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通过对温州家庭理财投资历史的追踪，分析财富焦虑和金融产业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财富焦虑是在经济发展进入平台期，市场希望通过货币手段、信贷创新来制造流动性、刺激经济持续增长的背景下强化的。它推动越来越多的非专业个人和家庭参与金融产业的实践，形成了全民理财投资的热潮。在这个过程中，金融产业的文化逻辑进入日常生活，改造了普通人的经济理性，重塑他们的金融价值体系和风险利润意识，而这些又成为金融市场进一步拓展的动力。此外，普通人对于市场趋势的判断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国家拜物主义，金融专业权威对市场理性影响力有限。

[关键词]理财投资；财富焦虑；金融化；金融主体化

一、导言

2015年到2016年，中国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与此相伴随的，有关“财富焦虑”和“财富保护仗”的讨论开始在社交媒体、私人聚会中变得无所不在。而在其中，中产阶层是一个被浓墨重彩书写的群体：根据近期媒体的数据和报道,①中国的中产阶层普遍感到“焦虑”，其中经济不安全感是重要的焦虑内容。作为人类学研究者，在面对这一重要社会经济现象时，不能简单追随或者复制媒体的文化印象；而需要更深入地去探究这一社会话语的社会历史情境，及其与行动者具体实践之间的关系、和特定社会群体结合的意义、在社会过程中形成的效果。

大致来说，公共领域对于“财富焦虑”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市场未来的高度不确定性；第二，社会保障的缺乏；第三，阶层向下流动的恐惧或向上流动的欲望。从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来看，“财富焦虑”和资源匮乏、社会阶层的不稳定联系在一起，但是根据社会学者朱迪提供的数据分析，2000年以来，金砖各国中产阶层的规模都有所增加，中国的发展尤为显著。(P.54)要理解中国当下的中产“财富焦虑”，从“财富”的客观经济现实出发来分析还是不充分的。焦虑并不是一个客观生存状况的镜像，它是一种主观体认，和人们所身处的文化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当下中产财富焦虑的叙述很大程度上指向未来，我们需要理解人们如何构建出对未来的消极预期。

人类学对于“焦虑”最经典的讨论之一来自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他认为焦虑的确和人们对于外在世界的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但是特定的认知或实践手段（比如“魔法”和科学知识）可以引导不确定性；所以焦虑持续性的存在——答案不能仅仅绑定在“不确定性”上，而需要追问为什么缓解“焦虑”的手段是缺席的？马林诺夫斯基之后，人类学者理查德·费尔逊（Richard Felson）和乔治·格梅齐（George Gmelch）在马林诺夫斯基框架下设计行为研究，发现使用魔法手段的确能够降低人们的焦虑——尽管当事人未必就确信魔法可以带来某种必然的效果。(P.587-589)不过，和马林诺夫斯基的结论有所差异的是，他们发现不确定性和焦虑是负相关的：比如赌博，虽然结果非常不确定，但是并不会触发人们强烈的焦虑情绪。所以，市场的不确定性可能是引发焦虑的一个前置情境，但是却需要更深入地去理解它是如何维持的。马林诺夫斯基对于焦虑的分析路径受到了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的挑战，在后者看来，焦虑是某些社会文化机制的结果，而不是起因。他们之间的争议使得“焦虑”的主题一度受到重视，而其后的学者逐渐认识到二人的观点并不是互斥的，并尝试通过呈现焦虑和社会机制之间的互动过程，以综合二人的观点，比如乔治·霍曼斯（George Homans）的研究。(P.170-172)虽然人类学界关于“焦虑”的经典讨论距今甚远，但是这些视角对于我们理解当下的“财富焦虑”仍然具有启示意义。财富焦虑是与特定社会经济现实联系的一种文化建构，我们要在一个社会历史的进程中去理解“财富焦虑”的意义。

