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umbytė, N. (2010). The Soviet Sausage Renaissanc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112(1), 22-37.

先来看一则笑话：

话说有三位先生相约聚会。这三位先生一个名叫共产主义，一个名叫社会主义，一个名叫资本主义。但是，社会主义先生因故迟到了一会儿。

社会主义先生：抱歉，同志们，我刚刚忙着领香肠当晚餐，但是队排得太长了。

资本主义先生：什么是排队？

共产主义先生：什么是香肠？

这个笑话乍一看似乎有些令人摸不着头脑，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关于苏联的类似笑话则比比皆是。实际上，这是一种暗含讽刺意味的冷笑话。不过，笑话也好，讽刺也罢，这个意识形态的锅，为什么是香肠来背？食物与政治是如何被联系起来的？且看人类学者NeringaKlumbyte的《苏联香肠复兴》一文。

“苏联”牌香肠复兴的故事发生在第一个脱离前苏联而独立的国家立陶宛。1991年，立陶宛成功获得独立，走上了向经济市场化转型的道路。像很多后来相继独立的东欧国家一样，后苏联时代的立陶宛也将“苏联时代”看做是一段经济发生倒退、政治受到压迫的历史时期，有关“苏联”的标识被从公共场所全面抹除。有趣的是，从1998年起，立陶宛食品生产公司Samsonas开始生产一系列“苏联”标签的食品并迅速流行开来，尤其是香肠产品，很快成为香肠制造业的领军品牌。之后，其它生产商竞相生产“苏联”牌香肠，以至于最终不得不打官司来结局“苏联牌”的商标之争。

承载着立陶宛人苦难记忆的“苏联”这个符号，为什么在市场上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

人类学研究通常认为消费在民族国家的建构、变迁等广阔的政治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和后社会主义国家却存在例外：在东欧、中国、古巴等一些国家和地区，国家政策的引导，塑造了特定的消费市场，同时这种消费活动又反过来对政治价值、国家认同、意识形态等产生影响。在这个基础上，作者展开了全文的论述。

作者首先讲述了香肠这种食物在苏联时代的起起伏伏——立陶宛在1940年加入苏联，工业化生产的香肠被引入当时的立陶宛地区，苏联政府扶持的食品生产企业不仅标示着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也深深影响了人们的饮食习惯和日常生活。虽然正如本文开头的那个笑话所暗示的一样，在1970-1980年间由于配给制度的缺陷，人民生活物质贫乏，香肠这种肉类制品是一种普通民众几乎无法获取的奢侈品，但半个世纪来，它已经成为立陶宛以及苏联各个地区最常见的食物之一，被人们打上了深刻的“苏联”烙印。光阴流转，苏联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在人们的记忆中，香肠永远是与“苏联”紧紧相联的一个名词。这为后苏联时代“苏联”品牌的复兴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那么，香肠究竟让人们怀念关于苏联的什么呢？ “苏联牌”香肠商标权的持有者Samsonas公司采取的市场推广策略突出“苏联牌”香肠的两个特点：一是作为一种直接由肉类加工而成的制品，是天然、优质的；二是体现了立陶宛的传统生活方式。与多位经历过苏联时代的受访者的对话体现出，他们认为（不一定是事实）与后苏联时代采取的西式生产相比，苏联时代的传统食物更加“天然”。事实上，70年代的苏联由于物质短缺，的确有在肉肠中掺入替代品的现象，但很多受访者都认为苏联时代的香肠中没有掺杂替代成分。如今的“苏联牌”香肠，采用的生产技术和配方也与苏联时代的不尽相同。但作者指出，消费者从“苏联牌”香肠上找回的，是那种“熟悉感”（familiarity），而是否“正宗”（authenticity）则没有那么重要了。

人们怀念“苏联时代”，当然也不只是因为“天然”的食物。后苏联时代，立陶宛加入了欧洲联盟，随之而来的政治、经济变迁也反映在市场活动中。立陶宛不断受到西欧国家的影响，越来越欧洲化，在这个过程中，很多“苏联牌”香肠的消费者，慢慢地将“苏联传统”认同为了“立陶宛传统”；最终，“苏联传统”成为立陶宛人民族自我身份认同的一部分。香肠虽然只是一种食品，却为立陶宛人民创造了一种民族身份感，这也体现了这个前苏联国家在融入当今欧洲的过程中，苏联传统与当代的欧洲化交织的现代性。

香肠广告中的人物动作令人联想起苏维埃时代宣传画的经典POSE

由于人们赋予了“苏联香肠”如此重大的意义，这种食物也就通过市场消费，被带入了资源、权力等的循环往复中，照应着社会的层级和相应的政治想象。Neringa的研究发现，她在立陶宛采访的失业者、靠救济金生活的底层人民，往往认为苏联时代是一段“更好的时光”，虽然物质匮乏，但与当代的囊中羞涩相比，后者更令人感到饥饿和压迫——现代社会商品丰富，但对于贫穷的人群而言，“可望而不可即”带来的相对剥夺感使得他们更怀念曾经的时光。他们在这种情感的驱动下购买、制作、食用“苏联香肠”，表达着自己不满现实生活中的不平等、社会排斥等的政治诉求，而这些正是当代立陶宛社会存在的问题。

1996夏，立陶宛乌田纳市在建城纪念日抬着一根超长的香肠进行节庆游行。

最后，作者总结道，从某种意义上看，立陶宛的香肠复兴，是对后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理想的一种质问。看似不起眼的香肠消费，寄托着人们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极权与民主、东方与西方这些命题的思考与选择。“苏联香肠”也由此创造出社会成员的或敌对或协力、或团结或隔离、或亲密或疏远。那些共同藉由“苏联香肠”怀念旧时美好生活的立陶宛人，是在借食物，将回忆中美好的旧时苏联岁月与现实混淆起来，臆想出一个后社会主义时代的乌托邦。

以上就是对全文的详细梳理。总而言之，在这项研究中，作者Neringa在立陶宛围绕香肠的购买、交换、消费等进行了细致的参与式观察，并对“苏联香肠”的购买者进行了大量访谈，最终结合历史背景和对受访者的话语分析，写下了这篇文章。她通过追溯苏联香肠的前世今生，将食物、市场、消费与政治串连在了一起：市场不仅是理性主导的经济活动场所，更是交织着价值观、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等的政治情感表达场域；食品在市场中被消费，政治情感在消费中被表达，于是食物与政治，就在市场消费这个过程中被联系在一起。法国社会学家Jean Baudrillard认为，消费者的行为“是愿望的隐喻性表达，是通过运用符号的区分来形成社会价值的产物。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对象主体内部个人利益的功能，而是符号主体内部价值交换、传递和分配的机特殊社会功能”，这可能是对这项研究的一个恰如其分的注解。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人类学对市场、消费的研究处处渗透着对文化的关照，体现了文化人类学的独特优势：如果说社会学、经济学等解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那么文化人类学则带来关于人与周围事物之间的互动关系的深刻洞见。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进行市场研究，既能促进对文化独特性的理解，也能充分提供其它市场研究方法无法实现的消费者洞察。

参考文献：

Klumbytė, N. (2010). The Soviet SausageRenaissance. AmericanAnthropologist,112(1),22-37. Retrieved from http://www.jstor.org/stable/20638759

Baudrillard,J. (1999). “Consumer Society.” Pp.33-56 in Consumer Society in Americanhistory: A Reader, ed. Lawrence B. Glickman, Ithaca, N.Y: Cornel UniversityPress.

作者：刘丽鸣  复旦社会学

编辑：张路尧  复旦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