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ster, G. (1965) ‘Peasant Society and the Image of Limited Good’,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7:293–314.
著名人类学家福斯特（Foster）在这篇发表于顶级期刊《美国人类学家》（1965）的经典论文中，提出一个与当时流行于学界的“贫困文化”平行呼应的观点，即：不管是墨西哥还是南欧的小农生产者，其世界观与地球上其他地方的农民极为相似，可以用一种“有限物品的意象”模式来加以概括。身处物品稀缺情境中的农民大都深信：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不光数量有限，而且始终是在一种供不应求的状态之中。福斯特认为：在农民的信仰体系和想象空间里，诸如富裕、爱情、健康、鲜血、地位、财产、荣誉和友谊这类道义和物质层面上的好东西，有着固定不变的存量。也就是说，在特定的地方社区范围内，任何个体或者家庭通过勤劳苦干来改善自身经济福利的努力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你一人或一家致富的所得，是建立在邻家或其他村户损失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某人发财并因此得以呼朋唤友，他就有受到攻击的危险（如俗语所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因为在特定社会群体中能获得的财富和资源必定有限的情况下，某人获取的好东西越多，其他人得到的就越少，所以说他的成功也必定是以其他人的失败为代价的。这种看法与平分蛋糕的逻辑相似。一块蛋糕切成八份在八人中平均分配，每人一份。如果有人得了两份，那么其他七人就只能瓜分余下的六份。原先的均衡秩序也就被打破，麻烦也就会找上门来。
福斯特坚信：所谓“有限物品”的意念显示出农民社会中存在着高度的个人主义思想。农民对合作经营缺少意愿，他们通常采取保守主义者的态度来反对和阻挠变革和进步。在宿命论世界观的影响之下，农民更愿意将地下埋藏的宝贝或者彩票抽奖视作向上流动的资源。因为那种资源存在于农民社会之外，属于纯粹的命运大礼（不在“有限物品”的范畴之内），而不是劳动所得。在福斯特看来，与“有限物品意象”相关的人格特征还包括嫉妒、怀疑、被动和消极等等。与此相联的是农民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情愿维持现状的心态，足以使人打消发家致富的念头。
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学界对农民问题（从农民革命战争到农民心态和日常生活）显示出浓厚的研究兴趣，跨学科探讨风气浓厚。这使得福斯特的“有限物品意象”模式与路易斯（Oscar Lewis）的“贫困文化”理论一起成为理解农民社会的捷径。然而，这一模式在多大程度上反应了农民的理性意识？他这个明显的客位视角（etic perspective）到底有多少启发意义？福斯特田野描述中的农民社会或多或少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实际上那个时代的农民社会，早已是华勒斯坦所说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了。
福斯特的“有限物品意象”模式是曾经风靡一时的人类学心理和认知学派的产物。遗憾的是，他试图在民族志文本中描写农民心理肖像的努力，终究还是加深了普通读者对农民这一群体的文化成见和刻板印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福斯特在伯克利加州大学（UC-Berkeley）人类学系的地位显赫，他教授过的包括华琛（James Watson）在内的年轻博士生们不得不带着认知人类学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指南去世界各地进行有关农民心态的田野研究。有意思的是，华琛本人在香港新界田野研究不到一周，就发现心理和认知人类学的研究套路，可能只能使用于墨西哥农民，对于研究香港地区的农民根本没有用。他必须“重新发明”（reinvent）研究方法。一旦放弃了单纯寻找华南农民“心态”（mentality）的意图，华琛很快就从当地人日常生活结构中找到两大田野着眼点，即：国际移民和亲族实践，没有为事先预设的“问题意识”和认识论框架所困扰。
在福斯特长达60多年的人类学生涯里，“有限物品的意象”模式最多不过是使他“15分钟出人头地”（所谓“fifteen minutes of fame”）的瞬间。他在应用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和博物馆人类学领域的开创性贡献，最终使他成为伯克利人类学系的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
复旦人类学 潘天舒 推介
刘斌娟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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