不同于国内舆论主要从阶层、经济不安全等方面去表达和解读“财富焦虑”，国外学界对于财富焦虑的切入点，是和金融化的历史背景联系在一起的。金融化强调“金融行动者、金融市场、金融实践、金融尺度、金融叙述模式在社会中不断强化的主导性，从而引起不同层次社会单元（包括经济体、公司、国家和家庭）的结构性转型”。(P.2)金融化下进程中不断丰富的信贷渠道，为身份焦虑、渴望上升的中产阶级提供了一条“发展”路径；②但是与此同时，中产在信贷和债务方面日益加深的参与，也使得他们的生存状态受制于金融市场的起伏，经济不安全感和焦虑被持续地生产出来。③学者们不仅关注个体财富焦虑如何在金融工业中被生产出来，也关注这种焦虑如何反过来推动金融化的进程④这里面最有争议的是，有些学者认为金融产业通过构造“财富焦虑”使得金融理性逻辑逐渐殖民日常生活，驯化人们的头脑——在他们看来，这种金融主体化的过程成为了金融化进程的微观基础。⑤然而，也有学者的研究并不支持这样的“金融主体化”预设：比如林那·佩兰迪尼—斯满依（Lena Pellandini-Simanyi）等人对匈牙利房贷客户进行访谈后，认为金融逻辑并没有成功改造日常生活的主体性，住房信贷的商业思维是在既存的社会关系、时间结构和生活理性中得以解释和消化的；不过最后他们也承认金融思维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有不同的表现。(P.744-759)这些最新的研究和分析路径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当下的财富焦虑具有重要启示：我们的关注点不应只停留于论述个人和群体的困境怎样受到社会经济环境的“左右”；在这背后，我们还要继续追问这种影响的路径、机制和层次；同时也需要重视个体经济实践对于新经济的辩证意义：前者是促成了后者的再生产，还是在更广泛的日常生活中驯服（domesticate）出新的金融思维？

2009年，笔者便开始在浙江沿海温州地区开展博士论文的田野研究。彼时的温州已经充斥着如今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的“财富焦虑”话语，与之相伴的是温州家庭的全民理财行为。2011年，温州发生金融风波，为数众多的把民间借贷视为理财方式的家庭受到波及，但是社会舆论把这种非正式市场的失利归结为缺乏监管，以及受害者的贪婪与无知。本文希望给予普通家庭的经济行为以更大关注，在特定的经济历史背景下理解在地行动者的经济文化逻辑，在此基础上分析财富焦虑以及它与发展中的金融产业的辩证关系。以温州作为案例来讨论中国当下的财富焦虑有其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原因在于温州的市场经济活跃，当地普通家庭较早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因而也较早面对家庭财富的保值和增值问题（这一问题如今已经演变成全国性的财富焦虑）；温州的案例可以为我们理解当下全国范围内的财富焦虑提供更长线和微观的数据。当然，温州经济中的较突出的草根和非正式因素，也使得当地金融产业的发展有自己的特殊性。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2013~2016年在温州开展的田野调研，其中既包括正式的约访，也有在民间借贷机构和银行所开展的参与观察和随访。正式的约访在选取样本上考虑了家庭资产、职业和代际的差别，目前共完成48个家庭的数据整理。银行和民间借贷机构的参与观察和随访为理解金融工程的技术手段和意识形态教育提供了重要数据。

二、“稳”与“动”：财富焦虑

在社会讨论中，财富焦虑往往和阶层地位的焦虑联系在一起。虽然我们有一些客观经济指标来定位社会阶层，但是最近的研究也表明中国社会存在着“主观阶层认同普遍偏下的现象”。(P.58)在访谈中，笔者也发现大众对于阶层的感知相对比较模糊，比如他们会用“小康”、“普通”、“马马虎虎”等无阶层指涉的词来形容自己家庭的经济地位。而他们也不是在阶层的坐标中讨论自己对未来经济处境的担忧。大部分家庭都表明他们期待过一种安稳”、“稳定”的“平常日子。他们所预设的“稳定”和“安稳”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指涉阶层位置的稳定,当然，这不是说他们没有攀比，但是攀比是一个常态的存在，并不足以解释当下“财富焦虑”的强化。

很多家庭在直陈现在的处境时，都表明自己期待的“稳定”状态受到威胁、或者说“安稳”的生活不能实现。那么什么是他们心目中的“稳定”和“安稳”呢？对于20~30代际的温州年轻人来说，他们谈论“稳定”的生活期待是和父辈的“动荡”形成对比的。在大多数人的归因中，父辈因为特殊年代的政治运动和贫困，人生多周折；同时也正是因为父辈经历了不安和动荡的“苦”，所以他们对下一代的爱护是希望他们过上安稳的生活。对于年轻一代来说，有父辈为他们积累的物质基础（大多数父辈都为下一代准备了一定的生活基础，比如房子、受教育的机会等等），有知足的心态（他们大多数人认为有打拼精神的人都留在了一、二线城市），有可以连续性生产的资本（比如进入事业单位或者当公务员、有良好的学历、在家乡有一定的人脉），他们原本认为“稳定”和“安稳”的生活是可以期待的。现在社会舆论热衷讨论“中产”的财富焦虑也有部分源于这样的逻辑：中产在心态（相比于社会上层，他们不具有企业家人格，更多是守成求稳心态）和经济基础（相比于底层积极，他们有家庭积累基础和个人的专业能力）方面，都具备导向“稳定”生活的前提条件。但是这种文化逻辑的确定性现在却被动摇了。很大程度上，大家并不是简单因为客观经济条件的困境而感到焦虑。比如我访谈的7位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生的年轻夫妻家庭中，有4位接受过高等教育、进入了“体制内”工作（公务员、医生和教师），有3位分别是中专、高中专或者民办大专毕业，在公司、工厂上班或者自己经营服装店；前一个类别中的个体要比后一个类别中的个体更多地表达不安全感。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进入体制内工作的个体，强调自己寻求稳定感，重视长线积累。然而，这样的信念现在正在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Y小姐大学毕业以后就在一所乡村小学教书，在我访谈她的时候，她正面临选择的焦虑：是继续以收入换取稳定，在乡村公立学校工作下去；还是去应聘温州市区刚成立的私立学校，在那里，她的收入增幅相当可观。她说，在她妈妈那一辈，无论是从职业稳定性、还是从长线福利待遇来说，进入公立学校工作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但是到她这里，这种确信动摇了。“体制内工作”的可靠性正在受到挑战：Y小姐看到公立学校用福利保障来补偿即时低收入的机制可能会消失；公务员G小姐已经连续两年没有收到年终奖……

