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父岳母真难当》（法语片名为Qu'est-ce qu'on a fait au Bon Dieu?）是2014年上映的一部集中表现多元文化冲突的法国喜剧电影。该影片讲述了一个信仰天主教的传统法国资产阶级家庭的故事，主人公韦纳伊夫妇有四个女儿，三个女儿分别嫁给了三个法国移民——以色列的犹太教徒、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教徒和中国人。于是韦纳伊夫妇将希望寄托在小女儿洛儿身上，希望她能够嫁给一个纯正且信仰天主教的法国人，然而洛儿却带回了来自非洲科特迪瓦的夏尔。电影展现了跨文化婚姻家庭中一种较为极端的模式，通过将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族裔的个体戏剧性地聚集在同一个大家庭中，以幽默讽刺的手法展现了跨文化婚姻缔结过程中产生的碰撞和弥合。
Kinship Diagram
本文将以这一影片作为背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跨文化婚姻进行分析，了解基于亲属关系的群体，从而更好地理解社会。重点聚焦于四个方面，首先，文章通过分析不同宗教、族裔等社会背景下的婚姻规则和内婚制(endogamy)，对跨文化婚姻的缔结进行解析；然后，从族裔中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角度出发试图理解跨文化婚姻下由于宗教、族裔文化差异和刻板印象等可能导致的冲突与碰撞；接着，结合道义互惠的社会功能展现跨文化婚姻中的碰撞何以弥合；最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跨文化婚姻作为一种家庭形式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文章试图对跨文化婚姻中的亲族关系和文化融合做一些反思。
（一）跨文化婚姻的缔结：婚姻规则与内婚制
文章重点分析基于婚姻的缔结而形成的姻亲关系，讨论的婚姻形式主要是一夫一妻制。婚姻规则指地区的社会规范将某些社会群体或类别的成员确定为潜在配偶，并将其他群体或类别中的成员指定为没有结婚资格。更具体地来说，内婚制要求婚配双方必须同属于一个社会集团（Kalmijn，1998）。这是很容易理解的，《生育制度》中说道在家庭里人们需要全面地合作，整体地生活，因此观念上的相同必须有相同的经验基础（费孝通，2022，第四章）。由于没有两个人的经验基础完全相同，因此只能通过内婚制尽量达到一致。这种社会集团的划分可能与血缘、宗教信仰、族裔、等级、社会阶层等有关。
三个女儿婚礼中韦纳伊夫妇的表情变化
在这部影片中最突出的就是韦纳伊夫妇对小女儿能够嫁给一个正统且信仰天主教的法国人的热切盼望，得知四女婿是天主教的欣喜若狂和后来知道对方是非洲人的震惊与痛苦形成了鲜明对比，片名就来自韦纳伊夫人的一句台词“我们到底是怎么得罪上帝了？”。与此同时，异族通婚(interracial marriage)有时是被禁止的。伊斯兰教的婚姻禁忌中认为结婚男女必须都是穆斯林，在以色列，正统犹太教则将严禁异族通婚列为宗教法律（Jawad&Elmali-Karakaya，2020）。影片中犹太教女婿也表达了父母对于自己娶了法国的天主教徒很难接受。另一方面，不仅仅是宗教，个体的私人经历也与历史条件的形成有关。夏尔的父亲一开始知道儿子要娶法国人为妻时，因为法国对非洲的殖民和侵略表现出极度地排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跨文化婚姻缔结，充斥着复杂的宗教、族裔甚至是历史问题使得跨文化婚姻注定充满了碰撞。
（二）跨文化婚姻的碰撞：族裔中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解释
文化是用来解释和分析人类行为的重要工具。美国人类学家Boas提出文化相对主义，认为要了解和认识某种文化，必须从这种文化自身的价值和信仰入手，而不是采用其他文化的标准。在一种文化中被认为是正确的伦理实践，在另一种文化中就可能是错的。在影片中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宗教信仰不同导致的文化差异。许多宗教都有正式的道德准则，禁止某些行为，同时提倡其他类型的行为（Lucassen& Laarman，2009）。涂尔干认为宗教通过确保人们定期确认共同点和价值观，具有凝聚社会的功能。婚礼作为一种标志着一个人从单身到已婚的过渡仪式，在宗教仪式中占有重要地位（Kalmijn，2004）。法国规定了天主教徒在教堂结婚，而与非天主教徒结婚只能在市政厅结婚，这使得虔诚的天主教教徒韦纳伊夫人始终无法在教堂举办女儿的婚礼。另一个宗教文化差异的例子是不同宗教的割礼文化，以色列犹太教要求大部分健康的男性婴儿会在出生第八天后进行割除包皮手术，阿尔巴尼的伊斯兰教则要求在六岁时进行。割礼文化的不同使得大女婿和二女婿在家庭聚会上激烈争吵，试图证明自己的文化更“优越”。此外，在给孩子们介绍马厩里的耶稣时，韦纳伊夫人说耶稣就是上帝之子，而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女婿在岳母离开后改口告诉孩子们“外婆说的有点夸张了，他只是个先知”。
