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18日下午14:00，第一期医学与社会科学青年沙龙如期在复旦大学邯郸校区文科楼1029举行。本期沙龙共有十余位沙龙成员参与，学术顾问潘天舒教授、杨锃教授出席。沙龙由梅笑副教授主持，主要分享人为姚灏医师。
图一 梅笑副教授主持沙龙
沙龙伊始，梅笑副教授代表沙龙主办方欢迎各位成员的到来，并期待各位医生、社工、学者、编辑和同学们能够在沙龙中各抒己见，深入探讨医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领域，为彼此提供更多的学术启发和思维碰撞。随后，梅笑副教授引出本期沙龙分享人姚灏医师。
姚灏医师分享的题目是《“松绑！松绑！”：精神科病房里的约束保护、风险管理与人本照护》，这次分享主要是基于他作为精神科医生的临床观察与思考。姚灏医师首先分享了他自己在临床工作中面对患者被约束所经历的内心挣扎，从而引出了约束保护的定义和类型。约束保护是精神科常用的出于保护患者或他人安全目的的操作，可以分为物理约束、机械约束、化学约束、环境约束（隔离）等四种类型。虽然约束保护是为了保护患者免于自伤或伤人的风险，但是围绕约束保护却存在着诸多伦理上的争议，细究起来它与医学伦理的四大基本原则——尊重自主权、有益、不伤害、公正均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冲突。
图二 姚灏医师分享现场
此外，姚灏医师也梳理了国际上对于约束保护的反对意见，强调从上世纪60年代“反精神病学”运动以来，约束保护就始终是精神卫生服务改革绕不开的问题，而对于患者自主权的重视也逐步经历了由边缘走向主流的演变过程。随后，姚灏医师梳理了国际上有关约束保护的规定，包括联合国《保护精神病患者和改善精神保健的原则》、欧盟《关于保护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权和尊严的建议》，也比较了美国、德国、中国等不同国家在法律上对于约束保护的态度的差异，同时逐一阐释了世界卫生组织《社区精神卫生服务指南》所强调的“尊重法律能力（Respect for legal capacity）”、“非强制性做法（Non-coercive practices）”、“参与（Participation）”、“社区融入（Community inclusion）”、“复元模式（Recovery approach）”五项基本原则的具体意涵。
图三 沙龙现场
我国法律虽然对于约束保护也进行了规制，但是相对于西方国家，国内约束保护的使用率仍然较高（我国约束保护的使用率达27.2-51.3%，而西方国家仅为3-20%）。基于国内外规定的对比、相关政策的梳理以及临床实践的观察，姚灏医师认为，导致国内约束保护使用率较高的原因可能包括如下几点：第一，医务人员对于约束保护背后的伦理困境缺乏足够重视，最少限制原则却得到足够强调；第二，临床实践中存在许多“模棱两可性”，对于风险的厌恶导致在许多“模棱两可”的时刻倾向于采取保守措施；第三，对于精神科部分老年患者进行约束，虽然可以起到保护的作用，但是却忽视了生命的质量，就好像“照护”的任务之一只是在于维持作为生物学事实的“裸命”；第四，医生所经历的社会化导致了习惯化，人们已经习惯了约束保护在精神科的使用，不加批判地接纳；第五，对于中低收入国家照护质量的过低期待也容易滑入Paul Farmer所批判的“临床虚无主义”——即不能奢望中低收入国家的照护接受者享受到高收入国家的照护条件；最后，虽然约束保护是治疗环境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医疗领域的唯技术论却导致治疗环境等属于医疗的“软”的那部分未受到足够重视。姚灏医师最后强调，精神健康照护不等于症状控制，更不等于风险管理，最终还是回归到以人为中心的人本照护（person-centered care），要想提高精神健康照护质量，就无法回避对于约束保护的探讨。透过精神科病房的约束保护这一案例，姚灏医师提出：我们要充分理解并尊重亲历者的主观体验，包括亲历者在住院期间对于约束保护的感受，由此出发改善精神健康照护质量；要加强医学伦理发展与医学伦理教育，提高医务人员的伦理胜任力，让医务人员充分认识到约束保护背后的伦理困境；通过法律等手段，明确最少限制原则，加强对约束保护措施的规制与监督；加强医务人员培训，提高降级技术及其他替代性措施（如：Six Core Strategies）的使用能力。
图四 张青老师回应
在姚灏医师的主题分享后，沙龙成员、学术顾问以及现场同学积极参与讨论，具体就约束保护的伦理问题、社会风险相关的理论问题、相关的医学教育与培训问题、患者的人权问题进行了深度的、跨学科的探讨，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与意见。 第一期医学与社会科学青年沙龙沙龙在轻松又热烈的氛围中结束，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沙龙的分享与讨论，共促医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研究和学科发展！
图五 部分沙龙成员合影留念
整理&编辑：何太皓
摄影：张 冀 何太皓
审核：姚 灏 潘天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