实际上很多求稳的家庭，从实际的经济活动来说，应该属于“积极发展型”。比如1979年出生的Z小姐，父亲是乡镇企业主，父亲对她和兄长的期待就是让他们脱离农家出身。专科毕业以后，得赖于父辈的安排，她去了政府的“清水衙门”有了事业编制。工作以后，她开始用自己的积蓄和父辈赠与的财产从事多种投资活动，比如在不同的城市买房、参与银行的理财项目、购买农村信用社的股份、民间借贷。她属于较早意识到“银行存款会贬值”的那群人。但是，她却感到未来的经济安全越来越难以维持。首先，她发现原来可被视为稳定价值之物的不动产或股权投资都有贬值的风险：“银行都有可能破产了”；房地产虽然有利润，但是也不是稳健——这和你进入市场的节点很有关系；而且小城市的房价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城市规划中心的变化。其次，她的生活开支在不断增加，但是她的“清水”工资却没有跟上。她家的消费模式没有变化（她认为自己和丈夫都是“实在人”，不追求炫耀消费），但是物价和人工都在增加。例如，作为双职工，他们家庭一直有一位保姆阿姨来帮忙照顾小孩，数年过去，保姆阿姨的劳务费已经从占Z小姐个人工资收入的1/3涨到她工资的3/4；更不要提最近几年，她家在孩子教育方面的支出不可控制地增加。“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培养孩子……现在这么竞争激烈，大家要学这学那，还有培训班……我们也只能跟上”。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是，在过去，她虽然有各种投资的收益，但是这在她的概念里是非常规的额外收入；但是现在，原来作为“锦上添花”的投资收益变成家庭收入的必须部分，特别是最近几年，投资收益也有大幅波动。原来大家在“常规收入”和“额外理财收入”的分类框架中建立稳定生活和“发展”（依托于市场）的合适配比；现在这种配比正在发生改变、甚至边界逐步瓦解。

当然也有一些期待在市场中感受“生命力”的年轻人，但是当他们真正深入市场的时候，往往有“黄金年代不再”的无力感。小C是一位大学毕业回乡创业的90后年轻人，幼年的他曾随在外经商的父母感受过市场的“大好时光”。他说，“以前小时候在天津，随父母卖鞋，有商品到，马上被抢光的”。他不满足于像其他回乡年轻人那样“得过且过”，拒绝了父亲对于他考公务员的建议，也没有加入家族企业，而是和自己的朋友合作经营淘宝网店。我拜访他的时候，他正在准备结束试验一年的网店，他的合伙人已经退出，准备考公务员。“淘宝整体已经没有（创业）这个环境了……我们进入太晚，要做起来信用很难；做天猫，营业额可以做起来，但是广告费太贵，流量都被控制着”。他又告诉我，在现在的情况下，更“稳妥”的创业方式可能是走“实体店”，从小规模手工订制入手。他平时关注财经类书籍，也和年轻人创业社群保持密切交流，这种小规模手工订制的理念就是在这些商业讨论中明确的。但是一年半以后，我碰到小C的妻子，她告诉我小C在几个月的挣扎以后，最终回到了父亲的企业上班，走上了他原来不甘愿面对的“稳定”生活。“手工订制做的人也很多，市场小……”；他为了创业到了广州，和妻子两地分居；当他的孩子出生以后，家中长辈认为他的创业计划困难重重，没有一个确定的未来，而他已经娶妻生子，需要安定。90后企业家二代小K和小C一样渴望独立家族企业进行发展；和小C不一样的是，他在最开始选择了一条比较“稳妥”的路径：加盟已经成熟的黄金连锁店，因为黄金的市场需求比较稳定、投资比较大，所以同业竞争小；当然，这在他来说，只是小试牛刀，虽然顺利但是利润微薄。他非常遗憾两年前错过了一次投资时机：那时某一快递公司的地方网点经营权要出售，因为投资额度大，他对行业又不熟悉，所以小K放弃了这次投资良机，他后来认为这个行业是一个稳妥且高回报的行业。“如果是现在的心态，我不会那么保守”。小K现在转到互联网金融公司工作，他认为这样可以培养他的投资眼光。小C和小K这样的年轻人，内化了市场价值观（要有“进取心”）；小C因循父辈经验（贸易和实业），却发现要面对更高门槛的市场准入和有限的市场空间时，创业困难重重；小K利用家庭资本优势，偏于投资，虽然有所“发展”，但是在投资圈浸渍越深，他对货币贬值、财富保值的紧张和紧迫性又不断被激活，带来了另一层次的焦虑。