另一种文化差异导致的碰撞来源于涉及衣食住行的习性及偏好。人类学家强调文化在构建人们习以为常的所谓本性时，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文化涵盖了人的整个生活方式，就食物而言，韦纳伊夫人在准备家庭聚会时往往需要准备犹太（Kosher）、清真（halal）和中国三种口味的火鸡。中国女婿本想做中国菜，但由于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饮食戒律不得不将猪肉换成鸵鸟肉，结果被大家吐槽肉质太干无法下咽。在设计婚礼的菜肴时也引发了争执，夏尔的父亲坚称法式西餐“白人的菜里可吃不到什么东西”，僵持之下决定主菜用非洲菜，前菜用法国菜。此外，不同文化的使用的语言也会导致沟通的障碍。在影片中夏尔一家虽然都会说法语，但是在说“姜汁”一词的时候夏尔妹妹使用了地道的非洲词语“gnamakoudji”，而非法语中常用的“gingembre”，使得克劳德只能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朱勇、成澜，2017）。在服饰方面，夏尔的父亲为了让韦纳伊先生难堪第一次见面选择了穿非洲长袍。
三个女婿堆的雪人，象征犹太人的小圆帽，象征中国人斜向上且细长的眼睛和象征穆斯林的胡子
此外，更容易导致冲突的是对不同族裔的刻板印象。法国作为一个移民众多的国家，影片中的这种刻板印象屡见不鲜（Berjot et cl.，2011）。中国人被认为是准时的，爱奉承的和善于计算的，面对他人的指责只会保持沉默；法国人被认为是胸无大志、有批判精神和抱团主义的；来自阿尔及利亚的移民总被与犯罪和穆斯林的罩袍联系在一起；以色列人则被与经商和小圆帽联系在一起。任何的种族歧视言论，反犹主义在影片中都会马上引发激烈的争吵，刻板印象不仅是引发争吵的主要原因，而且往往还会成为攻击对方的工具。
此外，造成冲突的原因还可以结合历史政治经济遗留问题来理解。米尔斯认为涉及个人的事件反映了更大的社会问题。法国与非洲在历史上的殖民冲突问题也是导致韦纳伊先生与非洲亲家最开始不可调和矛盾的原因之一。可见无论是不同宗教信仰，还是不同的生活方式，抑或是社会环境中存在的刻板印象，都使得跨文化婚姻面临着挑战。
（三）跨文化婚姻的弥合：道义互惠下的亲族关系
即使宗教、文化、社会环境的差异使得跨文化婚姻面临挑战，主人公们基于浪漫爱情依然选择缔结婚姻，因此更需要融合（Torngren et cl., 2016）。在这个过程中，亲族关系中的道义互惠为弥合这种文化差异导致的冲突创造了机会。莫斯认为交换是定义社会团结的基本要素。道义互惠作为一种交换形式，指产品、礼物和物品在个体间的来回传递。其目的包括通过分享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建立、维护和加强关系以及获得他人为自己制作的产品。互惠的类型包括三种，广义的互惠是不太看重物质利益，提供物品或服务的人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回报，这在所有社会的家庭中普遍存在；平衡互惠指捐赠者期望获得价值大致相等的回报，第三种则是消极互惠（Sparrow & Linden, 1997）。
在影片中一开始家庭聚会的气氛剑拔弩张，饭桌上总能发生因为刻板印象导致的争吵。然而随着家庭中道义互惠的增加，家庭成员的关系得到了缓和。例如，吃完饭后在银行工作的中国女婿主动提出可以为犹太教女婿的生意犹太有机食品争取投资，三人逐渐其乐融融甚至一起堆起了雪人。后来韦纳伊夫妇为二女婿提供一欧元即可买下的工厂，为三女婿提供银行的工作，为四女婿收买剧院以使剧院聘请他，这也是一种广义的互惠，以维护和女婿们的关系，最终女婿们决定不搬离法国。而在韦纳伊先生在与非洲亲家商量婚礼的费用应该怎么负责时，一开始双方气氛剑拔弩张，非洲亲家扬言自己不会出一分钱，到后来两人成为好朋友，非洲亲家主动提出回到非洲后把支票寄到法国，可见这种平衡互惠的发生与二者关系的紧张与缓和是密切相关的。正是在一系列的道义互惠中，这个跨文化大家庭中的成员关系得到改善，弥合了宗教和文化差异造成的裂缝。
（四）跨文化婚姻中亲族关系与文化融合的反思
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认为个体的生活是由历史和社会力量塑造的，个人几乎没有控制权。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跨文化婚姻可能变得越来越普遍。全球化加速了文化的传播，通过共享和习得文化，具有共同经历的群体团结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个人有着更多的自主权来规划自己的生活，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实践。正如在影片中，为了使家庭和谐，三个宗教信仰状态不同的女婿都和岳母一起去天主教教徒祈祷，并投入地合唱。
三个异教徒女婿在天主教教堂祈祷合唱
这里不再是关于正确的信仰(orthodoxy)的讨论，而是关于正确的做法(orthopraxy)的讨论，在宗教的仪式中传达的参与者的文化信息更多地展现出一种社会承诺和社会关系。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求同存异，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作者：复旦社会学 王紫璇
编辑：复旦人类学 方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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