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kkelsen,H.H. 2017.
American Ethnologist,vol.44,no. 4, pp.646-656.
这篇论文发表于去年11月权威期刊《美国民族学家》。作者为来自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人类学系的Henrik Hvenegaard Mikkelsen。在文章开篇作者引用英国精神分析学家亚当·菲利普（Adam Phillips，2002）的观点：人们倾向于将自己未实现的潜能视作一种损失，这种损失指的是人们原本可能可以做到的事情，可能出现的事件，或者曾经有可能出现的能够让人从中吸取教训的经验。在这种逻辑下，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曾经可能成为的样子的总和，同时也是我们人生中那些未实现的潜能的总和。从人类学的视角应该如何解读这种观念呢？“未实现”的部分如何影响和结构化人们看待自己和他人的方式？这个问题是一个重要的人类学质询，因为它直接指向如迈克尔·赫兹菲尔德（2001）所说的“常识”（common knowledge）所包围的社会生活领域。此外，在西方自我发展作为道德需求的范式之下，“未实现”作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与全球化话语之一的新自由主义密切相关。新自由主义描绘了一幅主体是自由的、自主的、自我约束的行动者的图景，但这种自由被框定在高度道德化的、长达一生的自我成长的要求之中。今时今日，主体被强迫追求自我实现，不断发展出更好版本的自我（Rose 1999：87）。
作者在一次媒体访谈中，基于自身的田野经历，讨论了部分无法认同“积极老龄化”的丹麦农村老年男性的生活。访谈记录发表在丹麦报刊上后，引发了许多拥有类似经历的读者的共鸣。许多人给作者写信讲述自己的个人生活故事，同时表达了公众、媒体、企业和亲朋好友对于“健康生活”的特定观念给自己带来的舆论压力。这反映了在丹麦个人和健康宣传紧密关联的社会现实，以及在健康专家鼓励特定形式的“快乐”下，自我实现成为一种道德要求。作者提出，“愉悦”/“快乐”的反面并非痛苦、悔恨或不满，而是一种被动的状态，也即：尚未实现的潜能。而作者写作此文的主要目的正是以人类学的批判视角，探讨在丹麦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福利政策下“尚未实现的潜能”的政治。
丹麦是一个高福利国家，当前政府的健康宣传话语倾向于帮助个人识别、挖掘和实现他们在健康、快乐和愉悦上的潜能。在丹麦政府与国民之间，“潜能”既是一个概念，又是用于构造社会干预的方式。在“潜能”的语境下，丹麦国民被政府视为在特定形式干预下就能不断产出新东西的对象。19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改革和经济自由化取得了丹麦政府的坚定支持。新自由主义泛指在自由市场中执行经济和社会策略的政策改革。新自由主义具有两面性，既寻求自由市场的扩张，又强化了公共部门通过经济刺激引导个人行为的能力。在公共医疗领域，新自由主义鼓吹个人是能动媒介，可以自主地掌控自己的健康状况（Rose，1999）随之而来的“健康主义”指的就是在健康领域注入道德观念，并把追求健康作为意识形态实践中的一部分。类似地，新自由主义也被视为西方国家中对成功的、健康的、积极的老龄化追求的驱动力，因此退休后的生活也被重构为自我实现，积极体验的新机会。在老龄化趋势明显，国民预期平均寿命的西方福利国家，“良好的老龄化过程”也成为了生物政治工程的关键环节。
作者指出在丹麦和其他欧洲国家，健康是一个被高度道德化的领域。丹麦的福利政策基于平等主义和人人准入的原则，同时去中心化的改革也意味着由地方政府负起照顾老年群体的责任。地方政府所组织的各种老年居家照护项目和各种健康项目都意在防止“社会隔离”、“孤独终老”、“社会退行”等现象的出现。丹麦健康项目也趋向于强调“选择”，也即鼓励个人作为消费者，为自己的健康负责。作者在田野中接触到的理疗师和媒体、NGO组织等一样，认为老年人需要追求“快乐”，由于并不是所有的老年人都能意识到自己身上存在还未释放的潜能，所以需要他们帮助老年群体从消极被动的状态中走出来。
在这种主流论调下，作者旨在还原那些在这种情境下“失声”的，也即那些没有以政府所期望的“恰当”方式追求快乐、进行福利消费的老年群体的生活图景。作者首先指出医疗护工的实践中同时存在这样的矛盾，一方面，他们倾向于将老年人看作是拥有“自由意志”的群体，另一方面又认为他们对自己的潜能一无所知。有的护工甚至将部分老年人隐藏自己一些小疾病的行为形容为“欺骗政府”。但也不是所有护工都对老年人存在此类负面的刻板印象，很多护工都对自己的日常工作感到骄傲并充满热情。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同样持有类似的观点：每个人都存在“生活”的潜能，也就是去体验快乐，减少痛苦，同时积极地社交。虽然什么时候开始“好好生活”都不算太晚，但帮助人们完成自我实现似乎是一件非常迫切的事情。在这样的观点之下，似乎没有人顾及老年人自身的想法。
作者在文中将自己的田野调查对象称呼为“不情愿的报道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并不渴望追求快乐、自我实现或者被认为是积极老龄化所包括的各项活动。他们倾向于独居，在日常生活中维持着最低程度的社会交往，对于融入当地政府所组织的各项健康项目和活动，比如体育运动、回忆小组、老年聚乐部、节日聚会和短途旅行等不感兴趣。面对护工提出的外出社交的要求，作者熟识的田野报道人会直接指出，“这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你们”，从而对“追求快乐”这种单一却道德化的论调发出抵抗。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内化了关于“未实现的潜能”这种看待生活和自己的方式。80岁的尼尔斯在向作者讲述自己过去一生的经历时，不自觉地使用“假如我没有……”、“一切可能会不同……”这样的短语。尽管他拒绝护工让他外出接触更多人的提议，但他同样内化了把未实现的一切视作“损失”的观念。在尼尔斯早年生活中未做出的选择，未走上的道路，未实现的潜能，都成为诱使他现在变得更加“积极”的依据。这个田野案例呈现出丹麦国民日常生活中的道德政治，那些没有表现出对追求快乐和释放健康相关潜能的群体都会被打上有道德缺陷的烙印。一位护士多尔特在访谈中说，“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什么时候开始追求快乐都不算太迟。”在多尔特看来，追求快乐的潜能延伸至人类存在的最后阶段，而她自己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别人将这些潜能变为现实。
然而，“愉悦”和“快乐”是复杂的概念，并非道德无涉，而是与权力密不可分。当前关于潜能的政治也是关于希望的政治，它将个人的生活延展成为无尽的未来。
作者再度引用亚当斯·菲利普所指出的重要一点，在这种话语逻辑下，我们所想象的自己本来可以过上的生活，成为了比我们度过的真实生活更加重要的事情。
复旦人类学 陈若云 推介
潘天舒 裴阳蕾 编辑
参考文献：
1.Herzfeld, Michael. 2001. Anthropology: Theoretical Practice in Culture and Society. Malden, MA: Blackwell
2.Phillips, Adam. 2012.Missing Out: In Praise of the Unlived Lif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3.Rose, Nikolas. 1996. Inventing Our Selves: Psychology, Power, and Personho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9. Governing the Soul: The Shaping of the Private Self. London: Rout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