无论是栖身于体制内“求稳”的家庭、还是期待在市场中拼搏发展的年轻代际，他们都要面对货币价值的“驱动”，这也是最近几年日益白热化的“财富焦虑”的主线背景。在“通货膨胀”的社会共识下，各种处境的家庭和个人又被集结在“发展至上”的历史进程中。这是一种具有高度正当性的市场意识形态。温州在改革开放初期，得益于“早发”优势，大多数家庭都完成了一定的财富积累，这本为社会休养生息和多元化发展提供可能性。但是，市场逻辑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前进就有危机：20世纪90年代初温州舆论界就已经在讨论“二次创业”的问题。当然，也有年轻代际被市场发展意识形态所动员，摩拳擦掌准备一试身手。不过，他们面对的是和父辈相比更为狭窄的市场空间和更高的准入门槛。现在的“平台期”格局已经不可能像20世纪80年代初市场发展初期一样，给“全民”以市场化发展的机会。与此同时，社会政治安定、物质丰裕、生活模式也渐趋稳定，这从某种意义上也使得生活规范化加强，这和强调冒险、求变、永不知足的市场创业精神之间有很大的张力，这也是新一代年轻人面临的新困境。这里并不是说否定“发展”的意义，但是我们往往在发展中陷入了市场的“自在”逻辑中；发展的目标不是为了“再发展”，而是为了社会成员有幸福感和满足感，是为人性的多元化创造空间。“中产财富焦虑”的话语，也许是一种针对发展意识形态的“弱者武器”：中产通常是最被期待拥有稳定性的阶层，但是他们却面临着不稳定、不安全感，因此我们的前进是不是失去了发展的本意?

三、“全民理财”：财富焦虑与金融产业的发展

2009年我在温州做调研的时候，有关通货膨胀的想象和财富贬值的忧虑，在不同社会人群中被讨论。在温州，一般年轻人和原生家庭分离、自己组建家庭以后，都会开始注意储蓄、并有一定的理财行为，所以家庭理财投资并不是一个新出现的经济实践。但是理财投资的意义和实践，在最近几年发生了重大变化。

以前的家庭理财主要内容是储蓄，大家关注更多的是如何实现收入开源和有节制的家庭消费。早期的家庭理财形式也比较单一，比如银行定期存款、国债，或者购买不动产，当时买房买铺主要还是为了“收租”或者家庭使用。有一些家庭有购买股票和基金的行为，但是有很大的“试水”性质，家庭财产投入金融产业的只是小比例。小学老师M小姐的丈夫是公务员，成家之前，被证券公司的朋友建议，购买了一支“成长基金”，“就乱放吧，放在里面两年，都没有看它……有段时间一看，还赔了，就当自己花掉了……我们结婚的时候，要用钱，就想着把它拿出来，结果一看，已经上涨了，涨了九百块。当时是想着赶紧卖掉，以前几年都是赔的……”。大家对理财行为的期待也多是“买个股票玩玩”。这些金融“外行”的家庭，很多时候只是在显而易见的“大势”前面，“入市”尝试一把。“（2008年）没几个月，有些人2万变成4万了，就看到股市这个大好形势，有钱都把它‘塞’在股市里”（M小姐）。当然有炒股、炒房、炒期货、或者从事高利息借贷的群体，但是大多限于特定的商业圈子，而且是专职人员，普通的工薪家庭较少长期参与。“股票我是不碰的，不懂……”从事规划设计的70后M先生强调；而80后的私企雇员C小姐则谈到：“年末我们会借钱给人周转一下，但也是熟人，不熟不了解情况的我们也不会借，风险担得太大……后来有一个水电站（的项目），我很好的同学在里面，说给机会大家投一点……我们都觉得它比较稳妥，就投了点，也不多”Y女士做保险经纪，她说以前“单位工作”的人是不会对商业医疗保险感兴趣的，她也很少向这些人介绍商业保险，“这些人以后是有保障的”。

