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sarino, Letícia 2015. Brazil as an Emerging Donor in Africa’s Agricultural Sector: Comparing Two Projects, Agrarian Sou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Centre for Agraria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for South, vol. 4(3), pages 371-393, December
缘起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学家越来越多地被邀请参与国家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和援助机构的项目设计、评估和评价，发展人类学（The Development Anthropology）也成为人类学中重要的一个领域之一。但是正如著名人类学家阿图罗·埃斯科瓦尔（Arturo Escobar，1991）批评指出一些从事发展工作的人类学家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复制现代化和发展的话语。许多人类学家开始从本地人的角度出发，重新思考发展项目带来的影响，形成了针对发展的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development）批判导向。然而也有学者注意到，大多数研究文献主要由来自所谓的北半球国家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人类学家完成的，其研究主基于南北分界。本文作者Letícia Cesarino则关注到近几十年新兴的非北方国家的援助项目，即正在成为一种趋势的南南合作。通过对巴西在非洲的两个农业项目的实地调研以及相关文献分析，作者认为‘南南合作’这一术语概念是异质的，其所依据的南北关系本身是不稳定和多变的，同时在其实践过程中也充满着不确定性。
本文作者Letícia Cesarino目前是圣卡塔琳娜联邦大学(UFSC) 人类学系和社会人类学研究生项目 (PPGAS) 的副教授。2013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人类学博士学位，研究兴趣包括科技人类学、数字人类学、经济与发展人类学、全球化和后殖民研究。
全球南方（The Global South）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出现“北方”（也称为“第一世界”）和“南方”的概念以及其对立，其提出主要因为原先所使用的“第三世界”所包含的国家发生了变化。关于‘全球南方’这个概念，应该在全球化或全球资本主义的更广泛背景下理解它，而不是拘泥于单纯的地理学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与富国和穷国之间的经济划分有关。“全球南方”一词在其历史背景下的出现构成了一个有趣的过程，它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并且生产着政治影响。（Andrea，2015）
图1代表人类发展指数类别的世界地图（基于 2019 年数据）
南南合作：一个情境谱系
在第一部分，作者回顾了南南合作的历史。尽管南南合作泛指全球南方，但是其中国家的驱动因素和背景并不相同，南南合作不存在单一的历史谱系，所以本节主要介绍巴西经验。
南南合作是相对于此前广泛存在的北方发展援助而言，主要是指原先作为发展合作受援国转变为发展合作提供方。原先的北方发展援助主要以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为代表。随着去殖民化的进行，原先的援助接收者开始以自治国家的身份在彼此之间建立起合作关系。
随着亚非各国逐渐实现独立，原先的政治考量让位于经济发展，南方国家形成更大的集团希望进行发展合作，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七十七国集团（G77）就是突出代表。同时，巴西、中国和其他国家强调，其在全球外围发展轨迹中积累的知识和技术比北半球国家提供的知识和技术更适合南半球其他国家（Mawdsley，2012）。事实上，这也意味着他们正在重新定义第三世界。西方的现代化理论预设只有一条发展轨迹，将自身放置在现代化的顶端，把非西方的其他地区同质化和次等化（Escobar，1995；Ferguson，1994）；而新兴的合作提供者们则并不认为自己处于领先地位，认为正是他们的“底层专业知识”（Mawdsley，2012）使他们成为比美国和全球北方其他国家更好的捐助者。实际上，南南合作背后的大部分动力恰恰源于它们在西方倡导的国际治理和发展机构中历史上的边缘地位。
尽管南南合作的自我表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反对北方发展援助的主张，但它们无法避免在北方霸权下巩固的全球机构的范围内展开，特别是联合国，也包括其他论坛作为世贸组织。南南合作的一个共同里程碑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该计划为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TCDC）制定了监管框架。对于巴西来说，所进行的合作很大程度上是依赖联合国机构来进行的。巴西合作署（Agência Brasileira de Cooperação）本身是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帮助下创建的，在后续巴西作为合作提供者的过程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事实上在全球联系中，‘南南’和‘南北’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对立关系，作者通过他的论述告诉我们新兴捐助者与更广泛的国际发展机构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多维、矛盾和政治化，北方发展与南方合作之间的对比并不是决定这种关系展开的条件。
合作实践的异质性：比较两个发展项目
在第二节中，作者对 EMBRAPA 目前在非洲大陆实施的两个项目进行比较，认为这种比较将表明南南合作的实践可能实际上是充满异质性的，并且其与官方言论的脱节。
