并回忆起她小时候与爷爷的点点滴滴。相较而言，他们对我的宽慰更多的是一种仪式性和礼节性的举动，这与我从小错过的面衣饼别无二致，也是我注定要与表姐差上的“一截”。
我没能有机会在小时候尝到热腾腾的面衣饼，却在最后一程捧起了沉甸甸的相框。即使是人身后之事，也仍然难逃文化之网的裹缚。文化之网下的死亡事件，将以往缠绕在一起的生物血缘性、实践联结性和制度象征性亲属关系层层分剥，凸显这些、压抑那些。但不论如何，我仍然坚信日常实践基础上的联结能冲破这张大网，还原最真实与动人的情感。
捧着沉重相框的我，似乎只是和之前的无数次一样，作为表姐的替代，应下了一声呼唤。只是呼唤的源头不是爷爷，而是具体的“人”之外的更多东西。
我想只有站在队伍末端、高高的表姐，才能真正听见爷爷的呼唤。尽管队伍里的我们都没有听见，但她一定亲口答了那一句：“橙橙来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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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高修娟，2014，《前台与后台：皖北农村“养老-送终”活动中的性别权力景观》，《妇女研究 论丛》第2期。
Carsten Janet 1995,“The substance of kinship and the heat of the hearth in American”,Ethnologist 22(2).
[1] 苏州方言，即“姑姑”。
[2] 苏州方言，即“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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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韫琦
编辑：方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