但是大概2008年和2009年左右，普通家庭开始对“货币超发”、“通货膨胀”的概念敏感起来。前面提及的Z小姐是较早从事多样化理财投资的温州年轻人。她父亲是乡镇企业家，很早她就意识到把钱放在银行收益低；工作以后，她有一些投资行为，没有把钱存在银行。但是她也提到，如果不是她周围有一些“搭便车”的机会（比如她的阿姨是炒房团的一员，所以她跟着在外地买了几套房——当时还被她父亲认为是“有风险”的投资），她也不会刻意去寻找投资理财渠道。但是，她后来感受到了一种必须“理财投资”的压力：“我算比较有经济头脑的，以前只知道钱放在银行不合算，如果有机会就跟上……（后来）大家开始说，钱不能放在银行，钱在银行里就赔钱了……”。也就是那段时间以后，大家开始受到很多新型的金融运作方式的“启蒙”，比如在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之间套利。90后小学教务主任Z先生，虽然参加工作没几年，而且还没有成家，但是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理财投资经验，但是他不把自己的经济实践叫做“投资”，他觉得充其量就是“抗通胀”。他自认是“稳健型”，也没有“发财梦”；现在“货币贬值速度很大”，而且事业单位、公务员的工资增长幅度小，必须另外寻求“财产性收入”，才能在通货膨胀的市场环境下，维持差不多的生活水平。

在访谈中，我向大家询问他们是如何感受通货膨胀和货币超发的；不同的人提供了不同的猜测，但是基本上都认为市场的通货膨胀率维持在10%以上，这和官方公布的口径相差甚远。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在某种意义上，这不是一个事实层面可以进行探讨的话题；大多数人的预判背后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政府的发钞权并没有程序可以节制，而最近几年政府“救市”的大投资背后都有印钞的支持——在这样的前提下，大家抓住自己生活中的某些现象，形成了自己对市场的判断。我曾经就通货膨胀水平请教专业财经人士X先生，他认为10%以上的估计是没有合理数据支持的；他经营的私募基金有大量温州客户，因为有这种对于“通胀”的普遍想象，有些客户觉得他们基金的投资回报率有限——虽然实际上他们的业绩在全国私募排名中是靠前的。

金融扫盲（financial literacy）对于推进金融产业深入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当然，它本身也是金融产业发展的产物。它向普通家庭和个人普及生存压力：比如广为流传的“你不理财，财不理你”这种宣传口号直观地把金融之于财富的意义提升到核心位置，绑架社会成员必须参与金融产业。金融教育常常通过金融从业人员在非正式关系圈或者在社交媒体上进行普及，这样的情境隐没了直接的商业往来，往往更有说服力。这些科普知识强调市场参与的紧迫感。他们会告诉你现在建立安全感的“社会保障体系”是靠不住的，你想依赖“体制内职业”获得安定感也是一种幻觉，因为改革在不断推进；他们苦口婆心劝你“保卫自己的财富”，因为货币超发，钱在贬值，如果你的钱“躺”在银行中，这是你将自己推向了未来的财务困境；他们也会冷酷地告诉你金融会加剧分化，抢占先机才能事半功倍……金融扫盲塑造了金融主导地位的必然性和自然性，也重申了新自由主义的个体责任。就如拉德克利夫—布朗所看到的，焦虑也是在社会过程中被引导出来的。而财富焦虑又为金融化在市场中的推进提供了动力。

四、中国式金融主体化：断裂与连续性

金融化的深刻内容是塑造了适宜于金融产业推进的心灵。对于金融主体化，就如前文所讨论的，有的学者认为金融思维侵蚀了日常生活，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日常生活的理性驯化了金融思维。就温州的案例而言，如果放在一个长线的家庭经济历史中去看待金融产业发展对于普通人的影响，访谈者还是提出了很多“观念的转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金融的意义和地位发生改变。