巴西和非洲在农业领域的技术合作被认为前景广阔，因为这两个地区的环境相似，而且巴西拥有在农业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成功故事”。通过“热带农业”这一话语，合作者强调“这两个地区是天然的合作伙伴，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联系以及相似的地质和气候条件。”由于这些共同的条件，巴西的技术很容易适应非洲” (World Bank & IPEA, 2011, p. 10)。而 EMBRAPA是关键，被宣传为巴西相对于其他援助者的优势。但是在实践中实际上充满着与官方话语的不一致。
西非的 C-4 和莫桑比克的 ProSAVANA是 在非洲大陆的两个项目，都是在2000年代中期构思的，当时正是卢拉总统推动南南合作的高潮时期。两者都源于外交和政治高层的沟通，C-4是源于与C-4集团（马里、布基纳法索、贝宁和乍得）之间的谈判。当时马里总统阿马杜·图马尼·图埃和布基纳法索的布莱斯·孔波雷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谴责美国不公平的农业补贴对其本国棉花行业造成的有害影响（ Compaoré，2003）。出于同样的原因，巴西外交官和棉农在世贸组织上也与美国展开了争论。EMBRAPA 实施的技术合作项目为加强C4与巴西的关系创造了机会。而ProSAVANA则不同，它和两个国家有关，分别是日本和莫桑比克。21世纪初，日本才开始将其官方发展援助（ODA）从拉丁美洲和亚洲转移到非洲，同时他的捐助模式越来越依靠三角的南-北-南计划（Funada-Classen，2013a）。莫桑比克与巴西有某些共性，如气候和语言，巴西成为了三角中长期存在的亚洲伙伴和非洲国家之间的调节者。这也是两个项目关键区别之一，C-4是完全有巴西实行的双边关系， ProSAVANA则是一个三角伙伴关系，包括北方捐助者。同时，该项目是以巴西和日本之前的合作（PRODECER日巴西塞拉多斯发展合作计划）为蓝本进行的。
存在的问题
出现了空白：项目涉及到的各方和运作方式之间存在脱节。Fingermann 基于在莫桑比克进行的四个月的实地研究对认为该项目早期阶段的特点是所涉及的各个个人和机构参与者的目标和运作方式之间存在一些脱节，以至于许多人在实践中将其视为两个独立的双边项目日本-莫桑比克和巴西-莫桑比克。(Fingermann, 2014)
受捐者对巴西不提供直接财政支持的不满。巴西南南合作的总体方针是，巴西并没有将自己定位为捐助国，所以不提供财政援助。这本应鼓励受益人拥有项目所有权，但实际上，受益人习惯于从传统捐助者那里获得直接付款，而且他们确实在实践中对巴西人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事实上，巴西的合作会屈服于向受益人提供工资补充的做法。
资源转移：在实践中C-4项目与其说是一个技术转让企业（迄今为止尚未直接或系统地向棉农转让种子或其他技术），不如说是四个合作机构为适应巴西技术而进行的合作研究。而 ProSAVANA项目饱受争议的一点是因为将私营企业纳入到了项目中，项目的真实意图和潜在影响充满了争议。特别是在莫桑比克全国农民联盟于 2012 年发表声明之后，直截了当地谴责该项目是掠夺土地（Fingermann，2013 ；Funada-Classen， 2013b)。
充满了不稳定性：巴西的外交政策方向、参与管理和实施南南合作项目的机构的目标和运作方式、政府内外其他部门（例如私营公司、农民）的利益关系可能存在相当多的变化。部分原因是巴西南南合作的制度架构松散、缺乏明确的合作政策以及项目预算较低。这导致巴西合作项目的不稳定性和异质性。
最后作者总结到，尽管出现在国际发展舞台上的南南合作是对北方援助霸权的公然挑战。它通过挑战后者在向非洲和其他地区的世界最贫穷国家提供发展合作方面的有效性、中立性和垄断性来实现这一目标。然而仔细研究其中的案例会发现，这一挑战的一致性和力量可能因南南合作运作的多个层面而异（Cesarino，2014）。当人们在一般官方话语和特定项目实施之间，或者在国内和国际维度之间移动时，会出现一种更加矛盾的政治。
作者：杨如冰
推介：方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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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Cesarino, L. (2014). Antropologia multissituada e a questão da escala: reflexões com base no estudo da cooperação Sul-Sul brasileira. Horizontes Antropológicos, 41, 19–50.
Escobar, A. (1995).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scobar, Arturo. “Anthrop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Encounter: The Making and Marketing of Development Anthropology.” American Ethnologist 18, no. 4 (1991): 658–82.
Fingermann, N. (2013). Os mitos por trás do ProSAVANA, IDeIAS, Boletim, No.49. Retrieved 30 October 2015, from http://www.iese.ac.mz/lib/publication/outras/ideias/ideias_49.pdf
———. (2014). A cooperação trilateral brasileira em Moçambique—um estudo de caso comparado: O ProALIMENTOS e o ProSAVANA (PhD Dissertation). São Paulo: Fundação Getúlio Vargas.
Mawdsley, E. (2012). From recipients to donors: Emerging powers and the changing development landscape. London: Zed Books.
World Bank, & IPEA. (2011). Bridging the Atlantic: Brazil and Sub-Saharan Africa—South-South partnering for growth. Washington, DC and Brasília: World Bank and IP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