38岁的B先生大学毕业以后，在杭州计算机公司工作一段时间，2005年回乡发展。回到温州以后，B先生一直没有“上班”，对他来说，去公司上班赚“工资”不如自己在家里从事期货买卖。这种职业选择让他在最初阶段承受了很多压力：他周围的亲朋好友，觉得他大学毕业没有发挥专业所长干“正事”，而他所从事的期货买卖在行外人看来也是投机性很强的。很长一段时间，他基本上使用自己的资金做期货买卖。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逆转，他周边的亲朋好友都开始拿积蓄出来请他代理运作。他自己也感受到以往没有“正经职业”的污名开始消退：“以前大家看你怪怪的，现在也理解了你的工作……以前有个阿姨，觉得我这样不上班，也没有单位的那些待遇，以后老了没保障……现在，她自己都说，赚到钱就是保障”。已经退休的保险经济Y女士发现那些“在单位上班的人”开始打听、购买他们公司商业医疗保险，感慨自己没有赶上好时候。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找体制外的“保险”，另一方面，普通非专业人士在金融产业领域走得越来越深入，理财投资策略也变得相当激进。大家的常规理财策略也从银行的定期存款、国债；发展到购买稳健型的货币基金；到现在开始使用app，把储蓄投到互联网金融理财平台上。

当然，也有人在这个过程中呈现了很多矛盾的特点。70后的M先生是规划设计师，收入较高，有不错的积蓄，他会把“闲钱”投向不动产，在不同的地方买房子收租，在他眼中，这些不动产是实在的、是稳妥的“投资”。而“股票这种东西最好不要碰……有个朋友专门炒股，人基本上炒废掉了……”。他认为人在股市中会膨胀，“100万炒到200万，你会想到放进去300万；很难有人做得到，做到什么程度就停掉”。从他的表述中，我们可以感受他对股票市场是有自己的一套价值判断的；但是实际上，他还是把自己家庭积蓄的十分之一交给了那个“专职炒股”的朋友，因为有一定的比例分配，他认为“亏了赚了我都不在乎，我把风险控制住了”。60后的P先生现在是一家私企的总经理，他把家庭积蓄的大部分都用于购买他所在企业的股份，这对他来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收益。前一阵，他面临两个投资选择——购买别人出售的公司股份，或者把钱放到朋友那边做期货，他选择了后者。他解释说，这是一种分散风险的投资意识，即“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虽然他参与企业的经营，对公司的稳定利润比较有信心，但是证券公司工作的朋友告诉他，家庭积蓄需要有不同的投资组合，他已经有了比较稳妥的长期股份投资，可以做一些比较“激进”的理财。可以看出来，人们心目中对于金融产业的定位发生了重要改变，家庭金融参与的边界也在不断拓展。此外，金融产业的思维方式也在深化对普通人经济理性的影响。

（2）信贷和债务观念的转变

普通家庭的债务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我访谈的50后、60后温州普通家庭，2000年以前购置第一套房产普遍使用了民间借贷（成立互助会或者亲友之间的周转）。债务对于他们来说，是在储蓄有限的前提下，面对购房这样大额开支，不得以而为之的经济实践，受访者普遍表达了当初“背债”的压力，以及偿付债务以后的轻松。2000年以后，住房消费贷款在市场中推广，不过大多数有经济能力的家庭，还是会选择全额支付房款，“虽然银行有贷款，但是要吃利息，不是给银行打工吗？”Y女士的这种想法是当时相当普遍的社会观念。最初大家会认为，经济能力有限的家庭才会在购房中使用住房贷款。不过，这个观念到了2000年之后就被更新过来，大家开始认识到：相比于房子价值的增值，房贷利息会在长期的贷款期限中被稀释掉。这种观念深入以后，一些温州家庭使用住房信贷比较激进，月供占自己家庭稳定月收入的比例提高，甚至高出月收入。与之相伴随的则是温州房地产价格的激进，房价短期内快速增长。此时，大部分家庭和个人还主要是在大额开支中使用信贷或者举债。

但是这种观念在2008~2009年发生了很大转变，大家开始把“信贷”看成是一种能力和资源：“穷人都是用存款，富人怎么都要贷款一下”（Z先生）。私营企业主L先生2008年的时候，经由银行贷款专员的撮合，和另外两位陌生的企业主结成了“联保”的形式，这样可以从银行那边贷到更多的款项。他欣然同意，虽然当时他的商业运营并不需要这么多款项；但是能从“银行贷到款”这是在他看来是一个需要把握的“良机”：“以前从银行贷款多难，谁如果能从银行拿到贷款就是本事”。不只企业家、商人认为“获得贷款是机遇”，一些温州普通家庭也认为用银行贷款去从事民间借贷是一个难得的套利机会。公务员Z小姐、教师M小姐、Z先生、设计师M先生以及金融中介小K都曾经把自己的房子拿到银行做抵押，打通环节申请贷款，然后把贷款放到相熟的企业赚取利差。虽然对于这种金融行为的评价不一，操作中也有灰色地带，但是在2008年~2009年货币宽松政策的时候，的确成为一个比较普遍的实践。最近两年，温州住房价格的恢复和上扬，又使得住房贷款活跃起来；民间的讨论方式正是把使用住房信贷视为一种“自我赋权”（self-empowered）；这种意识是和所谓的“货币超发、财富被洗劫”的话语相联系的，就像Z先生强调的，“住房贷款是用银行的钱帮助你抵制通货膨胀”。

（3）抵押、信用与流动性

为了调动流动性，金融产业推进各种创新，比如推出抵押物的“创新”——转化土地、农房、农地承包权等资源成为信贷抵押品。同时，它也整合不同的资本成为信用基础，比如推出针对白领（主要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员工）的无抵押一年期贷款。如此，大家的身份、职业也被转化为了信贷体系的信用，于是这些“赚死工资的人”也有了信用“增收”的机会。然而，信用和各种抵押物的“盘活”虽拓展了市场流动性，使参与者分享流动性带来的利润，却忘记了流动性的风险。Z先生现在每年都使用银行针对“白领”推出的信用贷款，并且也动员周围的同事一定要申请。他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我问他拿到这些贷款有什么用途？他和我说，市场总有对闲散资金的需求，这不是他考虑的重点。我问他，为什么市场上的资金需求方不能直接到银行去贷款。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对方不具备他所拥有的被金融体系认可的信用度，而信用度则是他的“无形资本”，他要好好利用，使之变现。这种把金融市场的信用视为资本，要在流动中变现的思路只看到了“分享金融利润”，却无视“风险共担”的另一面。M先生的朋友曾拥有一家信用评级很好的企业，这家企业本身并无额外的资金需求，但是2009年他被周围的朋友动员——一定要激活他的企业信用，盘活银行资金。于是，这位朋友的实业就成了融资平台，从银行贷款以后投入到一些需要用钱的项目中。但是最终随着银根缩紧，这些资金难以回笼，这家企业最后承担了流动性的风险。M先生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认为这位朋友缺乏“常识”，如果市场上的资金需求都是“合理的”，为什么银行不直接贷款——但是他也承认，这种操作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从事民间借贷中介的J先生是这样解释差别的：因为银行体制的“僵化”，所以资金会有在非正式银行体系的流通价值。也许正是这样的信念，使得大家积极参与金融创新，为资金流通提供了新的渠道，但是，他们往往忘了银行也可以借用他们来分化风险。

综上所述，金融产业的发展推进了金融思维对于市场文化的塑造，也在某种程度上改造普通人的经济理性，重塑他们的金融价值体系和风险利润意识，这又成为金融市场进一步拓展的动力。学者们也在全球其他地方的研究中发现了类似的金融主体化现象，不过他们也发现“金融危机”会打断这一主体化进程。比如美国2008年的次贷危机改变了人们对于“信贷”的看法。(P.483-505)温州2011年发生了地区性的民间金融危机，2014年底温州下属的洞头岛又发生“倒会”风波，这些危机会不会重塑大家的市场理性？

2014年底温州洞头岛“倒会”风波的时候我正好在现场。有人说，“倒会”的一些会头都是文盲或低学历的人，而被波及的人中有高学历、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当地人笑称：“公务员拿钱给没毕业的人”。为什么高学历的人会被“忽悠”？据2007年的统计，中国市场上85%以上的投资者所从事的行业都与金融业无关，这个由很多“行外人”组成的市场，如何形成专业权威？上文提及的金融专家X人士说他在和温州客户接触的时候，发现他们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并不完全相信专家的数据和看法，比如他们对于通货膨胀过高的揣测。专家和普通理财者最大的分歧是他们对于“国家能力”的判断。在专家看来，国家对市场也不具有完全的掌控能力，国家对于市场的影响也受制于一些客观经济规律；但是在很多普通理财者心目中，国家具有全盘左右市场的能力，而国家的意志具有不确定性，所以市场本身也是“非理性”和不确定的。大家对于“危机”的解读，与其说，吃到了“缺乏专业性“的苦头，不如说他们领略了政策的波动——风险和收益也不是绝对的，取决于国家政策的取向，这是金融主体化在中国表现非常特殊的一面。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其实是国家拜物主义（state fetishism）的一个变体。在这个过程中，危机对于市场理性的纠正作用并不是特别有效。就如M先生所总结的，理财投资的人在中国更重要的是要看清楚“大势”和“跟着风向走”，在这个过程中，细致的技术性分析反而是次要的。他自己笑称，作为和房地产有关的规划师，他在房产投资上的“眼光”远不如一些外行人。

五、结论与讨论

中国当下对于财富焦虑的热议主要落脚在对阶层处境和阶层流动（特别是中产）的分析上，但是社会还没有形成明确的阶层区隔，故而把财富焦虑解释为阶层焦虑，切割了它的丰富意义和复杂过程。本文主张把财富焦虑置于更长线的历史中去理解，关注特定市场格局、意识形态和财富焦虑的辩证关系。温州案例作为一种市场早发形态,向我们展示了财富焦虑和金融产业的相互生产，在此过程中，市场和日常生活的金融化逐步推进。

在财富焦虑的背后，另一个更为需要探讨的议题是：我们的社会如何面对发展和稳定的不同需求？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经济高增速以后，社会具备了“休养生息”的物质基础，“稳定和安全”的诉求也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此外，发展本身也要面对平台期或经济周期。但是，市场意识形态仍然刺激大家不断“进取”，通过货币手段、信贷创新、社保改革，社会的不同领域被整合到一种“不进则退”的焦虑中。然而，这种生存焦虑未必如预期地推动物质生产的发展。金融手段对社会的刺激，最终可能被回应以金融手段。财富焦虑推进“全民理财”，拓展了金融产业。不过，金融自有其利润逻辑：货币并非流通到物的生产领域才能产生利润，货币本身的流动性就带来利润——这种刺激最后可能加速的只是货币在金融市场内的流动，而经济依然呈现一种内卷的态势。（感谢丁骋骋、张翔、向静林、张树沁等伙伴在调研过程中的合作，文章的思考也得益于和邵京、张小军、Joseph Bosco等几位师长和同事Horacio Ortiz的讨论。在此一并感谢，文责自负。）

注释：

①如“智联招聘”2017年4月发布的《新锐中产：清晰与迷茫的矛盾体》，便提到有95%的受访中产都会经常或者偶尔焦虑（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E1NDQwMA==&mid=505863120&idx=1&sn=1976f1d8c50e99437f3b 8763ce97f93d &chksm=3cedb c5f0b9a354 901969398fbcb338856f79f5a2e72d0 --654b6ed66d193bddbf9418ffc713ff&mpshare=1&scene=1&srcid=0531J5RUL8GCZIXE64he4Rz3#rd）；《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2016年7月19日的报道）认为中国中产基层的富裕并没有带来安全感，对财产的担忧也是他们他们不安全感的内容之一（http://www.economist.com/news/leaders/21701760-communist-party-tied-its-fortunes-mass-affluence-may-now-threaten-its-survival-225m）。

②如见Felipe Gonzalez, Micro-Foundations of Financialization: Status Anxiety and the Market for consumer Credit in Chile, published by IMPRS-SPCE, 2015.

③如见Deborah James. “Money-Go-Round: Personal Economies of Wealth, Aspiration and Indebtedness”. Africa, 2012, 82(1): 20-40; Val Colic-Peisker & Guy Johnson, “Security and Anxiety of Homeownership: Perceptions of Middle-Class Australian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their Housing Careers.”Journal of Housing, Theory and Society  2010. 27(4): 351-371; Rachel E. Dwyer, Lisa A. Neilson, Michael Nau and Randy Hoson. “Mortgage Worries: Young adults and the US Housing Crisis”. Socio-Economic Review, 2016 14(3): pp. 483-505.

④如见Paul Langley. “Uncertain Subjects of Anglo-American Financialization”. Cultural Critique, 65, Fall 2007, pp. 67-91; Simon Orpana, Randy Martin, “What’s in it for Us? Rethink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Rethinking Marxism, 2010, 22:2, pp: 187-194; Serdar M. Degirmensicoglu, Carl Walker.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Dimensions of Personal Debt and the Debt Industry,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aul Huebener, Susie O'Brien, et.al., “The Temporality of Financialization and Scenario Planning in Looper.” In Time, Globalization and Human Experience: Interdisciplinary Exploration, Routledge, 2017.

⑤如见Mark Kear. “Governing Homo Subprimicus: Beyond Financial Citizenship, Exclusion, and Rights”. Antipode, 2013, 45(4): pp. 926-946; Bohyeong Kim, Think rich, “Feel Hurt: the Critique of Capitalism and the Production of Affect in the Making of Financial Subjects in South Korea”. Cultural Studies, 2016, pp. 1-2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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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培林，朱迪.努力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基于2006-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5(1).

[9]Rachel E. Dwyer, Lisa A. Neilson, Michael Nau and Randy Hoson. “Mortgage Worries: Young adults and the US Housing Crisis”. Socio-Economic Review, 2016 14(3): pp. 483-505

[10]廖理,张金宝.城市家庭的经济条件、理财意识和投资借贷行为——来自全国24个城市的消费金融调查[J].经济研究,2011(增1).

[11]Michael Taussig. “Maleficium: State Fetishism.”[A]// Emily Apter and William Pietz, eds., Fetishism as Cultural Discourse[C].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217-247.

【注】本文转自：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